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要亲率劲旅，可所谓“京北坐镇”，不还是要出京北行吗？至多不过添一个虚晃一招的蒙人环节而已。大臣们长年跟皇帝一起玩文字游戏，一个个眼睛都毒得很，哪里会看不出这是在耍小聪明，同时皇帝这种胆小怕事的想法也令他们很不满意。

1860年9月12日，吏部侍郎文祥等人上疏，说外间有很多议论，认为朱谕中有京北坐镇一语，表明皇上你仍有北巡之意，所以舆论依然汹汹。鉴于这一情况，请皇上赶快在谕旨中把不会出京北行这件事给定下来。

次日，文祥随醇郡王奕譞、惇亲王奕誴等人直接晋见咸丰。见到咸丰后，文祥恳切直谏，说到动情处痛哭流涕，不停地用头撞地，以至于脑袋都撞出了血。

奕譞、奕誴等几个咸丰的亲兄弟也都抱着咸丰的大腿哭了起来，奕譞一边哭一边请求身先士卒，亲率部队与英法联军决一死战。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咸丰不得不重新颁布上谕，煞有介事地言道：“最近因为军务需要，征调了很多车马。朕听到外间有一些没有根据的议论，竟然说朕将巡幸木兰，乘着秋天到北方去打猎，弄得人心惶惶。其实这都是谣言，朕为天下人主，当此时势艰难之际，哪里会有闲情逸致做这样的事情！”

即便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得把样子摆端正。咸丰说如果他真的要巡幸木兰，必定会明降谕旨，预先宣示，绝不会偷偷摸摸地溜走。作出这一表示之后，他让各位王大臣替他传谕各处，将所有征调的备用车马分别发还，接着又从内府拨银二十万两，赏给各处担任防堵和巡防任务的兵丁，以示激励。

经过如此一番澄清和安抚，一度动荡不已的人心才得以稍稍安定下来。

被咸丰任命为钦差大臣的载垣、穆荫在启程之前，额尔金、葛罗已经率军队沿白河直上北京。载、穆急忙照会英法公使，请其折回天津谈判。

可是他们的态度越温和，请求的语气越强烈，越反衬出朝廷的恐惧和不安，英法公使也就越加得意和有恃无恐。额尔金称不到通州绝不停步，葛罗则说在天津谈判不可能，到通州谈判是最后的底线，否则英法联军将直抵京师，至于究竟是在通州谈判还是直抵京师，“贵王大臣”自己看着办。

二选一，载垣、穆荫当然只能同意在通州举行谈判。

1860年9月14日，奉额尔金之命，翻译主任巴夏礼和翻译威妥玛到达通州，与载、穆进行谈判。双方反复辩论了八个小时，至深夜方散。载、穆来通州谈判本就是一种妥协，他们就像绝望的破产者一样，手里没有任何能与对方讨价还价的资本，谈判的结果就是把英法在天津所提的条件全部都应承下来，只等额尔金来通州盖印画押了。

巴夏礼、威妥玛满意地回到联军军营，向额尔金复命。9月17日，巴夏礼再回通州，准备与中方正式签约。这次他随身带了二十六名锡克骑兵作为保镖，除此之外，额尔金还让《泰晤士报》的记者作为巴夏礼的陪同，以便记录下条约的签订过程。

当天巴夏礼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说要由额尔金向咸丰皇帝面呈英国女王的书信，即面呈国书。载垣一听大吃一惊，立即提出四天前的谈判中并无这一条款，此为横生枝节，而且条约文本上会盖皇帝的玉玺，效果与面呈没有什么区别。

巴夏礼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载垣在其余条款上都表现得很柔弱，唯独在这一环节上却打死都不肯松口。

以巴夏礼的见识和身份，当然无法正确揣摩出中国人的心理，也根本认识不到中西方在利益标准上的差异究竟有多大。他不知道，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东方向来居于领导地位，其世界秩序观一直以不平等的封贡制度为基础，也就是所谓的“万国来朝”，可以这样说，别的国家在中国眼里都是朝贡国，西方各国亦不例外。

虽然到了道咸年间，清帝国的军事状况衰落至最低点，在西方国家面前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弱势地位，朝廷也已完全失去了自信，但没了自信尚有自尊，甚至在一种由担心、猜忌、蔑视所交织的复杂情绪中，皇帝和臣民们的自尊意识反而还得到了加强。

我们打仗的能力再差，毕竟也还是“天朝上国”，被迫和你签城下之盟已经丢了脸，如何还能再让你当面羞辱？由此，在西方人看来极为正常的面呈国书，载垣却视同洪水猛兽，他以“事关国体，万难允许”为辞，坚决予以拒绝。

巴夏礼弄不清载垣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这么倔强，眼看在这一问题上中方至少暂时不会退让，他也就改变主意，同意放到以后再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