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第三节 安史之乱

唐朝为了有效防范突厥和吐蕃,大力加强了边防驻军。尤其开元中期以来,军事的胜利助长了李隆基对外扩张的野心,他早已经放弃了早期的俭朴和克制。随着战争的长期进行和不断扩大,战争不完全是捍卫边疆而带着扩张的性质了。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开边意未已,精兵皆戍北边,使天下之势偏重”。

唐朝建国后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为北魏宇文泰所创建,唐朝的府兵制本身有其特殊性,在中国古代兵制史上相当罕见。关于这一点,可以拿与唐朝同样有声色的汉朝来作比较:汉朝是寓兵于农,全农皆兵;唐朝只能说全兵皆农,就是说,每个士兵都要种田,但不是所有种田的人都要当兵。

唐朝先将全国的人口做调查统计,根据各家的经济情况,分为九等人。下三等的人没有资格当兵,上等和中等才有当兵的资格。作为补偿,朝廷会免去当兵家庭的租庸调。这样,当兵是地位的象征,所以富裕人家愿意当兵,这就是府兵。府兵自己有田有地,平日务农,农闲操练,征发时自备兵器资粮,轮流保卫京师,防守边境,因此不需要朝廷出钱来养军队。府兵制多少能减轻民众服兵役的劳苦,对生产的影响不大。那么,府兵制是怎么被破坏的呢?

各地府兵要轮流到京师宿卫一年,唐太宗时,李世民经常亲自教习这些府兵骑射,府兵们都觉得荣耀,愿意为国家出力。后来,天下太平无事,在京师宿卫的府兵无事可做,逐渐沦落为达官贵人的苦工,受人轻视,因此,再有府兵下一轮宿卫,便千方百计地逃避。

再说边境上的府兵。府兵原来是三年一代,但因为边防战事频繁,戍期延长。前面提过,府兵都是家境富裕之人,到边关时,往往携带不少绢匹(唐朝以绢作币),这是他们的私房零用钱。边将见财起意,便想方设法地侵吞士兵财物,还强迫士兵服苦役。这样,由于边将贪污,朝廷腐败,直接导致没有人再愿意当府兵,发生了大面积府兵逃亡事件。这种情况发生在唐玄宗李隆基一朝,正是唐帝国国力鼎盛的时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只好停止征发府兵,开始实行募兵制,其实就是雇佣兵。唐帝国此时财力雄厚,有钱有势,出得起大价钱雇人当兵。招募来的士兵,军器、衣粮都由朝廷发给,长期服兵役。唐初便有募兵一说,随着府兵制被破坏,募兵日益盛行。唐玄宗开元年间,京师宿卫、边镇戍兵,以至地方武力,已基本上为募兵充任。镇守京师的为长从宿卫,后改名彍骑(彍音廓,各令习射,一律张弓的意思)。戍边的称健儿,长期服役,又称为长从兵或长征健儿。地方上则有团结兵。

实行府兵制的时候,地方兵力分散,中央握有重兵。而在募兵制下,中央彍骑招募的多为市井无赖,不堪一击。地方团结兵装备差、数量少,也很虚弱。只有边镇军力强大,至“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而这些被招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番人。正是大量使用少数民族番人当兵当将,而没有采取任何提防措施,才造成了后来“安史之乱”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节度一词出现较早,意为节制调度。节度使成为正式职衔始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之时。节度使为差遣职,其官署称为使府、幕府,幕职有节度副使等文职和都知兵马使等武职,每一节度使领若干州,为这一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总辖区内的军、政、财大权,所辖区内州县归其统属。功名卓著者往往可以入朝为相,故节度使地位颇重。

唐玄宗李隆基先后缘边设置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自开元至天宝初年,共增至十大镇,如下:


(一)朔方节度使,治灵州,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属之,捍御突厥。

(二)河西节度使,治凉州,断塞吐蕃突厥往来冲道。

(三)河东节度使,治太原,与朔方为犄角,备御突厥及回纥。

(四)陇右节度使,治鄯州,控遏吐蕃。

(五)安西节度使,治安西都护府,统辖西域诸国。

(六)北庭节度使,治北庭都护府,防御突厥余部。

(七)范阳节度使,治幽州,控制奚契丹。

(八)平卢节度使,治营州,安东都护府属之,镇抚室韦靺鞨诸部。

(九)剑南节度使,治益州,西抗吐蕃,南抚蛮獠。

(十)岭南节度使,治广州,安南都护府属之,绥服南海诸国。


李隆基设置的这一防御体系在对外防御上是较为严密的,他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因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但制度是一回事,具体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帅久任,不按时换防。由于府兵制的废止和募兵制的实行,当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类似当今的雇佣兵)。而边兵在边地长期驻守一地,久不更调,便逐渐变成了地方节度使的私人势力。兵士只知有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到后来,更演变出了一人身兼数镇节度使的情况,危机更加严重。

