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10月7日，当英军步兵到达预定的会合地点时，他们看到法军帐篷里堆满了各种奇珍异宝，法军士兵不但佩戴着一看便知道价值数百万法郎的珠宝，而且身上和头上还披着显然只有贵妇人才能使用的装饰带和薄头巾。整个法军营地已被丝绸堆满了，乃至连营帐、床铺、被单都换成了丝绸，一位英国随军牧师形容法军帐篷是“完美的丝绸和刺绣发出的光芒”。

见此情景，英军士兵的眼中都要冒出火来，他们不由分说，立刻向圆明园冲去。在此之前，下午2点，格兰特已随骑兵先头部队到达了圆明园，他亲眼见证了法国人的贪婪已到了何种程度：“看到各种东西遭受抢劫的情形，让人心寒。宫殿中没有一间房间没被动过。”

格兰特的“心寒”当然不是说圆明园不该被抢，而是气愤于法军的吃独食和无秩序的哄抢。英国人比法国人保守，一般而言，英军的守纪程度和团队精神也胜过法军，为了在孟斗班面前表现一下，格兰特随后向英军下达了不要擅动圆明园的命令。

令格兰特感到脸红的是，英军在冲进圆明园后，所作所为与法军并无分别，甚至更为疯狂。骑兵以及接着赶来的步兵全都只顾着抢东西，没人愿意执行他的命令。

英军军纪由此涣散到了极点，以致当第二天军营的起床号响起时，只有十分之一的士兵到场集合，其余人大多还在圆明园里抢东西。置身于这一氛围之中，格兰特也和孟斗班一样，不再一个劲地装模作样了，他的部下说：“将军现在完全不反对抢劫……无须通行证，宫殿对所有人敞开大门。”

等到纪律稍稍得以恢复，格兰特下令英军士兵交出赃物，用于公开拍卖。拍卖持续了三天，总共卖了将近十万英镑，在赃物变成赃款后，英军官兵进行了集体瓜分。

法军没有搞拍卖这一套，谁抢到的赃物就算谁的。英军士兵到中国来有额外津贴，法军士兵则没有，英国人比法国人有钱，于是很多法国士兵就向英国士兵出售赃物。一名英军军官回忆那个时候，“只要碰上任何一名法国士兵，问他有没有什么要卖，他很快就会拿出一些金表、几串珠宝、宝石饰品或者毛皮”。

两个殖民地国家的元首也实质性参与了分赃。格兰特对法国人捷足先登耿耿于怀，要求孟斗班和英国平分在圆明园发现的金条。孟斗班被逼不过，只好将法军抢到的一半金子及其宝石权杖送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作为礼物。

剩下的另一半金子，孟斗班送给了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法国皇后和一位皇亲国戚也各拿到了一条珍贵的项链。

圆明园被抢掠和毁坏得如此严重，以至于连额尔金都感到万分震惊。额尔金的父亲老额尔金当年因毁坏雅典的帕提侬神庙，在欧洲臭名昭著，被指责为是“万神殿的破坏分子”。似乎是害怕自己也被冠以相同的恶名，额尔金在日记中此地无银三百两似的写道：“我想要得到宫殿中的许多东西，但我不是个小偷。”

英法联军侵入圆明园后，奕訢等人急忙驰奏朝廷，因地理阻隔，等奏报到达热河时，已经是几天后的事了。看完奏报，咸丰“愤懑已极”，当天连发七道谕旨，调各路勤王之师前来保卫京城和热河。

僧格林沁、瑞麟在张家湾至八里桥之战中的表现，已令咸丰深感失望，此次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大肆抢掠，僧、瑞两军如同泥塑木偶，没有起到一点防护作用，更是被咸丰认为难辞其咎。他随后传旨，对僧格林沁、瑞麟分别予以革去爵职和革职的处分，但由于前方急需用人，所以仍让两人继续留在军营效力。

1860年10月8日，恭亲王奕訢下令立即释放巴夏礼、洛奇。有一种传闻，认为奕訢这么做，是因为恒祺在热河朝廷里安插着探报，他从探报那里得到消息，说咸丰为报复英法联军掠夺圆明园，已下令处死巴、洛，而且相关处决令已在送来京城的途中。

且不说咸丰其实几天后才能够看到奏报，仅就探报传递消息的速度而言，难道会比朝廷的驿递更快？

真实的原因恐怕还是奕訢等人发现随着英法联军的进攻，继续扣留巴、洛的价值已经不大，同时他们也相信，如果让联军攻入京城，而巴夏礼、洛奇又有个三长两短的话，对方必然要进行疯狂报复：轻者会如同巴夏礼曾威胁恒祺的那样，要了包括恒祺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员的命；重者会进行屠城，要了无数京城军民的命。

奕訢的决定让恒祺松了口气，在巴夏礼被释后，他托人带信，希望巴夏礼能陪他去一趟圆明园。由于被囚时得到恒祺的照顾，巴夏礼也很愿意卖他这个人情，就答应了恒祺的要求。

总管圆明园事务大臣文丰是恒祺的好友，恒祺去圆明园不但是要察看一下情况，也是因为担心文丰在无力保护圆明园的情况下会自寻短见。他们在园内找了很久，最后才在圆明园最大的一个湖“福海”中看到了文丰，后者脸朝下沉在湖里，已经死亡多时。

虽然有所预料，但眼前的情景显然还是令恒祺深受打击。他一个人坐在湖边泥泞的岸上，把头埋在双手里，已经再也顾不得身为官员的体面和矜持。巴夏礼看出，恒祺哭了——他虽然试图加以掩饰，可是他那像孩子般抽泣耸动的肩膀却说明了一切。

巴夏礼是个地道的殖民主义者，向来看不起中国人，此次却难得地被打动了。他后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一个死去的中国人感到婉惜。

可怜圆明园的苦难还才刚刚开始，更为惨烈的境遇仍在后面等待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