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至为关键的几个月 向化

除了突出洋枪队在关键时刻的战斗力外,薛焕在奏折中也没有忘记提及华尔对大清帝国的“顺从和忠诚”。

对于借助洋兵“助剿”,那拉氏、奕訢虽已不像咸丰时那样保守固执,但仍非常忌讳。新洋枪队的士兵全部是中国人,且可以不依靠英法联军支持,独立在战斗中取得胜利,对于这一点他们不会有什么不高兴的,所顾虑的主要是华尔等洋人。

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国尽管自古就有雇佣外国军事人才(“番将”)的传统,然而历朝历代留下来的相关经验也同时表明,这些“番将”的忠诚度并不一定可靠。不可靠就容易出乱子,有时还是大乱子,比如唐代安禄山发动的安史之乱,有些史家就认为它不是单纯的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之间的内战,而是中国人和叛变了的“番将”及“外国”雇佣军之间的争斗。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向来都是以中国为中心,中国之外全都是“外夷”,即便开明如奕訢、文祥,思想意识上也从来没有能够脱离这一窠臼。衡量外夷是否忠实,由来已久的尺度只有一个,那就是文化归顺,中国的文化典籍称之为“向化”“来化”“慕义”。

早在1861年,华尔就向道台府和美国公使馆提出申请,要求“归化”为中国臣民,以及改变“服色”,改穿大清官服。华尔当时这么做,主要是迫于压力,避免因违背中立而再遭逮捕和起诉,同时也让美国政府不能利用其国籍插手洋枪队内部事务。薛焕是个老官僚,中国官员常见的机敏、圆滑、谨慎等特点在他身上一个不缺,他自然不会傻到将这些背景和盘托出,他在奏章中一再强调的,是华尔对朝廷如何“真心实意地忠诚”,以及“抑制他‘向化’的忠诚似不妥”。

朝廷对华尔的主动“向化”显然感到非常满意,在诏令中称赞道:“(华尔)已由钦慕转向华风并怀有忠心,能干而顺从,确实值得敬佩。”按照薛焕的意见,华尔被授予四品顶戴花翎,继续负责训练常胜军,这意味着他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得到皇帝特赐嘉奖的西方人。

高桥战役让何伯和华尔都尝到了甜头。何伯虽然预料这次军事行动最后终将得到上司的支持,但他心里非常清楚,英法联军哪怕是以主动防御为名义对太平军发动进攻,也已经明显破坏了英国政府所公开宣布的中立政策。为此,他在给海军部的报告中特意做了掩饰,竭力说明所派出的数百名联军“并不是认真安排的”。

何伯自己是早就把中立政策扔到爪哇国去了,他仍一心想着如何进一步攻打太平军,“三十英里外围战”由此破炉而出。所谓“三十英里外围战”,是由英法联军和常胜军实施联合作战,对上海城外围三十英里范围的区域实施“清剿”。

1862年2月22日,何伯给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写信,提出了“三十英里外围战”的计划。不过他把计划的发明权戴在了华尔头上,还说明洋枪队将在计划中承担主要作战任务,联军仅提供有限的军事援助。

卜鲁斯早就倾向于清廷,但根据本国外交部的中立政策,仍主张限制英国直接介入清军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他一边有保留地对“三十英里外围战”计划表示同意,一边坚持联合作战期间,所攻克的城市都应由清军来守卫。

在“三十英里外围战”正式开始以前,英法联军、常胜军和当地清军对太平军展开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攻势,对太平军修有防御工事的的各个前哨阵地发动进攻,目的在于减轻太平军对上海和松江的压力。在这些战事中,联军多数情况下仅担负后备军的角色,以及向联合部队提供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炮火支援,在战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常胜军,他们作为散兵、攻击部队与追击部队,在战场上表现得异常活跃。

华尔毫无疑问是常胜军的灵魂人物,指挥作战时他不穿军装,不佩军阶标志,若用正规军人的标准来衡量,可以说举止极为随便,然而另外一方面,他的衣着打扮又十分讲究和引人注目。

华尔有一件紧身便装军大衣,乃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赐赠,一般情况下,华尔不是穿这件亲王赐赠的军大衣,就是穿一件热带居民所穿的紧身短上衣。除此之外的行头,还有一件厚厚的斗篷、头上所戴的宽边帽,以及嘴里叼着的方头雪茄烟。

华尔手中也从不握刀或武器,只拿一根马鞭聊作手杖,它的作用和其他行头一样,并不光是为了出风头,更有消除士兵的恐惧心理,塑造自己战无不胜形象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