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除了拼命就是更拼命 一片愁云惨雾

在多次解围未果的情况下,天王洪秀全以不容置辩的态度,急切要求李秀成自领大军来援,甚至派大员至苏州坐催。

李秀成分析形势,认为曾军营垒很坚固,短期内要想予以攻陷非常困难,同时湘军又主要通过长江运粮饷,太平军无战船之利,要从下游截粮道也不容易。他为此提出不如先取宁国、太平,从上游截断湘军的粮道。可是洪秀全却以这一方案需时过长,而天京缺粮,刻不容缓为由,仍促其直接来援。

李秀成思前想后,决定统筹兼顾,把几个方案和天王的要求放在一起进行处理。1862年8月6日,他召集杨辅清、黄文金等人在苏州开会,会上确定将全军分成三路,其中两路在皖南,一攻宁国,一攻金柱关,其目的在于牵制曾国荃的援军,并相机夺取长江要隘金柱关,从而威胁乃至切断湘军粮道,同时割断曾国荃军与大本营安庆之间的联系。李秀成自领主力部队为第三路,负责围攻曾军,直接为天京解围。

会议结束后,太平军各部便为即将开始的大战做准备。在此期间,江南突然暴发特大疫情,令他们的对手遭受到了比单纯作战更为沉重的打击。

这次疫情并非没有预兆。所谓“大兵之后,必有大疫”,长期而残酷的战争令江南各地已经遍布死尸,江湖溪流甚至井水都受到严重污染,疫病于是便毫不留情地对人类发动了袭击。

在疫病的大面积攻袭之下,湘军各部无一能够幸免。在皖南,霆军染病者达万人,每天都要死数十人,张运兰等军的百分之六七十官兵都病倒了。在浙江,楚军病者过半。在天京,曾军染病者亦逾万人。

曾军军营内一片愁云惨雾。湘军部卒之间大部分是亲戚关系,常见的情形是:哥哥刚刚病倒,弟弟就又染疾;有人早上还笑着和人打招呼,晚上就咽了气;一人暴毙,数人送葬,结果在回来的路上,送葬者竟也有一半人倒毙;因为不断有人病倒病死,十个营帐里面每天都有至少五个不能正常开饭。

湘军在整个江南的军事都陷入了停滞。与此同时,曾国藩希望派去天京助阵的大将仍然没有一个能够成行,鲍超、张运兰、杨岳斌等皆卧病不起,多隆阿继续滞留于陕西,李续宜因母亲去世已丁忧回籍,原部暂归曾国藩节制。唯一能够让人稍感宽慰的,倒是曾国荃本人尚未病倒。

许多天过去了,疫情仍未有消散迹象,湘军官兵互相传染,“死者山积”,而药物已尽,水师不得不将船开到皖鄂诸省去买药。曾国藩忧惧不已,偏偏朝廷还在不断催其进兵,内外压力之大,几乎将其击垮。无奈之下,他逐渐萌生退意,遂上奏告以实情,坦承自己才能不济,无力挽救厄运,请求朝廷另派得力大臣驰赴江南,会办军务。

朝臣中惯于指指点点,评你议他的人不少,但懂军事,能打仗者却是凤毛麟角,更何况湘军岂是局外人能指挥得动的?一见曾国藩有卸责之意,朝廷的态度马上软了下来。那拉氏、奕訢等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下谕曾国藩,表示对他和湘军完全信任,以后战守均由其自主,不会再进行催促。

清廷的用人手段和技巧远在太平天国领袖之上,这封入情入理的谕旨与天王洪秀全的那些气急败坏的诏书一比,可谓高下立判。曾国藩收到后大感宽慰,“读之感激涕零”。

朝廷与曾国藩虽达成了谅解,但并不能使湘军马上摆脱尴尬被动的局面。得知湘军营中疫病大作,有机可乘,李秀成加快了部队集结速度。一俟集结完毕,他便立即下令按苏州会议的决议案展开行动。

在苏州会议上,李秀成曾呼吁诸王团结对敌:“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众心而作一心。”几名具备作战能力的王侯也都以实际行动做出了回应,辅王杨辅清一路进逼宁国,鲍超只得抱病迎战,结果一路连败。与此同时,护王陈坤书一路水陆并进,对金柱关、芜湖一带展开反攻。

这两路都是为了策应天京城下对曾国荃军的攻击。1862年10月13日,李秀成自领的第三路从苏州出发,他亲率十三王计十万人马,号称六十万大军,经溧水、秣陵关,直达天京城下。太平军与湘军的最后一次大会战由此揭开帷幕,加上在外围的杨辅清等部,太平军投入会战的实际兵力达到了三十万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