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胜天半子 四两拨千斤

从前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起义军占据上海县城,官军久攻不下,细究下来,也是洋船向城内接济了粮食。之后,地方官府偷偷送了四万两白银给洋商,洋商即为官军所用,起义军的粮草也随之断绝,官军这才得以攻克上海。

曾国藩虽没有直接和洋人打过交道,但他从这个例子里得出结论,认为洋人有两个特点,“最爱财利,最讲交情”,也就是洋人重商,而且很守信用,若能掌握好这两点,交涉不难。

在曾国藩的授意下,凡有洋船经过安庆附近,湘军水师各营就予以殷勤接待,陪着吃好喝好,完了还有礼相送。曾国藩预先拨付给水师五百两白银,专门用以接待洋船,而且交代不必过于节省,少了再补。

接待洋船时,水师方面的人并不主动谈到安庆战事,为的只是建立感情联系。只有在探明洋船载运粮食的情况下,为提防其将粮食出售给城内守军,才需要与之交涉,交涉的方式是先以好言相劝,如果对方不听,再投其所好,以利诱之:你不是要卖米给城内的太平军吗?那你卖给我们,绝不让你吃亏。

一石米,太平军出价五两银子,湘军也出五两,太平军出价十两,湘军也出十两。洋人为的不过是要做生意赚钱,同样的利润,他们不用冒着风险再钻到安庆城里去,而且又在水师这里吃着喝着,双方还有了一点交情,何乐而不为?

同为南北大帅,有人曾把曾国藩和僧格林沁放在一起比较。平心而论,曾国藩的军事才能未必及得上僧格林沁,但他的政治头脑和文化素养却是僧王所万万无法比拟的。即以对外交涉来说,僧王就是硬碰硬,打不过也要打,而曾国藩却知道中国人还有一种独特的智慧和技巧,叫作四两拨千斤。事实上,如果把时间往回倒,当年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家丁张喜就已经具备了这种思维,只是当时的大吏都视张喜为小人物,利用完了就扔,更不会想到他这种思维也有着超前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曾国藩的办法大收其效,安庆城内的粮食军火接济逐渐断绝,贮存物资也行将告罄。在外围援军的调集越来越困难,且都无法接近安庆城的情况下,安庆太平军只能独立对湘军壕堑发动进攻,试图打通水路粮道。

这些尝试都一一失败了。一位偏向于太平军的洋人记述道,湘军“驻扎在城上大炮射程之外的地点,建筑起无数敌人爬不进,他们自己也爬不出的坚固土垒和栅栏”,“他们运用哲学的思维,精密地计算到,当城内粮尽的时候,他们的兵士就可以吃得饱饱的爬上城墙,而不会遇到任何严重的抵抗”。

湘军水师也给予了曾国荃部有力配合,杨岳斌在枞阳修筑大坝,用以加深加宽内湖水面。不久之后,安庆东门外便形成了“一片汪洋”,这样水师便可以从近城江面直接驶入内湖,与太平军作战。

1861年7月初,菱湖北岸太平军乘夜渡船回城,被湘军水师阻截。太平军军心大乱,曾国荃趁机在一天之内,将太平军在菱湖南北岸所建的十八座营垒全部攻陷。

除南北岸营垒外,安庆北门外还尚存有三座石垒,驻守石垒的是太平军的敢死队,极难攻取。曾国荃就让降将程学启上,程学启本为安庆守将,熟悉城内城外防务,又急于取得投名状,自然拼其全力,三座石垒很快就被攻破。至此,安庆屏障尽失,沦为了岌岌可危的孤城一座。

在这种情况下,解安庆之围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但陈玉成仍在调集援军,做挽救安庆的最后努力。之前他曾赴天京请援,欲调李秀成、杨辅清增援安庆,但结果令人失望,为此他不得不亲自南下宁国,用一个“求”字才令杨辅清答应北渡。

8月初,辅王杨辅清率所部十万人自皖南渡江北上,与陈玉成会合后赴援安庆,林绍璋、黄文金、吴如孝(干王洪仁玕已回天京)亦在挂车河等地进行呼应。

首先迎战他们的又是多隆阿,而且多隆阿施的还是伏兵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