英法公使尚落在联军后面，在他们到达之前，何伯一面派炮艇越过拦江沙，鸣枪放炮，进行军事威慑，一面派了一个翻译，乘小舢板到大沽去察看动静。

翻译到了大沽后，却没有看到一门炮和一个兵，远远望去，炮台上甚至连个旗帜都没有，好不容易才找到两个接待的人，自我介绍是本地团练。

大沽守军呢？“团练”一摊手：“哪里还有什么守军，大沽就剩我们团练在维持了。”

翻译以命令的口气对“团练”说：“三天之内，必须将海河内的拦河设施全部撤掉，以便载运公使的炮艇从此通过。”

“团练”可怜巴巴地回答说，他们不过是负责看个门报个信而已，没有任何权限，撤除拦河设施的事，须报请天津官府才能答复。

翻译耸耸肩，便掉转身回军舰汇报去了。何伯听到后心花怒放，他早就预计到大沽炮台已在战争中被彻底摧毁，果不其然，到如今都没能恢复，那还怕什么？

他当然想错了。这些所谓的“团练”其实就是大沽守军，他们按照僧格林沁的吩咐，特地化了装，目的就是施疑兵之计，以麻痹何伯。

还在对第一次大沽口之战进行总结时，僧格林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失败原因是出手太慢，正式交战时联军已经扑到面前，脸对着脸了，他的枪还会打不中你的咽喉吗？

可这并不是说联军一露面就要开炮，关键在于一个尺度。僧格林沁的意思是，假使只有一两艘英舰停在大沽口外，大沽守军决不能轻举妄动，此时只需由天津官府出面与英方接洽商谈，但若有三五艘以上蜂拥而至，就得留心了。

僧格林沁为此专门画了一条线，即以拦江沙内的鸡心滩为界。联军舰艇一过鸡心滩，就进入了海河设障区，则入侵之势已成，那守军便可以随时随地予以重击，而不必再等什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了。

英法联军到达大沽口外后，何伯已派九艘浅水炮艇直接进入鸡心滩，拦江沙外的大型军舰同样虎视眈眈。虽然联军尚未越界，但僧格林沁已时刻做好开战准备。

翻译上岸所见，恰恰是僧格林沁备战的一部分。他已把炮台的旗帜全部收了起来，各门火炮均用炮帘遮挡，官兵躲在军营里，连脑袋都不许探出炮台营墙。这是白天，晚上则取消更鼓，给外界造成炮台守军早已撤离一空的印象。

与此同时，僧格林沁派出暗哨四处瞭望，对海上的英法联军进行严密监视，对方的一举一动皆在他的监视范围之内，“团练”便是针对何伯量身定做的设计。

当初僧格林沁和林凤祥、李开芳斗智斗勇，种种诈术使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程度，那真是你骗我，我骗你，如今用来骗骗洋鬼子，亦不过小菜一碟。

僧格林沁积极备战，却并不主动寻战，因为这件事太重大了，而且鉴于双方实力上的悬殊，一旦交火，最后胜负如何，他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一番思忖之后，僧格林沁当天奏请咸丰，提出让外国公使转道北塘，由陆路进京，这样可以不破坏海河上的拦河设施，继续确保大沽防御上的完整性。

1859年6月18日，咸丰批复同意，并传下谕令，等具体负责谈判的桂良回京后，英方即可自北塘入京，但在此期间，只要英方愿意，也可以先将船开到北塘海面等候，反正两不耽误。

你说两不耽误，人家可不这样想。6月20日，何伯自行规定的“三天期限”到了，得知还要他绕北塘，立刻火冒三丈，又派翻译上岸威胁了一通。

僧格林沁一面向咸丰报告，一面以天津官府的名义，照会卜鲁斯，告以天津为沿海重地，恐有盗匪骚扰，不能无所防备，请英方予以体谅，且直隶总督桓福已驰赴北塘，准备招待来使。

中国要求转道的照会，完全符合国际法理和外交规则。因为海河确为军事禁区，中国政府又声明在先，外国使团就应该主动避开，这道理，就跟其他国家舰队不能硬闯英国的泰晤士河一样。

可是卜鲁斯收到照会后却根本没当一回事。他可不像他哥哥那样对中国还抱有起码的敬畏之心，不客气地说，其觉悟基本跟英商人们差不多，反正中国人做任何事，在他眼里都可以被归结到“野蛮愚昧”上去。

你拿北京是伦敦，海河是泰晤士？狗屁！我愿意从哪儿走就从哪儿走，用不着听你们的。卜鲁斯对何伯说：“还跟这些中国人费什么事，我们自己动手把拦河设施拆掉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