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撑起两根穷骨头 无济于事

李元度是湖南平江人,他的部队多为从平江招募的子弟兵,呼为“平江勇”。自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李元度就奉命回家乡重新招募了一批平江勇。要说起来,曾国藩对使用平江勇还是比较慎重的,先前浙江方面告急,请求湘军派去援兵,本来曾国藩是可以派平江勇的,就是考虑到这批兵勇是新军,新军一般来讲不能马上用于激烈对攻的野战,所以没有答应浙江方面的请求。

新兵胆子小,经验少,在旷野上打野战确实有些难为他们,然而若是派去守城,在有城池掩护的情况下,则不妨一试。再者,李元度的军事才能尽管不被看好,但过去在江西的时候,也有过固守两座城池不失的良好表现。曾国藩这么一琢磨,就同意将李元度派去守徽。

李元度带了八营计四千余人到徽州。徽州本来也有驻军,原皖南军务督办张芾属下就有绿营兵勇九千余人,是平江勇的两倍还多,但绿营向来就不怎么能打仗,张芾本人也因遭到御史弹劾而被撤职调回京城。

张芾在回城前,要先到祁门大营向曾国藩报到,可是他的绿营兵勇却不肯放他走,原因是部队还欠着二十余万军饷未发。李元度有着湘军儒将特有的那种豪气,见张芾被困且颜面扫地,便主动上前解围,表示所有拖欠的军饷由他负责补发,张芾这才得以脱身。

因为要向张芾索讨军饷,本来分驻于徽州外围要隘的绿营兵营纷纷放弃职责,来到了徽州城中。距徽州城北八九十里开外有一座丛山关,为宁国至徽州的必经要道,此处也已弃守。

还要不要派兵守丛山关?曾国藩给李元度的指示是,如果确有把握守住丛山关,可分去两营固守,若没有十足的把握,则应按照新军通常“宜合不宜分”的经验,舍弃丛山关,以集中力量确保徽州城。

曾国藩的意思很明显倾向于后者,但李元度取的是前者。派去的两营尚立足未稳,太平军便乘隙攻来,两营被迅速击溃,丛山关亦告失守。

战报传至祁门大营,曾国藩急得一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平江勇总共四千人,除两营在丛山关被击溃外,还剩下两千人在城里驻守,他担心这两千兵勇根本不足以守城,于是又向徽州加派了四营共两千余援兵。

此时鲍超尚未归队,张运兰在进攻旌德,曾国藩从大营派出的援兵无合适将领统带,属于散兵。在作战能力上,散兵和新兵实际相差无几,为此曾国藩特意对李元度强调,可将援兵派到城外,但其主要作用是保卫徽州的粮道,因而不要轻易出击,以免重蹈兵败丛山关的覆辙,同时他还关照李元度,援兵的扎营区域不要与徽州城距离太远,这样城内外可以互相照应。

孰料左叮嘱右叮嘱,李元度还是没放在心上,援兵赶到徽州后,不待休整,即被派到离城四十里外扎营,而且李元度也不抓紧掘壕筑垒,只将部队散乱地部署于沙洲之上。

曾国藩得知后很是恼火。受限于军饷难筹、带兵官难觅等客观因素,湘军从初兴到全盛,其兵力一直都远远少于太平军,后者在数量上常常数倍乃至十倍于湘军。当初湘军刚出道的时候,就因为与太平军盲目对攻而屡屡被击败,这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攻势防御的用兵原则,即尽可能让自己先处于不败之地,然后才寻找敌方漏洞加以攻击,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

外界称以曾胡为首的湘军将帅为“湘军派”,湘军派所有重要的战术打法,从扎营、拔营到看地势、明主客,其出发点都是“致人而不致于人”。这其中,扎营更被视为第一根本,“凡军行所至,筑垒如城,掘壕如川,坚深无匹”。

曾国藩感到特别郁闷的是,李元度带兵打仗已有六年光阴,就算没有他反复叮嘱,也该明白未战先扎营的道理,加上又有丛山关的教训,怎么实际用兵时还会如此急躁失当?

他赶紧给李元度去信,在斥责的同时要求李元度马上改弦更张,在城外十里范围之内部署援兵扎营。可是李元度却将曾国藩的话当成了耳边风,没有及时修正自己的错误,与此同时,他过于宽纵部下的毛病依旧没变,城内新募的平江勇不卖力,张芾留下的绿营兵更别指望,导致湘军入驻徽州城已经多日,但始终没能构筑起坚固的城防工事,城外可能被敌军利用的民房等制高点也未加以清理。

在太平军优势力量的猛攻下,城外四营援兵再次溃不成军。城内守军也随即失去斗志,不少平江勇、绿营兵都在争相逃窜。为挽回局面,李元度亲自出城督战,结果反而中了埋伏,太平军伏兵四起,对其两翼实施抄袭,逼得他赶紧收兵入城。

太平军对徽州城发起攻击,李元度趴在城头上,指挥剩余兵勇堵击了一昼夜,但到这个时候,他个人的英勇和身先士卒已无济于事。次日,太平军登上城外的民房,向城内射击,守军无法在城头立足,城池遂被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