宰相李林甫对边将的策略更使这一危机雪上加霜。他为了独掌相权,不仅控制朝廷百官,对于边帅的防范也不遗余力。

自唐兴以来,军事统帅都用忠厚名臣,规定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四夷之将,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这些名臣往往从节度使的位子上直接入为宰相,所谓“出将入相”,便是指这种情况。开元时期,像郭元振、薛翊、张嘉贞、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名臣,都因为在边地立下功劳,由大将直接提拔入相。从边将中提拔一直是唐朝选相的一条重要原则。

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权,便想杜绝出将入相的根源。天宝六年(747年),李林甫向李隆基进奏:“凭陛下的雄才大略,国家的富裕强盛,而蕃人还没有消灭,是因为用文臣为将帅,怯懦不胜任作战。陛下如果真要消灭四夷,扬威海内,就不如用武官,武官不如胡将。胡将生下来时就气力雄大,少年时养在马上,善于骑射,长大了练习战阵,这是他们的天性。陛下如果安抚笼络他们,任命他们为将,使他们为朝廷尽力死战,那么夷狄就不难解决了。”

任用蕃将不是李林甫的发明创造,唐太宗贞观年间已有先例,但和李林甫此时的别有用心完全不同。贞观时期,太宗用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蕃将为将,这些人均为大唐奋勇杀敌,且战功赫赫。然而,唐朝廷使用蕃将时也是大费心机,常以汉臣予以牵制,避免其不利于朝廷。李林甫提出的建议则是以蕃将为边关主帅,委任他们一方军政大权。这完全是李林甫的私心。绝大多数蕃将不识汉字,是以功勋再大,没有可能也没有资格担任宰相,这样,李林甫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了边帅入相的道路。十分可惜的是,曾经英武决断的李隆基没有看透李林甫的奸诈用心,竟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先后提拔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为边帅,这不得不说是李隆基在军事上的最大失误。其中,在这些蕃将中,李隆基又首用安禄山,对安禄山的器重和恩宠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此时的局势,兵力的分布内轻外重,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安禄山之流,精兵强将集中在北方的边境,不免养虎成患,遗患无穷。在众多蕃将之中,以安禄山最为飞扬跋扈,身兼三处节度使,十余年不迁徙,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历史学家认为:“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节度使的权力也愈来愈大,他们不仅统兵,而且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民政、财赋、刑法权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这无疑成了其后产生地方割据势力的最适宜的土壤和温床。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军费开支因此大大增加。

天宝年间,大唐的危机已经不是来自外部敌人的威胁,而是内部边防的势力。“边将日重”。天宝元年,全国军队五十七万人,四十九万都驻守在边镇,京城内外驻兵仅及边军的六分之一。外重内轻的局面,成为大唐最危险的暗流。这暗流,到安禄山恩遇最浓时,便开始蠢蠢欲动了。


安禄山,营州柳城(治龙城,今辽宁锦州)杂胡,小名轧荦山。母亲阿史德氏为突厥族女巫,安禄山年幼时父亲就死了,一直随母亲住在突厥族里。他母亲后来嫁给了突厥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安禄山也就冒姓安氏,名叫禄山。

安禄山随其母到突厥部落不久,该部落发生内讧,部众四散逃生。安禄山与其继父哥哥的儿子安思顺一起逃到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先经营小生意,因懂得六种民族语言,很快就当上了互市牙郎(贸易居间人)。任互市牙郎期间,安禄山既善于处理各种纠纷,又敢于同当地恶少争斗,因此不久就以勇敢善斗闻名于幽州。

同时担任互市牙郎的还有安禄山的同乡和好友窣干(日后改名为史思明)。不久,二人觉得担任互市牙郎没有什么前途,便一起投军效力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帐下,担任捉生将。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禄山才算正式加入了大唐军队的编制,开始食君俸禄。这个时候,连他自己也想不到,二十年后,他会将大唐帝国搅得天翻地覆。


在任捉生将期间,安禄山经常带领轻骑兵袭击与唐王朝为敌的契丹人。因为熟悉边境一带的山川地形,安禄山经常能立奇功。他曾经率手下三五名骑兵出去,活捉契丹人数十名而回。节度使张守珪对此大为惊奇,对其另眼相看。加上安禄山狡黠奸诈,善于揣度人心,张守珪更是青睐有加,便收他为养子,以军功加官为左骁卫将军,担任平卢讨击使。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三月,奚和契丹反叛,张守珪派安禄山讨伐。“禄山恃勇轻进”,结果中了奚人和契丹人的埋伏,被打得全军覆没,安禄山只身单骑逃回幽州。张守珪依军法要处斩安禄山。临刑前,安禄山大呼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

张守珪性情慷慨,亦爱惜安禄山骁勇。只是军令如山,沉吟下就写了一纸呈文,将其解送长安,任由朝廷处置。张守珪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住安禄山的性命。因为这时候的大唐天子非但不昏聩,反而被广泛认同是位出类拔萃的统治者,态度亲切,体贴臣属。

安禄山被押送到京师后,先遇上了当时的中书令(宰相)张九龄。早在三年前,张守珪派安禄山入朝奏事,张九龄就对安禄山印象不佳,认为他有反相,曾经对侍中裴光庭说;“将来乱幽州者,必定是这个胡人。”此时既然有机会除掉隐患,张九龄自然不会放过,便在张守珪的奏文上批道:“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批示按军法处斩。

