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至为关键的几个月 必须讲信义

直到李元度用兵出问题,湘军军制仍存在将才太少,统领的责任又太大这一缺憾,胡林翼为此进行改革,设立了分统。分统介于统领和营官之间,它的主要作用包括:不打仗时,负责协助统领处理日常事务,统领如有事离营,即以大事归于营务处,小事归之分统;作战时,可按照统领的调度,指挥四到五营人马独立作战。

曾胡以往最头疼的就是统领不好选。有了分统制后,优秀的营官就有了磨炼上进的机会,把他们放在分统的位置上,如果确实能独当一面,便可以在进一步历练后,将其提拔为统领,而不用再赌博式地“选天才”了。反之,若证明难当其任,则分统之上尚有统领,也不会造成李元度兵败那样的事故。

胡林翼先在李续宜军中施行分统制,接着是多隆阿军,最后曾国藩命令曾国荃、鲍超等军也全部照此办理,曾国荃军中的曾国葆就是分统。

湘军军制至此基本臻于完备,从大帅、统领、分统、营官,再到哨官、队长、士兵,环环相扣,犹如现代军制中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士兵,尽管二者差距还比较大,但从当时来看已经是很先进了。

可以说,湘军和太平军之间的争斗,很大程度上就是军事理念及其制度的竞争,谁走在了前面,谁就可能比对手领先一步。在淮军中担任分统的李鹤章、李昭庆乃李鸿章胞弟,和曾国葆一样,他们虽不及乃兄那样出类拔萃,但也全都文武全才,有胆有识,在军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初至上海,让李鸿章最感头疼的不是练兵,而恰恰就是洋务,具体来说就是如何与洋人洋兵相处。在李鸿章看来,之前的本地官员在处理洋务方面都不能算成功。吴煦、杨坊过于谄媚,总是把“洋兵远过中华”放在嘴边,显得毫无民族气节,但因为他们有钱有势,洋人都乐意和二人打交道。薛焕是科举出身的疆吏,比较注重气节,可是在细节方面又总与洋人发生龃龉,洋人也不爱和他交往。

李鸿章赞同薛焕的气节,然而如果洋人看到你都敬而远之,那还如何涉足洋务?他一度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便常常写信向老师请教。

和李鸿章一样,曾国藩所受的只是传统的儒学教育,日常所读之书绝大多数为国学,也没有出过国,对外情的了解可以说极为有限,他的可贵之处,是能够从自己所受的儒学教育中积极汲取思想资源,从而制定对策。

曾国藩承认洋务确实很棘手,但他认为只要将孔子所说的“忠信笃敬”四字贯彻始终,就不难处置。他告诉李鸿章,和洋人打交道最重要的是必须讲信义,果决而不反复,“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在大沽口战役中,郭嵩焘曾力持对外交涉应“循理”,劝僧格林沁不要破坏外交规则,实际和曾国藩的思路是很相似的。两次大沽口战役的先胜后败也从反面证明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弱国与强国交涉,任何一个钻空子的冒失举动,当时看起来似乎占了便宜,但过后一定会遭遇对方更猛烈更疯狂的报复,最终将得不偿失。

1862年3月底,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率领由两千名英军士兵组成的部队抵沪。英法联军数量的急剧增加,使得联合部队作战规模的扩大成为可能,士迪佛立也从何伯手中接过指挥权,为即将开始的“三十英里外围战”着手进行准备。

从这时候起,洋人更是频频要求淮军参与“会剿”。4月22日,一名英军头目的翻译官又来催促李鸿章共同进攻嘉定,被李鸿章拒绝后,翻译官十分恼火,当即拂衣而去。得知李鸿章触怒了洋人,吴煦等会防局官绅赶紧从中转圜,先对英军头目“再三开导”,劝其息怒,然后再来劝李鸿章,说英军建议“会剿”是出于“至诚”,让他多少做出一些让步。

李鸿章被逼无奈,只得提议派薛焕所部勇军作为搪塞,他为此向老师请示,并大叹苦经:“洋情诡秘,究不知其底细也。”曾国藩不同意以勇军搪塞洋人,认为有悖诚信:“明知薛营为洋人所鄙弃,而以此愚弄之,可乎?”与此同时,他继续坚持:“兵勇训练未熟,人数未齐,目下断不宜出战。”

原则问题决不能让步,但跟洋人彻底闹掰也不对。曾国藩说,对待洋人态度一定要谦和,切不可把傲慢无礼当成风骨,要做到“以诚心待之,以婉言谢之”。他还让李鸿章今后再碰到类似问题,尽可以把责任都推给他,就说淮军须由他曾某节制,而他坚决不同意出兵和“会剿”,以此来分担李鸿章身上所承担的压力。

根据曾国藩的意见,李鸿章一方面坚持淮军在短时间内“会防不会剿”,即“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处则不可”,另一方面,为了不和洋人闹翻,他也没有完全听从老师的话,虽然未派勇军敷衍“会剿”,但还是答应了洋人要他拨兵交其训练的要求,从薛焕的勇军和上海本地练丁中拨出一批人马,分别交给英法进行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