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格里来到昆山，进入戈登的住所时，他看到戈登正在哭泣。两人还未讲上一句话，戈登就躬下身子，从床底下掏出一样东西，举在空中，大声叫道：“你看清没有？看清没有？”

窗棂中透进来的光线很暗，马格里起初根本没认出那是一个什么东西。戈登见状，又再次大声说道：“这是纳王的头！完全是卑劣的谋杀！”说完之后，便放声大哭。

经过马格里等人的一番好说歹说，戈登总算答应不再与李鸿章发生直接冲突，但他并没有真正感到解恨。在他的怂恿下，英国新任驻华陆军司令伯郎自上海来到昆山，宣布由他接管常胜军，常胜军今后不再受李鸿章的节制和调遣，也不再参与对太平军的进攻，其作用仅止于防守上海。

接着伯郎来到苏州，怒气冲冲地找李鸿章兴师问罪。当着伯郎的面，李鸿章辩称他不是一个天生爱杀降的人，假如不是郜永宽等人的要求太过分，使形势变得十分特殊和严峻，他是会接受郜永宽等人投降的。

李鸿章所提供的理由并没有能够得到伯郎的认同。伯郎说他代表英国女王与在华官商向李鸿章提出抗议，因为英国遵循不杀俘、不杀降的准则，“不喜杀人”，而李鸿章已经触犯了这一准则，如果他希望事情得到转圜，就必须备文认错。

李鸿章初来上海时，对洋务不熟悉，曾写信向老师请救。曾国藩依照宋儒义理之道，指示他应按“忠信笃敬”四字去和洋人打交道，后来李鸿章自己经过一番实践，认为对待洋人没必要这么实诚。他把老家的“痞子手段”（流氓、无赖手段）掺和进来，从而形成了他所谓的“亲近加痞子放赖手段”，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既要和洋人假装亲近，但又不能真的以心换心，必要时候还得像痞子一样耍耍无赖。

李鸿章连向洋人口头认错都不愿意，更不用说写下文字了。既然与伯郎“亲近”不得，他就把“痞子放赖手段”搬出来，笑着对伯郎说：“这里是中国，不是外国，而且此为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向你认错。”

伯郎的要求虽被毫不客气地堵了回去，但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他就是心里再窝火，看着李鸿章笑嘻嘻的样子也不好怎么发作了，只得悻悻然抛下一句“将转告本国公使与总理衙门交涉”之后，便起身离开了。

李鸿章本质上是个读书人出身的文官，不是真的痞子，厚着脸皮耍无赖也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戈登和伯郎如此折腾个不休，让他自觉烦恼不已，心情十分恶劣，对戈登和常胜军的印象也因此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他忍不住道出了自己的愤懑：“常胜军终无结局，外间不知者以为好帮手，其知者以为磨难星也。”

对于伯郎说要闹到北京去，李鸿章不能不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他向总理衙门发去密奏，详细报告了整件事情的前因经过，同时表示为大局着想，愿意任由朝廷对他进行惩罚。

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果然在北京对清廷施压，而且是直接给同治皇帝发去照会，要求对李鸿章进行调查，但那拉氏接到照会后，对此的评论却是：“洋人不明事理。”随后她就把皮球踢给了总理衙门。

“洋人不明事理”，其实就代表了中国官方的一致态度。以曾国藩为例，他在半个月后才知道此事，“阅本日文件，见李少荃（李鸿章）杀苏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对李鸿章的做法，他表示完全同意，且认为李鸿章出手果断，“殊为眼明手辣”。

总理衙门的恭亲王、文祥也都站在李鸿章一边，自然不可能责备乃至处罚李鸿章。为了让双方都有台阶可下，朝廷遂以克复苏州论功，特授戈登以头等功牌，并给予一万两赏银。可是戈登拒绝接受赏银，还在赏赐诏令的背面写道：“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洋人竟然不要皇帝的赏银，这件事着实令人吃惊，同时也可能会使朝廷很没有面子。李鸿章急忙为之打圆场，解释说戈登是英军指挥官，属于伯郎的下级，此时伯郎正在香港，没法向他请示，而在未征得伯郎同意之前，戈登自然不敢接受中国皇帝的赏赐。

戈登虽然对赏银没兴趣，他却未将头等功牌拒之门外。发现洋人喜欢奖牌一类荣誉，朝廷便又授予他荣誉提督衔以及四套黄马褂。对能够得到这些东西特别是黄马褂，戈登显得和华尔一样受用，他不无炫耀地对别人说：“中国人极力阻挠我获得它，但我说或者给我黄马褂，或者什么也别给。他们终于屈服了。”

常胜军方面更好打发，李鸿章宣布犒赏常胜军七万两白银，相当于一次性加发了七个月的军饷。在拨出这笔巨额赏金的同时，他又让人写了一张文告，声明戈登在归降谈判中确实说过要宽赦郜永宽等人的话，但杀降时他并不在场，事后也对杀降提出了质疑，但“本部堂（指李鸿章自己）与戈总兵（戈登）之用心实有不同而同之处”。

这张文告写得相当高明，既没有脱离事实，也让戈登下了台，戈登后来还特地把它带回了国（后来收藏于大英博物馆）。戈登的面子和里子都有了，从此不再对杀降案进行追究，一场风波终于得以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