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整整一天的争吵，巴夏礼关于面呈国书的要求虽然搁浅，但他的另一个要求却得到了满足，载垣同意让联军在通州以外的张家湾安营扎寨。

1860年9月18日，巴夏礼骑马前去与额尔金进行商议，在经过张家湾时，他看到几排玉米堆后面聚集着许多僧格林沁部的骑兵。

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人在举行谈判的同时，也在为可能发生的战事做着准备。实际上，僧格林沁的确已在通州一带做了周密的军事部署，他将军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又在张家湾至八里桥的范围内层层布兵，其中仅张家湾就有一千驻兵。

巴夏礼大怒，他派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奇快马加鞭，赶去向额尔金报告中国军队的动向，随后自己返回通州，态度蛮横地要求中方必须立即撤退张家湾的驻军。

面对巴夏使的兴师问罪，载垣回答说，驻兵可以撤退，但作为交换条件，英方要同意不面呈国书，也就是说，面呈国书这件事即使以后也不再存在讨论的余地。

巴夏礼一听，气呼呼地撂下一句：“不面呈国书，就是中国不愿和好！”然后头也不回地骑着马走了。

咸丰之前曾交代载垣，说如果碰到英法提出“万难允许之条”，必须一面发报，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督兵作战。在载垣看来，面呈国书就属于“万难允许之条”，巴夏礼本已同意暂且不提，可是这次去而复返，却显示出了一定要强加于中方的姿态，这不是说明谈判已经破裂，只能一战了吗？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官民对英法内部的情况向来都是一笔糊涂账，不少人还误以为巴夏礼就是联军总头目。有人对载垣说，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此次来谈判，已被他看清楚了中方布兵的虚实，回去后，他肯定将率领全副武装的联军前来袭击通州。

载垣一想，自古擒贼先擒王，如果先把巴夏礼抓起来，英法联军必然军心慌乱，己方再乘此机会发动进攻，还能没有胜算吗？他赶快通知僧格林沁，请僧格林沁于途中截住巴夏礼。

巴夏礼很容易就被僧格林沁派出的部下截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被巴夏礼派去报信的洛奇。

洛奇在报信途中遇到了格兰特，格兰特已经探听到蒙古骑兵秘密调动的情报，而且已向军队下达了停止前进的命令，这使洛奇报告的价值大为降低。洛奇显然对此很不满足，他和巴夏礼一样，因为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碾压着对方，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安全意识，报完信后竟然又单枪匹马地回了头，结果正好自投罗网。

巴夏礼、洛奇很快被押到僧格林沁面前。巴夏礼是第一次见到这位传说中的蒙古王公，用他本人的形容，僧王“刚毅的面容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才干和坚不可摧的意志”。

士兵要巴夏礼等人向僧格林沁磕头。自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节起，磕头与否一直是横亘在中国和西方人之间的一道难题，当时的中国人对磕头习以为常，但许多西方人都认为这是在牺牲他们的个人尊严，二者在观念上的冲突几乎不可调和。第三次大沽口战役期间，就曾发生过因被俘的英军士兵拒绝磕头，被愤怒的蒙古骑兵当场砍头的例子。

尽管早有先例，但在中国人面前骄横惯了的巴夏礼仍然拒绝磕头。士兵也不跟他客气，将他的脑袋按在大理石地面上嘭嘭地连磕了好几次。

在巴夏礼等人跪下后，僧格林沁逐一询问他们的姓名和军阶。当巴夏礼说出自己的名字时，僧格林沁立刻怒形于色，他气愤地对巴夏礼说：“你们赢了两次，而我们只赢了一次（指第三次大沽口之战）。你们两次进犯大沽炮台，你们怎么如此贪得无厌？现在到了教洋人学会尊重（别人）的时候了！”

巴夏礼对中国的蔑视和粗暴态度在华人中尽人皆知。僧格林沁认为巴夏礼不但行为恶劣，而且像他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货色，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应该对所有已发生的争端和不幸承担责任。他朝巴夏礼吼道：“我知道你的名字，是你们煽动手下胡作非为。既然你现在已经被抓到了，就要受尽折磨，以偿其罪！”

巴夏礼自恃有联军撑腰，到了这个时候仍不肯服软，他威胁说一旦联军方面知道自己被捕，必将向通州发动进攻，所以后果非常严重。僧格林沁听后哈哈大笑，随即朝一名随从点了点头，随从心领神会地把巴夏礼的头重新按到了地上。

“写信回国，让他们停止进攻。”僧格林沁说。

巴夏礼气急败坏地答道：“我没有任何办法控制军事行动，我绝不会欺骗亲王阁下。”

正说着，一名信使疾驰而至，很明显是发生了紧急军情。于是僧格林沁策马而去，后面一大批军官紧紧相随，巴夏礼、洛奇和其他被捕洋人则被押往京城，关进了刑部大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