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是英法公使声称不交还巴夏礼就攻城的日子，但英法联军并没有在当天发动进攻。真正的原因当然是后续援军尚未抵达，但城中的王公大臣并不知道这一秘密，大家还都以为是恭亲王的恫吓策略生效了。

如此一来，奕訢周围的舆论环境变得宽松了许多，这使巴夏礼退而求其次的那个愿望得到了满足。1860年9月29日，巴夏礼和洛奇被从刑部大牢转移至北京北面的高庙。与以前相比，两人所受到的待遇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转。在附近的一家饭馆里，他们被予以好酒好菜招待，而且居然一顿饭就上了四十八道大菜。

巴、洛二人都生着病，身体虚弱，饭菜即使再丰盛也吃不下去，倒是能够洗澡更衣令他们感到很是高兴。这些特意施加的小恩小惠也让巴夏礼转变了态度，他同意给额尔金写信，建议联军停止前进，与中方进行谈判，不过他仍拒绝按照恒祺所授意的内容去说。在信中，巴夏礼写道：“现在中国官员对我和洛奇很好。他们告诉我们，亲王是一个果断智慧的人，可以暂时停止敌对，创造一个谈判的机会。”

收到巴夏礼的信件，确证巴、洛平安无事，额尔金感到十分高兴。巴夏礼的信是用中文写的，在将信件拿给中方前，洛奇特意在信末用印度语加了一句话，强调他们是在中国人的胁迫下才写的信。不过他们显然是多虑了，按照联军的计划，北京城必攻无疑，巴夏礼写不写这封信都与之不搭界，两人自然也不会成为“英奸”。

倒是洛奇的小心机启发了额尔金。中方允许英国人给巴、洛送衣服，他就在衣服里面多放了一块手绢，上面用印度语绣了一段密语，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联军在三天内就要发动进攻。

额尔金的本意应该是安慰巴、洛，让他们不要着急，联军很快就要来拯救他们了，可实际上这段密语却让两人如坠冰窖，陷入了极度的惶恐不安之中。原因是之前在刑部大牢时，负责审讯他们的中方官员曾经向他们发出警告，说联军向京城射击的第一发炮弹就是他们的死讯。

巴、洛欲哭无泪，但又不敢声张。另一方面，因为他们肯写信，中方给予的待遇却越来越好，恭亲王奕訢还特命给巴、洛送来了一种名贵的茶叶。这种茶叶连一般官员平时都喝不上，于是在他们喝茶的时候，有些官员也会走过来要上一点儿。

待遇再好，对于濒死之人来说都没太大意义，反而还可能加剧他们的痛苦。巴、洛就是如此，两人在一块木板上画了一幅双陆棋图，然后一边吃着牢头给的糖果，一边通过下棋来排解心中的恐惧和不安。

三天的期限很快就过了，但由于援兵依旧未露面，所以城外的联军也只能继续通过喊口号来吓人。这次被吓住的是北京城里的商人，包括同仁堂、恒利木厂等几个商家凑到一块，备了千头牛羊还有酒什么的，到联军军营“犒师求和”。

春秋时有个“弦高犒师”的故事，说的是秦国想灭郑国，郑国商人弦高知道后便拿出自己的牛前去犒劳军队。秦军以为郑国已有准备，就放弃偷袭计划回去了。与之不同，商人们的这次“犒师求和”只落得了一个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下场。英军对送去的东西照单全收，却拒绝议和，他们对商人们说：“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商人能管的，你们一定要议和，就让恭王亲自来吧！”

咸丰早有谕令，让恭亲王不要与英法公使直接见面，而且奕訢自己去，会不会也是有去无回？可如果不去，又怎么应付英法联军攻城的叫嚣呢？

恒祺再次建议先释放巴夏礼，但奕訢对此踌躇不决：巴夏礼在手里至少是个筹码，若是放走，谁知道英法联军会不会退兵？要知道洋人可没有做过这样的保证。

就在奕訢不知究竟该何去何从的时候，1860年10月4日，联军终于接收到了从天津开来的援兵，援兵包括步骑炮兵共八千多人，其中还有一支攻城炮队，他们带来的加农炮可直瞄射击，乃攻城的一大利器。

联军刚刚进抵北京城时，额尔金一直催着军队赶快攻城，如今随着攻城的时机成熟，他却又犹豫起来。原因是他本来不知道巴夏礼是死是活，现在知道对方还活着，就不免担心联军的全面进攻会引发中方报复。在日记中，他坦言：“中国人发觉自己手里掌握了一根可以左右我们的杠杆，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利用这个优势。”

在联军内部，打仗的事最终还是得军事统帅说了算。格兰特和孟斗班一致决定非打不可，他们决定从两个方向包围北京，最后在圆明园外面的城墙边会合。

10月6日中午，联军袭击了僧格林沁、瑞麟军营。僧军在八里桥时尚能拼死血战，但自撤退至北京郊区后，战斗意志和士气都已跌至谷底。僧格林沁在战前承认：“现在人心涣散，难以收拾，设有疏失，势将全行溃散。”瑞麟本非军事统帅之才，对部下过宽，更是无法统辖部队。两军皆不战自溃，骑兵“望影而逃”，步兵“闻风而窜”，联军所过之处，如入无人之境。

在僧军溃逃后，英军检查了他们的防御工事，结果在防御工事的内部发现了一道十几米高的副堤。联军方面相信，如果这道副堤掌握在一支精锐部队的手中，将是一条非常坚固的防线，英军的大队人马就没这么容易往前推进了。由此也可见僧格林沁备战时并没有敷衍了事，怎奈所部人心涣散，已经无法再组织起任何像样的战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