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除了拼命就是更拼命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曾氏兄弟将华尔和常胜军拒之门外,并不说明湘军在天京外围的境遇乐观。

曾国藩原计划让多隆阿参与攻打天京。多隆阿在攻克庐州,促使陈玉成被杀后,失去了作战目标,完全可以在天京外围承担打援任务,但令曾国藩感到无奈的是,多隆阿依旧不愿听从调遣,他先是选择了按兵不动,而后又自请援陕,在湖广总督官文的举荐下,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径自率部赴陕西督办军务去了。

多隆阿有着极高的军事天赋,但也有其偏狭和俗气的一面。在他看来,自己在安庆战役中之所以出力颇多,可论功行赏时却落在曾国荃之后,乃是曾氏兄弟和湘军故意排挤所致。

你们兄弟令他人出力,自己坐收其功,我在安庆时已经吃了你们一次亏,还会再上当吗?面对曾国藩的一再请求,多隆阿干脆把话挑明:要我来打金陵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不能再屈居于曾国荃等人之下,必须以我为主帅!

虽然明知胞弟亦不肯相让,然而出于大局考虑,曾国藩还是答应一旦多隆阿兵临天京,即以其为统帅,到时“各路无不听命者”。到此双方算是已经谈妥了,不料天意弄人,多隆阿北上后,陕西突然爆发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多隆阿一时难以脱身,就算自己想来天京都不可能了。

在湘军的顶尖名将中,除多隆阿外,能够担纲重任的还有鲍超、李续宜。可是鲍超正在皖南对付杨辅清等军,李续宜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用以进攻皖北捻军以及割据一方的苗沛霖,二人暂时也都无法抽身。

由于缺少友军的配合,曾国荃必须同时进行围城和打援,日子比安庆战役时要艰难得多。曾国藩一面竭尽全力为其筹集军火粮饷,一面叮嘱曾国荃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旨,要他在“自固”的前提下,能不出战尽量不要出战。曾国荃言听计从,自扎营天京城下起,便采取“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战法,日日“以挖壕筑垒为能事”。

在曾国荃军营垒初成之际,天京太平军即出动三万之众予以攻击,力图趁曾军立足未稳,将其歼灭或驱逐。曾军虽然兵力数量不及敌方,但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传统战法使他们占据着有利位置,加之安庆战役以来,因屡获大捷,部队士气十分旺盛,官兵作战时均能以一当十。太平军出师不利,铩羽而归。

首次解围失利后,天王洪秀全急催李秀成赴援,同时令李世贤速还天京。李秀成正与淮军、常胜军相持于淞沪,后顾之忧不除,自然心结难消,而且他不光是为了确保苏福省,更是因为看到曾军营垒坚固,若强攻的话,牺牲巨大却又难以得手。

天京城阔墙坚,当初江南、江北大营以七八万之众,合围天京数年,天京依旧岿然不动,相比之下,曾国荃军人少兵单,要想攻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李秀成之前曾数次成功解除天京之围,以他的经验来看,天京城内只要储备充足的粮草弹药,坚守几年都不成问题。

基于这一考虑,李秀成决定对曾军采取“避其锋锐,击其惰归”的战法。为了争取洪秀全的支持,他上书分析道:“清军之锐,湘军为最。现湘军乘胜下安庆,破芜湖,而围天京,其势正盛,不可与战,须坚守以待其疲,方可一鼓破之。”

洪秀全早就诏令李秀成、李世贤亲自率兵回援,可是始终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内心已经很是不快,李秀成的上书犹如火上浇油,令他勃然大怒,当即下诏加以斥责:“三次下诏要你回救天京,为什么还不启程?你到底想干什么?如果你再不按诏行事,就是公然违抗命令。天国之法俱在,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作为天国领袖,洪秀全不但治国无方,而且驭将无能。关键时候,他那种对于李秀成既要戒备防范,又急于利用的心态都分分秒秒地写在脸上,可以这样说,他连怎么拿好话哄住部下都不会。

李秀成非常郁闷,不由得摇头叹息:“京中五王十将,有众二十万,不能自卫,非要调疲于奔命之师解围,这是自杀!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1862年7月12日,李秀成派对王洪春元引兵数万,自苏州回援天京。洪春元将其部分出二十余队,每队以一个曾军的营垒为目标,对各垒进行牵制,然后用主力猛扑曾军长壕。

曾国荃凭壕据守,等到太平军靠近,便令部将刘连捷实施反击。刘连捷在吉安时期即曾国荃追随左右,是曾军的一员虎将,洪春元作战不利,只得退入天京城中。

其后,洪春元部与来自浙江的援军、天京城内的守军合兵一处,以四万人的规模突击长壕。曾军长壕既宽又深,太平军无法越过长壕,只得隔壕用枪射击。曾国荃瞅准时机,出壕猛击,太平军铩羽而归。

7月中旬,辅王杨辅清、干王洪仁玕被鲍超赶出宁国,避至天京附近。二王集结所部两万人,与天京城内各军一起夜袭曾军军营,但这次攻击又再度宣告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