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交？骆秉章心里咯噔一下，马上想到是为小舅子求职的事激怒了左宗棠，忙一个劲儿地道歉：“我刚刚所说的那些，你就当我放了个屁好了，千万不要因一时误会就萌生去意。我可以向你保证，今后骆某再不会干涉你的事务。”说完，他让随从把行李放下，重新亲自给左宗棠上酒。

见骆秉章如此恳切真诚，左宗棠这才肯坐下来，对骆秉章解释，说我其实早就注意到了你那小舅子，而且确如你所言，他有些小才，为人也谨慎。可是骆大人你要想一想，这是什么时候，兵荒马乱啊，现在我们要维系人心，就要整顿吏治，要整顿吏治，就不得徇私。

左宗棠侃侃而谈：“如果我给你小舅子派个差使，人家不会说这人怎样怎样胜任，只会说他是走了你的后门。这个风声一传出去，众人都会争着来开后门，干吏能人也会因此灰心丧气，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得成呢？”

骆秉章心悦诚服，回去后就劝小舅子如果实在等不及，就到别的省排队，反正在湖南是不行了——左师爷说得没错，我得避嫌啊！

骆秉章的雅量和谦让，在左宗棠身上得到了巨大回报。左宗棠入幕六年，协助骆秉章把各项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湖南的财政收入原来在全国只能居于中下水平，但从此除自足外还有了富余。这在当时实属不易，赢得朝野一致赞誉，有人甚至认为就算诸葛亮治蜀，也不过如此。

当时很多内陆省份都只求自保，甚至以邻为壑，唯左宗棠说欲保湘必须兼顾五省（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主张力所能及地对五省进行支援，即所谓“内清四境，外援五省”。

这种迥异于一般大吏的保障政策，成为湘军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可以说，如果湖南没有左宗棠在协调，无论是曾国藩治军还是胡林翼抚鄂，能否持续不断地得到湖南支援，都将成为一个大问题。曾国藩也深有感触地说：“湖南吾根本，不可无左公。”两人因陶家被“勒捐”而生出来的罅隙也因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

湖南的稳定局面维持了很长时间，直到石达开的突然出现。1859年2月，石达开率三十万大军自江西开入湖南，由于军队人数太多，仅过境就走了六天六夜。消息传到长沙，整个湖南官场为之惊骇不已。

在湘军主力随曾国藩出征后，湖南其余部队也相继出省作战或增援。与李续宾在安徽的情形相仿，这些部队每打下一个地方，就需全部或部分留下协助防守，否则就跟没打一个样。至石达开入湘，湖南在驻军上已经跟个空心萝卜相仿，面对大兵压境，至多只能唱唱空城计了。

骆秉章急忙向邻省求援，可是他事先也没打招呼，打仗的省是自顾尚且不暇，不打仗的省是根本就没有这么多常备部队，能够驰援湖南的寥寥无几。

前方危如累卵，后方援兵不继，骆秉章忧心如焚，左宗棠见状急忙上前安慰，说你别看太平军势大，“借勇五千，书生何惧长毛十万”。他的意思是要骆秉章坐镇长沙，由他亲率五千兵勇，到前线去跟石达开单挑。

骆秉章哪里肯放左宗棠走：“你哪也不要去，就地指挥全局，湖南军事指挥权可由你一手掌握！”

紧急时刻，还得看师爷的。左宗棠对地理学和军事学有着很深的造诣，自入幕后，又常年参与军机，运筹帷幄和指挥打仗对于他来说已成家常便饭，只是如此险境，他也还是第一次遇到。

石达开不是司马懿，跟他玩空城计是行不通的，手中必须掌握部队，左宗棠决定开发一项湖南的独特资源：退伍兵。

湘军各营，大多由所属营官从家乡招募，所招募的一营人马也基本全是老乡，其优点是作战时能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缺点是营官一旦易人，外来将领很难统带原班人马。与此同时，曾国藩又吸取了江忠源“新宁勇”及胡林翼黔勇失败的教训，认为不管多好的兵，日子一长，也有失去朝气和沦为兵油子的可能，因此要常换常新。

如此，就造成了湘军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及惯例，即只要战事一缓和，曾国藩便会将军纪不良或战斗力下降的部队予以遣散，然后再派将领还乡进行重新招募和组建。

经过屡次遣散，湖南境内积累了很多退伍兵。不管他们身上有多少问题，但至少有一样是左宗棠急需的，那就是具备作战技能和经验，拿过来便能用。

左宗棠招纳退伍兵和新兵，组建了一支四万人的新湘军，其中以退伍兵为基础的近一万兵勇是其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