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保卫长沙之功，左宗棠被授以同知的虚衔。同知是知府的副职，在左宗棠眼中也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官衔，根本就没当一回事，于是在张亮基调任山东后，他重新回到了梓木洞。

说到底，当幕僚为人所用并非左宗棠的志愿，可是他做幕僚又实在做得太出色了，即便再不情愿，还是被大员们紧盯着。这不，张巡抚刚走，骆巡抚又来了。

这个骆巡抚就是骆秉章。骆秉章出任湖南巡抚没多久，太平军就从湖北重新杀了过来，湖南局势因此万分紧张。

在前线与太平军直接对阵的是曾国藩和湘军，但骆秉章与曾国藩的私人关系不好，这时候他就想到必须再找一个高水平的幕僚来辅佐自己。

能想到的人就是左宗棠，不过这个人可不好请，骆秉章又写信，又送礼，就差磕头作揖了，左宗棠仍是不为所动。幸好骆秉章不愧官场老油条，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老油条才想得到的办法。

此时湘军在前线征战，急需军饷，仅军队要吃的粮食就至少要开销八万两银子，曾国藩愁得要命，便不惜将“劝捐”改为“勒捐”，搞强行摊派，逼湖南境内的富户掏腰包，陶家也在名单之列。

曾国藩把陶澍的幼公子，也就是左宗棠的女婿陶桄叫去，问他可以捐多少银子。陶桄硬着头皮表示可以认捐一万两，曾国藩摇摇头，认为一万两太少，至少得三万两才行。

陶桄差点没哭出来，说就我认捐的这一万两，一次性还拿不出来，得分期付给你呢！

曾国藩虽然长期担任要职，但做的都是京官，若单凭合法收入的话，不仅没有存款，甚至还得靠借债度日。地方官则不一样，一个督抚一年仅养廉银就有一万到两万，把全部俸禄加在一起，每年少说三万两银子打底总是没问题的。

除此之外，熟悉官场的曾国藩还了解一些其他内幕。他对着陶桄一一列举，说哪一年哪一年，我在京城的时候，看到你父亲送给某京官几万两银子，又哪一年哪一年，见到你父亲催缴盐务款的公函，涉及数万两银子，催得那么急，自然好处也是少不了的。

这两件事在当时都是官场常态，没什么可特别指责的。曾国藩的言外之意是，就算陶澍是清官，二十几年督抚做下来，收入也相当可观，何况陶澍还远远不能被纳入清官之列。

曾国藩铁板着脸，对陶公子说：“你父亲留下来多少钱，一本账清楚得很，再怎么分辩，都难掩天下人之口，所以你今天也别想一毛不拔。”

陶澍生前与曾国藩虽无特别交情，但毕竟是一代名臣，女婿胡林翼和曾国藩还曾是翰林院的同事，照理曾国藩不该如此尖酸刻薄，咄咄逼人。只是彼时的曾国藩还不是后来的曾国藩，那时候的他几乎可以用老愣头青来形容，做起事来完全不顾任何情面，要不然也就不会与骆秉章及湖南官场闹得水火不容了。

与曾国藩相比，骆秉章就要滑头许多，他劝曾国藩不看僧面看佛面，用不着这么顶真。曾国藩横竖听不进去：“陶家之富，难道只有我知道？谁不知道呢。”他说，虽然陶澍已经辞世，但预估所留下的田产，每年光田租就收入不菲，要是把一年的田租都拿出来资助军饷，想来也不会伤了他家元气。

不管骆秉章怎么劝，曾国藩都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如果连对陶家都无办法，又怎么去动员其他富户？在这件事上，你得理解我，要不是军饷如此窘迫，我肯如此结怨于人吗？”

说到这里的时候，骆秉章不言语了。因为曾国藩话里有话——我不“勒捐”也可以啊，你能全额负担湘军的军饷是再好不过了。

湖南迭经战乱，已经穷得揭不开锅，骆秉章实在也拍不了这个胸脯。

对榆木脑袋的“曾剃头”，骆秉章还真拿他没办法，不过退下堂来，他忽然想到陶家与一个人有密切关系，何不如此如此。

某日，左宗棠突然听到消息，说女婿被抓起来了，现在就关在长沙，罪名是“抗捐”。

什么抗捐？你们究竟算是官军还是强盗？左宗棠又气愤又郁闷，他连夜赶到长沙，找骆秉章要人。

骆秉章听说左宗棠来了，马上迎出门外，并且拍着手说：“哪里会有陶澍的公子、左宗棠的女婿可以被抓起的道理，放心，我早就把陶桄放回去了。”

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骆秉章大笑道：“不如此，怎么能邀诸葛先生大驾呢？”

左宗棠这才明白，原来所谓女婿被抓，是骆秉章故意放出来的风声，为的就是把他“诓”到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