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胜天半子 清歌于漏舟之中

咸丰出逃热河,“巡幸木兰”只是个欲盖弥彰的借口,当然木兰围场本身也是优质狩猎场,咸丰刚去的时候也时常外出打打猎。不久,北京和议结束,英法联军自北京撤退,咸丰又将京城宫廷里的戏曲演员召至热河侍奉。

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原有宫舍二百余所,当时完好的也尚有七十余处,里面收藏着乾嘉时期的服饰器用以及梨园行头,正好可供演员们取用。据宫廷档案记载,行宫内每隔两三天就要演一场戏,有时上午演完,下午还要接着演,每次演什么戏目,都由咸丰用朱笔亲定。

住在热河的咸丰自号“且乐道人”。这位“且乐道人”不仅喜欢看戏,自己对戏曲也有研究,甚至艺人给太监授艺,他也会在旁边观看。一天,艺人陈金崔教唱《闻铃》一戏,戏文里有一句“萧条恁生”,“恁”应作去声,陈金崔读作上声,咸丰听后立即予以纠正。

皇帝与艺人常在一起,大家已经混得很熟了,咸丰的性格又很随和,所以陈金崔没有你说什么就什么,他坚持自己是按旧曲谱唱的,没错。咸丰也急了,竟然不顾皇帝身份,跟陈金崔辩论起来:“旧谱上面本来就是错的啊!”

倘若国泰民安,会画画懂戏曲或许还能锦上添花,给皇帝增加些魅力和风采,可这个时候就只会引来非议了。臣民私下的评论是“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大船已经漏水了,你还在高声欢歌,房子已经着火了,你还在痛饮美酒,你不知道大船马上要沉,房子马上要完吗?

对于咸丰来说,知道不知道恐怕都已经是一回事了。和议一成,恭亲王奕訢及留京王大臣就上疏请他回京,以安人心,但咸丰却以外使亲递国书一节未明言取消,恐英法联军再杀回北京,对他进行要挟为由,拒绝返京。

和议之前,大臣们多数像咸丰一样,表面蔑视洋人,其实内心都很害怕洋人,更不敢与洋人打交道,及至英法联军进京,亲眼看到洋人的样子,这种疑惧才得以消除。他们发现,英法联军虽然兵强马壮,完全有像当年满洲人入关时那样长期占据北京的实力,但其真实用意只是要胁迫中方签约。众人因此得出了和曾国藩相似的结论,即洋人重商图利,“并无利我疆土之志”,只要“示以诚信”“尚易羁縻”。

观念的改变,令奕訢等人觉得咸丰拒绝返京的理由根本不成立:英法既然已经达成了与中国定约的目的,又何至于因为中国皇帝回銮而再来挟制?使臣亲递国书,不过为一种外交上的礼节,你作为皇帝也不过是接见一下,最多再说几句好听的话而已,有什么可担心的?

大臣们纷纷上疏请咸丰依旧返京,连胜保也奏称“仍请年内还京”,但咸丰的态度很坚决,他仅在胜保的奏疏上批了个“阅”字,其他人的奏疏看过之后就往旁边一放,置之不理了。

热河距离京城倒也说不上多远,可咸丰长居热河不归,就犹如是明朝嘉靖皇帝久不上朝一样,会对人心产生极为消极负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他不在京城坐镇,很多急如星火的事情也都无法主持处理,比如:太平天国和捻军久未平定,该如何“议剿”;英法联军几乎是畅通无阻地打进北京,证明京兵不可用,该如何训练;国库空虚,该如何弥补;南运糟粮不继,该如何采买……

所有军政要务和国家大事,咸丰都往京城一扔,听他的戏去。京城士大夫对此既焦急又无奈,他们不敢直接攻击皇帝,只好把气撒在咸丰所信任的载垣、肃顺等人身上:“主上虽然英明,但内臣只顾谋私,粉饰太平,以致大局决裂如此,深堪痛恨!”

在那些日子里,维持朝政的主要是恭亲王奕訢和文祥。奕訢三十岁不到,外国人见过他的印象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人”“一位优雅、绅士般的英俊男人”。这个年轻人最初当然也没有多少新知识,天津交涉时,他曾是长江通商的竭力反对者,甚至扣留巴夏礼和洛奇等人作为人质,他也是提议人之一。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仍不知外交为何物,只知“剿夷与抚夷”,政治家的派别划分不过有的是主剿,有的是主抚,从奕訢原先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来看,他应该属于剿夷派。对奕訢这样一个剿夷派政治家而言,留在京城议和是一个可怕和屈辱的过程。参加签约仪式的一名法军军官观察到,奕訢“非常疲惫,甚至是迟钝,总之,总体的外观表明亲王的身体非常糟糕、虚弱”。

当然洋人们也没有忽略亲王的另一个性格特点,他们从各种渠道了解到,“恭亲王通常被认为非常机智,或者更准确地说,非常精明和狡猾”。这一点在签约仪式上得到了验证,“我们(指参加仪式的英法军官)惊讶于他(奕訢)眼中不时透出的智慧光芒”。

正是这种骨子里的精明能干,让奕訢在和谈期间就有了不同于他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