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至为关键的几个月 民风

此次李鸿章受命出征,最大的困难还是没有兵,湘军的规矩是兵为将有,于是曾国藩便派他招募淮勇,用以组建援沪之师。

曾国藩最初创建湘军的思路,很多都取法于戚继光。戚继光练兵用兵有“澄定浑水,再汲新水”一说,浑水指的是旧军,新水指的是新军。按照一般经验,士兵从征的时间一久,都会渐渐染上暮气,秉性善良者思乡心切,凶暴狡诈者甚至会为敌方所诱而另有图谋。戚继光的对策是以新代旧,用重新招募的新军来替代暮气沉沉的旧军。

曾国藩对戚继光的这一策略非常服膺。湘军军制,凡一个军营染上暮气,就必须立即全部遣散,另行招募新军。曾国藩引用北京旧鞋铺里的一句谚语,称之为“抽帮换底,整旧如新”,意思是就好像鞋铺把旧鞋的底子换上新底子,便能够使之焕然一新。

由于需要不断地遣撤旧勇,另建新营,对兵员的需求量就相当之大,据曾国荃统计,仅湖南湘乡一县,前后从军的人便有二十余万之多。

除湖南外,从就近原则出发,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也都曾分别筹划在湖北、四川、江西招募勇丁,并按湘军成法,组建由该省勇丁组成的新营。可惜的是成效都不显著,有的刚刚成立不久就被裁汰了。比如胡林翼抚鄂时,就想招鄂人为兵,选鄂人为将,结果所建的部队根本就不能用,最后他的所谓鄂军其实仍是湘军,从兵到将大部分都是从湖南招募过去的。

为什么湖南人能当兵打仗,几个邻省的人就不行呢?细究起来,这与当地风气大有关联。湖南民风之强悍,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当初太平军进入湖南而湘军尚未建立时,境内民众便立刻自发分化为壁垒分明的两派,一派投入太平军,一派成为结堡自守的民团,这两派立场完全不同,但都毫不迟疑地与对方誓死争斗。这种民风,在当时的湖南各地少有例外。

反观同时期的湖北、江西,太平军一来,民众就赶紧蓄起头发,清军一来,又马上剃头,民风差异,显而易见。四川素为天府之国,有渔盐之富和商贾之利,老百姓生活安逸,民间肯冒兵戈之险从军的人自然更不会多。

安徽的情形则与湖南、湖北、四川、江西都不大相同。安徽除通常以长江划界,分成皖南皖北外,还可以按经济文化水准,大体分出三区,即最南面的皖南地区、最北面的两淮地区以及夹在两区之间的皖中地区。

皖南是三区中最富的,这主要是由于徽商的缘故。太平军攻入皖南时,绅商们曾集巨资献给太平军,试图换取对方不攻夺他们所在的城池。可是太平军作战本有其既定的战略目的,往往都是钱财收了,城池也照攻不误,于是有人就讽刺说:“徽人必有抱金而死者!”显然,皖南民风不过是湖北、江西、四川的翻版,在这里很难招募到敢战能战的武士。

三区中最穷的是两淮地区,包括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在内,都是“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所在。两淮在嘉庆时就出现动荡,至道光年间日趋严重,在凤阳、颖州两郡,抢劫和杀人放火的事件层出不穷,犯案者甚至敢和官府对抗,公然拒捕。

发现两淮风气刚劲,还在李鸿章初入湘军幕府时,曾国藩就决定由他主持招募淮南勇五百人,组成淮南骑兵,为创建湘军骑兵探路。李鸿章受命后,派人到两淮募勇,但当地士绅却借口团练仅保卫乡里,对前往招募的人员百般阻拦,结果这次试验没能成功。

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淮河两岸地区的士族力量薄弱,士绅集团受理学忠君的思想影响较浅,见清廷和太平天国对峙日久,相持不下,便对形势大多采取了观望和两面应付的态度。

等到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又再度提出了创建淮军的计划。他认为,两淮地区应该不愁招不到合适的勇丁,只是缺乏训练人才而已,倘若能用湘军的制度来训练两淮勇丁,同时严格纪律,并多训练一段时间,不但能练出好兵,还有望从中选拔出一两个日后的名将之才。他乐观地估计,这样一支淮军将成为声望不减于湘军的劲旅。

按照自己的设想,曾国藩上疏朝廷,请求由两淮兵勇组成淮扬水师,以作为创建淮军的前奏和铺垫。曾国藩安排李鸿章帮助湘军水师将领黄翼升经办此事,不料两淮当时已成为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李鸿章暂时无法前往。后来因为替李元度向曾国藩求情,李鸿章一怒之下离开了祁门大营,以淮勇办水师的事也就只能泡汤了。

经历两次失败后,再议创建淮军,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把目光从两淮移向了皖中。皖中在经济文化程度上居于皖南和两淮之间,同时因其北面与两淮接壤,东面的巢湖又是盐枭出没之区,因而民风也较强悍。

相比两淮,皖中的士族力量较大,理学思想影响深。再者,皖中地区有的为太平军巩固的根据地(安庆),有的为拉锯战区(庐州一带),战斗激烈频繁,持续时间长,各县团练头目或有父兄被太平军所杀,或财产被毁,房屋被占,客观上也使他们丧失了妥协观望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