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圆明园后，额尔金并没有忘记索要“抚恤银”。留京王大臣们在户部库房里搜寻半天，发现尚有白银五十万两，计二百五十箱，便只好把它们作为“抚恤银”赔给了英法。

奕訢已经答应了英法签字换约的要求，剩下来需要他做而且必须去做的，就是代表咸丰和清政府参加签约仪式。在那些天里，咸丰曾给奕訢发来多条上谕，说“夷情叵测，万不可亲身往见”，并有“勿蹈虎口”之类的话。

或许咸丰确实顾虑到了奕訢的人身安全，但也不排除他仍有恭亲王可能会被夷人“黄袍加身”的担心。不管皇兄是抱着哪一种想法，事到临头，奕訢都不能不亲自见一见这些让他们既恨又怕的夷人。他在复奏中说：“奴才于皇上，虽是君臣身份，却仍是骨肉情深。捧读朱谕，已足见皇上爱臣之心。可是现在臣若不亲见该夷，该夷必不肯罢休，为一城生灵所系，臣虽死无憾。”

这边奕訢冒死赴约，那边“夷人”却也担心着了中国人的道。签约仪式地点被定为礼部，因为听说见面地点可能布有地雷，一名联军少尉特意将礼部彻底检查了一遍，直到确证没有任何问题。

1860年10月24日，奕訢与留京王大臣们先行来到礼部大堂，在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后，额尔金一行才姗姗来迟，让奕訢等人感到震惊的是，额尔金居然乘坐的是十六抬金顶大轿！

清代在坐轿上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十六抬大轿必须是皇亲国戚才能乘坐，而像奕訢这样的亲王，大轿也仅为银顶。额尔金只是大不列颠派出的一个使节，按照中国的宫廷礼仪，他绝对不能乘坐这样的大轿。可是众目睽睽之下，额尔金却偏偏坐了，这绝不是他不懂中国礼仪，而纯粹是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要对中国皇帝和政府进行羞辱。

六十多年前的1793年，作为英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全权大臣，马戛尔尼前往热河谒见乾隆皇帝。乾隆坚持马戛尔尼必须磕头，马戛尔尼则予以坚决拒绝。接待马戛尔尼的大臣拿他没办法，可是又不好扫乾隆接受来使“朝贡”的雅兴，于是只好搪塞乾隆说，夷人膝盖不会弯曲，所以不能磕头（道咸年间，英国人直至所有洋人只能直着走路的说法正是来源于此处）。

磕头与否看似不过细枝末节，但它和后来的广州入城、入京换约、面呈国书一样，放到中国的政治层面都是了不得的大事。

大清帝国自顺治、康熙朝起，就基本继承了中原王朝的文化和观点，其中就包括以封贡制度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观。按照这一观念，中原王朝才是唯一核心，周边或远或近的所有国家都不过是低己一等的外夷，他们只有向中原王朝纳贡和俯首称臣的分，若是想要平起平坐，就是超越界限，属于大逆不道。

清帝国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曾经历了很长的强盛期，在立国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前两百多年几乎没遇到过任何一个真正的对手，到乾隆朝时仍是如此，如此“文治武功”无疑又进一步增强了其在文化上的优越感。

在马戛尔尼离开中国后，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写了一封信，信中没有表现出丝毫外交上的委婉和客套，一个“天朝上国”的自满与自足跃然纸上：“我们的方式毫无共同之处，你们的公使也无此能力掌握这些礼节（指磕头等），并将其带到你们的蛮夷之地。”

显然，在乾隆眼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洋各国与中国周边的四夷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蛮夷之邦，只配向中国朝拜进贡，而磕头就是朝拜进贡的一种具体表示。

问题在于，按照马戛尔尼的认识，他们大英帝国才是“地球上最骄傲最强大的国家”，凭什么要被你视为蛮夷乃至“朝贡国”，还要下跪？

用现代社会流行的文化冲突论来解释，这是两大文明的冲突，它们中一个是古老文明，一个是新兴文明，但二者都认为自己才是天下文明的精华。

就好像是恒祺去刑部大牢看望巴夏礼时，和巴夏礼探讨的那个似乎纯粹务虚的话题：地球和太阳，究竟哪一个是宇宙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