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辽军兵临澶州（也称澶渊）城下，宰相寇准力排众议，请宋真宗御驾亲征，士气大振的宋军终于守住澶州，挡住了辽军的进攻，时称澶渊之战。贾桢将咸丰的亲征与澶渊之战做对比，认为通州无澶州之险固，此时亦无寇准可恃，所以亲征就算了，“断不可轻于一试”。

至于“巡幸木兰”，贾桢说热河乃是一片旷野之地，打起仗来连个遮蔽物都不易找到，哪里及得上京师警卫森严，拱卫周密？如果京师都不足守，热河不是更守不住吗？

贾桢不但继续举着毕道远的矛枪朝咸丰冲过来，说他是以移驾为名，行逃避之实，甚至话里还含有了讽刺意味：你以为逃到热河就行吗？“夷人”就不能杀到热河去，把你给捉住？

咸丰又羞又愤，干脆也不装模作样地要群臣讨论了，直接下发朱谕：“巡幸之举，朕志已决，此时尚可从缓。”巡幸的事，我想好了，不是可不可以去，是一定要去，不过我也不急，还可以缓一缓再说。

皇帝放话北巡的消息很快就传出了宫廷。有人听到后把大腿一拍，说难怪，自夷人（英法联军）登陆北塘前后起，我就看到荧惑星犯南斗了！

荧惑星即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后看到的“赤星”（火星），由于其荧荧似火，行踪捉摸不定，故又称“荧惑星”。据说，如果荧惑星冲犯了南斗星宿，不但会发生死亡和战乱，而且连皇帝也要倒霉，典型的说法是“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

宫廷传出的消息无疑令占验家的预测得到了某种验证。京城之中顿时乱成一团，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首先想到的是皇上都要跑，为什么我们还不跑，难道留在城中等死不成？

由于车马都被集中起来，准备用于咸丰跑路，大多数人只能步行逃命，其混乱状况比七年前听闻太平军即将打到北京时还要严重。眼见英法联军未到，城中已然乱成了一锅粥，群臣纷纷犯颜直谏，请咸丰收回成命，有的话说得颇为尖刻刺耳，完全可以视为唐突无礼、无视纲常的表现。

如果放在以前，如此不顾忌讳的大臣极有可能人头落地，流放边疆或送到宁古塔为奴都算是轻的。可现在不同了，自从“巡幸木兰”的面纱被无情揭开后，咸丰好像被扒光了衣服一样，里里外外都被别人看得透透的，他确实无话可以反驳，更不用说对直言的大臣追加处分了。

皇帝的威信一落千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装傻充愣，将奏疏全部“留中不报”，但这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大臣们的勇气。1860年9月11日，群臣再次会衔上疏，这次他们使上了撒手锏。

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大将石敬瑭向契丹求援，并在契丹援助下灭掉后唐，自己做了皇帝。到了宋代有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掳掠北上，金人又将张邦昌推到前面做了皇帝。

群臣在上疏中将这些例子举出来，分析说咸丰北巡后，英法需要找到政权满足他们的要求，必然会另立一人做皇帝，就犹如历史上契丹立石敬瑭、金人立张邦昌一样，到时不仅咸丰自己的皇位不保，就是大清帝国两百多年的基业亦将毁于一旦，“皇上何以对列圣在天之灵乎？”

大臣们的这些奏疏不但是讲历史，更是在影射现实。那年咸丰与恭亲王奕訢兄弟失和，奕訢被逐出军机处后遭到闲置，从此郁郁不得志。前往天津谈判的桂良是奕訢的岳父，这些大臣充分发挥想象力，把桂良、奕訢和额尔金联系起来，认为额尔金以咸丰违约失信为由，又乘机将咸丰赶下皇位，令奕訢继之的意图，而奕訢也很可能成为石敬瑭、张邦昌的翻版。

除了会衔上疏外，工部尚书彭蕴章、大理寺少卿潘祖荫分别单衔上奏，语调一个比一个激烈，不是“国君死社稷，上欲何往？”，就是“上何以面对祖宗？何以面对臣民？”，他们还要求咸丰当机立断，将“误国诸臣”予以罢斥。所谓“误国诸臣”，暗指的是载垣、端华、肃顺，三人乃咸丰身边的当红辣子鸡，而且又都是主和派。

咸丰或许并不认为肃顺这些人是“误国诸臣”，但他无法回避自己和奕訢的那种敏感关系，大臣们的奏疏犹如掷出的标枪一样，直击其内心深处最脆弱的那块靶心。

这时京城已成立了由惠亲王绵愉主持的五城团防局，胜保自河南被召回京，负责指挥支援僧格林沁和保卫京师的预备部队。胜保也上疏力谏，劝咸丰不要被身边的“奸臣”所误，从而辜负天下臣民的期望。

就连宫中嫔妃都有人表示了异议，这个提出异议的嫔妃就是咸丰长子的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那拉氏聪明伶俐，且深得咸丰宠爱，有时咸丰感到精力不济，就口授谕旨并让其代笔批阅奏章，其间也允许她发表一些意见，以备自己参考。在北巡这件事上，那拉氏表现得比自己的丈夫更勇敢，她力主咸丰留在京城：“皇上在京，可以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蹈。”那拉氏也懂得一点历史，她引用东周时期周平王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蒙羞”的典故，说咸丰如果要弃京城而去，也会因此承受同样的羞辱。

见身边周围全是一片反对之声，咸丰实在招架不住，只好改口说为鼓励人心，他决定亲率劲旅在京北坐镇，并且还故作轻松地来了一句：“不满万之夷兵，何患不能歼灭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