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马戛尔尼谒见乾隆之际，中国正面临“康乾盛世”的结束，行将衰落。与此同时，英国却已俨然是西方工业革命的火车头，加之民族主义的勃兴，向东方扩张殖民地，寻找倾售商品的市场成为必然。

当然如果双方在乾隆朝就刀兵相见，中国的境遇可能会好很多。如同马戛尔尼所认为的，“（乾隆朝）由一个老迈、疯狂、至高无上的好战分子带领着，幸好有一群精明强干、机智灵敏的官员，想方设法地维持下去”。更重要的是，那时英国尚没有完全摸透中国的实际状况，于是便只得将就着在广州做买卖。

到嘉庆直至道咸年间就不一样了，水旱天灾，官吏贪黩，人口增多，生产减少，政治和社会结构上的种种弱点都完全暴露出来，大清帝国真正进入了衰落期，根本经受不起西方的任何一次冲击。马戛尔尼对此也有极其准确的预测，他认为如果不是乾隆朝的官员来管理中国政府，重新换一拨庸才，这艘政府之舟就将漂泊无依，“直到在岸边撞成碎片”。

如果说马戛尔尼和乾隆的见面是中西之间的第一场冲突或第一颗子弹，前后时间跨度达二十年之久的两次鸦片战争就是其延续。英法等西方国家通过战争，不仅是要打开中国的门户，借以倾销商品，还试图让中国认识到它们是一个平等的贸易国家，而不是什么蛮夷或“朝贡国”。

英法联军攻进北京以及火烧圆明园，在让这场举世瞩目的中西冲突达到顶点的同时，也为它创造了一个新的开始。额尔金如此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甚至不顾主权国家交往中所必须注意的礼节，也就是要把当年马戛尔尼和英王所遭遇到的一切加倍奉还给中国。

很显然，武力强弱是额尔金可以和敢于这么做的前提。额尔金平时在北京城里出行，都有五百名士兵随从，一路浩浩荡荡，耀武扬威，这次前往礼部带去的士兵更是多达两千人，而奕訢等人的随身护卫及善扑营士兵才二十人，二者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当年马戛尔尼代表英王给乾隆带去不少礼物，但却被乾隆仅仅看成是“贡品”，而且说它们毫无价值和用处。这都是一些什么礼物呢？联军闯入圆明园后，在园内发现了它们，其中包括两辆英国造的马车、天文仪器、一把英国造的手枪、两门榴弹炮。联军发现这些东西时，它们全都完好无损，从物品的状态也可以看出，乾隆收下后就束之高阁，根本没有用过。他那时也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些“毫无价值和用处的贡品”将最终打败他的子孙和帝国。

“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一位国外学者如此描述中英这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恩怨。

额尔金到达礼部大堂后，奕訢等人上前迎接。额尔金非常傲慢轻蔑地看了奕訢一眼，那态度让随同前往的格兰特都感到，“这肯定让可怜的恭亲王浑身发冷”。

额尔金这么做同样也是故意的，因为他知道咸丰皇帝打死也不可能亲自来谈判现场，亲王就是咸丰的代表，他要通过自己的一举一动，让中国皇帝的代表在他们英国的进逼面前“惊恐战栗”。

仪式开始了，中国官员相互议论了几句，不料额尔金立即朝他们大吼道：“保持绝对安静！”众人噤若寒蝉，无人敢与之交涉。

在场的意大利摄影师贝亚图打算拍下这一场景，但是由于灯光太差，没有能够拍摄成功。当时列强都想看中国人的笑话，英国报纸也已留下版面，准备刊登签约现场的照片，以记录所谓欧洲征服者彻底打败中国的历史，贝亚图的拍摄失败无疑让他们失望了。

奕訢需要签字的文件是中英《北京条约》，这是一份必须签署而不是有待商议的文件。其内容除承认《天津条约》外，还包括：向“伤害英国女王的行为”表示道歉；八百万两赔款；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割让九龙半岛；英公使是否驻京由英国自行决定；等等。

在马戛尔尼半个世纪前的那次谒见中，英国使团关于开放通商口岸、在北京建立公使馆等请求曾一概遭到乾隆的否决，现在全部都得到了满足。甚至于，像当年乾隆一样，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也得到了来自中国的“贡品”。

英军军官从圆明园的废墟中捡到了一只宠物犬，军官给它起名为“北京犬”并献给了女王。女王非常自然地给“北京犬”起了一个新名字“洛蒂”，意为战利品。除此之外，女王还收到了格兰特呈献的金玉手杖、三只镶嵌宝石的大碗，后者均为从圆明园掠夺的赃物。

1860年11月5日，英法联军撤出北京。在此之前，奕訢被迫与法国、俄国也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近代以来中国的所谓条约体制至此初步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