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愤怒而又绝望的嘶喊 杀降

杀降者不祥,这句警言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受降如受敌。从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出发,人们一直认为杀降属于不仁不义,杀降者也定会受到天道的惩戒。

最广为人知的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名将白起因触怒秦王被逼令自尽。白起开始还叫屈,嚷道:“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老天竟会让我落得如此下场?”不过在匆匆回顾了一下过往的所作所为之后,他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原因,说:“我确实该死。长平之战,赵军降卒几十万人,我用欺骗的手段把他们全部活埋了,这就足够死罪了!”说完便自杀了。

李鸿章岂能不知杀降者不祥以及白起的故事,因此听了程学启的话后显得很犹豫。见上司持有顾虑,程学启坚决请求:“某极知杀降不祥,然如不杀此八人,苏城终不可得,我宁负贼,不负朝廷。”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比较现实的,自古至今,即便有杀降不祥一说,但在现实政治和战争的博弈传统中,更多讲求的还是所谓的“势”与“术”,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以利益和胜利为最终目的,在此前提下,坚持不杀降者反而会被说成是妇人之仁的宋襄公。

白起坑杀赵国降卒自然广遭非议,但它却将秦国当时的现实利益推向了最大化——赵国的军事力量遭到根本性削弱,这个关东六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迅速走向衰弱,与此同时,其余关东诸国也受到极大震慑。

正因为存在这样巨大的现实利益,所以即便白起被杀也不妨碍后来的仿效者纷起云涌,仅仅到了秦末,项羽就成了第二个白起,他直接把二十万秦军降卒给全部活埋了。

要的是眼下风情万种,谁在乎今后波涛汹涌?程学启本身亦为太平军降将,但为了拿到投名状以及染红自己头上的顶子,他在战场上对付太平军,向来比湘淮军的同僚们都狠。如果不杀四王四天将,他就不敢入城,如此则大功必将付之东流,如何能够甘心?至于结拜、起誓之类,在他看来,也不过是为了招降的需要逢场作戏而已,到了认为必须抛弃的时候,随时可以一抛了之。

程学启的话终于让李鸿章下定了杀降的决心。1863年12月6日,他和程学启故意设局,引诱四王四天将出城参谒。一番虚情假意的寒暄之后,李鸿章命左右取出八具红顶花翎,给八人分别戴上,说:“现在诸位都是我大清的官了,好好一起为大清立功吧。”

戴花翎是为了让八人卸下心理防备,八人被邀请在帐内赴宴,他们的随从则一律被支到了帐外。随后李鸿章借故巡营,离开了大帐。他一走,程学启立即下令关闭营门,同时发炮作为信号。

听到炮声,郜永宽还没醒过味来,吃惊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话音刚落,已经是伏兵四起。郜永宽腰间尚别着小洋枪,他连忙拿着枪找程学启,但程学启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八人中的一人见状顿足大叫:“到了这个时候,(找程学启)还有什么用?我就知道程某不可靠,一定会出卖我们的。”

四王四天将当天全部被杀。完成诱杀计划后,程学启率部入城,宣布八人诈降已经被杀,不再对其余人员问责。蛇无头不行,八人既死,降卒多数噤若寒蝉,只有两千余旧部起而抗争,但很快就被程学启的部队消灭了。

杀降事件迅速在联合部队内部掀起波澜。戈登是郜永宽等人归降的证人,李鸿章在决定杀降时就知道他不会同意,便将他先行调往昆山。从昆山回来后,戈登才知道郜永宽等人被砍了头,这让他愤怒至极,认为自己作为保人,已经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场是非之中,尤其不知情者很可能会以为他也是同谋,从而使他引以为豪的军人荣誉以及英国的脸面受损。

就算淮军里面也有人对此表示不满。作为郜永宽献城归降的牵线人之一,副将郑国魁曾参与阳澄湖谈判,现场见证了程学启折箭起誓的全过程。杀降事件发生后,他哭着连饭都不肯吃,连续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

程学启部的军纪原本很好,但在郜永宽被杀后,他的部队却趁机将纳王府劫掠一空,弄得满城大乱,加上当时又盛传谣言,说郜永宽的党羽并未除尽,仍暗藏于城中,随时准备袭击李鸿章。凡此种种,都令李鸿章烦恼不已,对杀降一事也颇感到有些后悔,便埋怨程学启道:“你也是降人,为什么要做得这么过分呢?”

程学启最怕也最恨别人揭自己的这层伤疤,盛怒之下当即回营,要打点行装离淮军而去。他的部下连忙跑去向李鸿章报告,李鸿章自知失言,忙假借商谈其他事务,前来探望程学启。程学启有了台阶可下,两人的关系才又重新融洽起来。

为了安抚郑国魁及其降卒,李鸿章下令为郜永宽做佛事,并亲自前往祭吊,其间还假惺惺地掉了几滴鳄鱼眼泪。倒是郑国魁动了真情,他叩棺大哭,一边哭一边诉说:“杀你的自有他人,我可没有欺诈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