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非重用汉人不可 多米诺骨牌效应

当克复严州的捷报传到左宗棠大营时,左宗棠和手下诸将均又惊又喜。惊的是魏喻义以两千兵勇,夺取了由万余太平军驻守的严州,而且伤亡数都没超过两百,堪称奇功。喜的是无意之中夺得严州,不仅提前实现了“直捣严州”的目标,而且扫除了金华北面的屏障,将有助于扭转金华正面战场的僵持局面。

在此之前,楚军的处境极其困难,一方面三城久攻不下,另一方面,各部长期缺饷,且军营内流行传染病,染病至死者高达四千余人。严州的克复宛如给官兵们打了一针强心剂,士气一下子高涨起来。

相比之下,太平军阵营起先的顽强势头却渐渐开始衰竭。三城的危急状况引起了浙江全省太平军的关注,驻扎在湖州、绍兴的太平军诸王率十余万人增援金华。可惜为时已晚,在楚军持久而强大的攻势下,驻守汤溪的太平军战将彭禹兰失去了坚守的信心,主动向楚军密约乞降,并里应外合,帮助楚军攻下了汤溪。

汤溪失陷之后,如同洪水决堤,龙游、兰溪乃至金华守军纷纷弃城东撤,太平军在金华战场上的防御体系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其速度之快,连左宗棠也始料不及。

眼前的情况和多米诺骨牌效应十分相似。左宗棠从投入兵力到完全占据金华府城,总共耗去了半年多时间,可是自太平军撤兵金华起,他在不到一个月内就占据了金华以东六县,而这六个县的守军无一例外都是不战即逃。

与此同时,浙东的太平军也在退却,1863年3月15日,常捷军、常安军协同清军攻占绍兴。时隔三天,楚军攻占杭州上游的桐庐,对杭州形成了半月形大包围圈。左宗棠在给朝廷的上奏中分析指出:“克复绍郡(绍兴),浙东郡县已一律肃清;克复桐庐,杭郡(杭州)上游全为我有。”

形势虽然极为有利,看上去攻克杭州的目标已是近在咫尺,但左宗棠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他不主张全军进攻杭州,同时也力戒各部不得贪功冒进。这是因为当时一部分浙江太平军正向皖南转移,江苏太平军在李鸿章、曾国荃军的压迫下,也可能乘虚往皖南、江西渗透。如果楚军投入全力进攻杭州,皖南、江西至浙江的后路必然兵力空虚,到时就将面临前有坚城强敌,后被严重干扰甚至阻断的危险局面。

4月11日,左宗棠下令楚军开始进攻与杭州相邻,又为其西面要地的富阳。太平军从各城陆续撤退的部队均屯集于富阳,杭州守将汪海洋亲临富阳组织防守,同时李秀成为力保杭州,也从江苏调派陈炳文部驰援富阳。

由于太平军在富阳加强了防守,楚军进攻富阳的行动计划接连受挫,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内毫无进展,战局又进入了类似于金华战役中前期那样的僵局。

左宗棠原先对李鸿章“借师助剿”的主张颇不以为然。朝廷命常捷军头目、“署理浙江总兵”勒伯勒东归其节制,同时让左宗棠以浙江巡抚的名义给勒伯勒东发放统一事权的“札凭片”(即文件凭证)。左宗棠不乐意,以宁波距上海更近为由,把皮球踢给了李鸿章。

战场最能教人认清现实。这边久围富阳不下,那边李鸿章却联合洋枪队搞得风生水起,这让左宗棠迅速改变了不愿洋人“助剿”的态度。此时勒伯勒东已在攻克绍兴一战中受伤毙命,左宗棠便调继任者德克碑率常捷军前来富阳助攻。

常捷军装备有新式洋炮和法国人所训练出的熟练炮手,富阳城外的堡垒很快就被其用大炮轰开。第二天,楚军水陆各部乘胜扩大战果,大举出击,终于攻下了富阳。

攻下富阳后,左宗棠即积极筹划进攻杭州。他认为太平军以杭州为中心,以余杭为犄角,二者均依赖于嘉兴、湖州的支援和接济,而嘉兴、湖州的来杭之路又在余杭,所以他决定兵分两路,分别攻打杭州、余杭,并以余杭为进攻重点。

如同富阳战役一样,五个月内,楚军在杭州、余杭两处都未取得决定性进展,只是攻破了城外的几个要垒而已。不过在五个月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恐慌与失败情绪的影响下,杭州北面各城的太平军守将纷纷归降。杭州外围仅剩西面的余杭一条通道,处境更加危殆,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决计把进攻重点转向杭州。

1864年3月,楚军主力会同德克碑的常捷军对杭州发起连续猛攻。长期围困和猛烈进攻所造成的巨大压力,终于迫使杭州守军发生动摇,其内部先后出现了两起暗中向楚军洽降的事件,杭州守将陈炳文感到无法坚守,遂趁半夜弃城而走,余杭守军也于同一天西撤。

太平军在浙江的最后两个战略要地分别是嘉兴和湖州,至1864年8月,嘉兴由进入浙北的淮军所克,湖州则由楚淮两军联手攻取。经过历时两年多的苦战,左宗棠如愿以偿地夺得了全浙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