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至为关键的几个月 站墙子

1862年4月8日,李鸿章率首批两千淮军到达上海。上海人平常所见到的英法联军、洋枪队皆着华丽制服,就连绿营和勇军也都穿得像模像样,唯淮军头上包着布帕,身穿短褂衣,足蹬草鞋,显得土里土气,路人行人见了,都笑指他们为乞丐。

李鸿章对此倒并不是很介意,也不急于用战绩来证明自己。在加入湘军之前,他可不是这样,那时的李鸿章年轻气盛,无论是跟随吕贤基、福济作战,还是在庐州办团练,经常脑子一发热,就会跑出去和人作战,即所谓“专以浪战为能”。

在加入湘幕后,曾国藩特地把他调到曾国荃军的营务处待了一年,以学习军事。这一年让李鸿章取到了真经,他告诉别人:“湘军善战,我原先以为他们是有什么神奇的战略战术,现在才知道其战略战术也无特别之处,就是发现敌人来了,马上去‘站墙子’!”

按照湘军营规,部队是半天走路,半天筑营,官兵们一到宿营地后,就必须立即修建营垒,待营垒修成后方能休息。湘军的营垒为圆形,最外面一圈是鹿砦,中间有内外壕两条壕沟,最里面一圈是土墙,分为内侧的子墙和外侧的正墙。正墙高两米多,子墙的高度只是它的一半,士兵可以站在子墙上,依托正墙顶部挖出的枪炮眼,向外观察和射击,这就叫“站墙子”。

“站墙子”有一套固定的制度和办法。一般在凌晨四点,也就是敌军最容易偷营劫寨的时候,营垒中的官兵要全部起床,其中三分之一的士兵“站墙子”一次。晚上七点以前,再派三分之一的士兵“站墙子”一次。晚上的其余时间,也要派一成士兵“站墙子”唱更,彼此轮换。

在曾国荃营中,李鸿章亲身体验到了“站墙子”的必要性和好处,他认为“半日行路,半日筑营,扎稳脚跟,劳逸结合”,乃湘军很少打败仗的秘密法宝。

其实不光是“站墙子”,稳扎稳打和时时防备的军事思想也早已渗入湘军的血液之中。就在李鸿章临别安庆前夕,曾国藩特别告诫他不要急于求战,而应先练就精兵,站稳脚跟,他还针对李鸿章急躁任性的性格弱点,以“深沉”二字进行戒勉。其他好友如李续宜等人也纷纷以“从容”“勿急”等字相赠。对于师友们的这些劝诫,李鸿章都铭记在心,表示“当奉为枕中秘”。

淮军到上海后,洋人屡屡要求他们出兵“会剿”,与洋兵共同作战,李鸿章都不肯答应。李鸿章的这一态度得到了曾国藩的大力支持,后者在来函中指示:“阁下此次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阁下此时除选将、练兵、筹饷,别无政事;除点名、看操、查墙,别无功夫。”

这时,朝中恭亲王、文祥等人也主张淮军即刻参与“会剿”,借洋兵之力打击太平军。那拉氏难以决断,专门为此征询曾国藩的意见。

在回奏中,曾国藩以科举打了个比方。一个读书人如果具备一点功底,文章也能写出个大概模样来,那么在他报名应试时找别人将自己的文章适当润色一下,虽然是作弊,但还能勉强说得过去。如果他既不能写文章,又不赴试,只是一味找枪手顶替,则无论最后是否会被录取,都会令父兄蒙羞。

曾国藩说淮军就好像是那个报名应试者,而专借洋兵之力,则就相当于单纯地以枪手顶替。他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淮军尚未能够练成精兵的情况下,一味想靠“会剿”投机取巧,若不能取胜,必然贻笑外邦,有辱国格;若侥幸取胜,又后患莫测,洋人会以为中国无兵,从而更加轻视中华。

曾国藩同时致信恭亲王等人,进一步说明了现阶段淮军所面临的困难:李鸿章一军,惯战者不过两千人(指编入的湘军精锐),其余都是刚刚才集结起来的士兵,操练未精,胜败难料。

曾国藩认为应分三个阶段使用淮军:第一个阶段是专心训练,等第一个阶段完成,初步具备战而能胜的实力和把握了,才能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出战而不“会剿”,与洋人各“剿”一处,但尽量靠近一些,以进行战略战术的配合;在第二个阶段中,如果淮军表现优异,洋人也发现淮军确实可用,不再嘲笑了,才能自然而然地进入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与之“会剿”。

“先疏而后亲,先分而后合”,曾国藩所思考和归纳出来的这套办法最终得到了朝廷的理解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