然而,事情果然如张守珪所料,唐玄宗李隆基看了张守珪的呈文后,认为安禄山是个少有的人才,应该赦免,让他戴罪立功,所以只是下令免去安禄山的官职,作为一般的士卒在军前效力,“以白衣将领”。

张九龄又上奏说:“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坚持请求杀掉安禄山。

虽然张九龄多次固争,但李隆基最终还是赦免了安禄山,为后来的天宝之乱留下了隐患。这样一来,安禄山反倒因祸得福,虽然暂时丢了官,却在天子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朝野中也成了知名人物,为其日后的飞黄腾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回到幽州后,张守珪对安禄山更加另眼看待,给他创造了各种立功赎罪的机会,还让他负责接待朝廷派往幽州的各方面人员。安禄山生性圆滑,谄媚巧言,善于窥伺人情,使出浑身解数,曲意巴结、贿赂朝廷来的官员。不久,安禄山就赢得朝廷各方面的赞誉之声。

就在同一年,窣干也跟安禄山一样,开始时来运转。窣干,突厥人。据史书记载,窣干从小瘦弱不堪,头发几乎全部脱落,而且驼背弯腰,单肩上耸,眼睛鼻子长得都不是地方。长大以后,他的相貌变得好看一些,以作战勇猛、足智多谋而闻名远近,也因此与安禄山结为好友。

不久,窣干因欠官府债款,走投无路下,逃到了北边的奚族地区,被奚族人抓住。奚族人一向排外,准备杀死这个外来人。窣干急中生智,大声说:“我是大唐派来与奚王和亲的使者,你们杀了我,就惹下了灭族的大祸。”

此时唐朝军威虽然不及太宗时期,但依旧十分强大。奚族人见窣干一本正经的样子,信以为真,不敢轻易得罪大唐的使者,就送他去见奚王。窣干见到奚王,竟然长揖不拜。奚王虽然十分恼怒,却畏惧大唐的势力,不敢对窣干无礼,还以贵宾的礼节接待他,并决定派人随窣干去朝拜大唐皇帝。

窣干对奚王说:“你派去的人数目虽然不少,但多是浅薄之徒,这样的人怎能去见大唐皇帝呢?我听人说,你手下有一个才干超群的琐高,何不让他去呢?”奚王听从了窣干的意见,派琐高带着三百人跟随窣干去朝拜大唐皇帝。这一行人快到卢平的时候,窣干暗中派人先去通知卢平守将裴休子,煞有介事地报告说:“奚族人派来的精锐将士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嘴上说是朝拜天子,实际是来偷袭卢平,你应该做好准备,先下手为强,干掉他们。”

裴休子相信了窣干的话,预先布下埋伏。等奚族使者进入卢平后,唐伏兵一拥而上,将奚族一行人杀了个一干二净,单单留下琐高。

窣干把琐高押送到张守珪那里。张守珪见奚族人中号称最有才干的琐高被抓来了,欣喜异常,认为窣干为唐朝立了大功,当即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窣干大加赞赏。在张守珪的全力保荐下,李隆基召见了窣干,交谈后,称他是世间奇才,当场授予他大将军、北平太守的职务,并赐名思明。

史思明能够临危不惧,随机应变,这份胆气,即便在猛将如云的唐军中,也是不多见的。史思明的才能和计谋之深也由此可见一斑。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便成为大唐仅次于安禄山的第二号劲敌。

安禄山和史思明各自有了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后,官运就开始一路亨通起来。而发掘二人的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则开始走下坡路。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六月,降附于东突厥的奚、契丹部落,不断进犯唐边。幽州镇将赵堪与白真陀罗假借张守珪之令,让平卢军使乌知义率兵攻打潢水(今西辽河,位于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之北)上游以北的奚部。乌知义不愿出战,白真陀罗又矫称皇帝制书,迫其出战。乌知义被迫领兵出战,先胜后败。张守珪闻讯,竟隐瞒败状,奏报获胜。事情泄露后,李隆基命内给事牛仙童前往调查。张守珪重重贿赂了牛仙童,将败责归于白真陀罗,迫其自杀。

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此时牛仙童深受李隆基宠信,为其他宦官嫉妒,众人共同联合起来揭发了此事。李隆基得知真相后大怒,诏杀牛仙童。另一名宦官杨思勖负责行刑,将牛仙童“缚于格,箠惨不可胜,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尽乃得死”。死状十分悲惨。张守珪则因旧功减罪,被贬为括州(治今浙江丽水东南)刺史,到任没几天,就背部生疽而死。

张守珪是开元年间唐朝著名的边帅,他长期戍边,戎马倥偬,多次与突厥、吐蕃、契丹作战,从一名下级军官成长为威震一方的将领,史书上称赞他是“立功边城,为世虎臣。”张守珪上任幽州节度使不到两年,便以军事打击和用间相结合的手段,屡败契丹,极大地稳定了幽州以北边境的局势,使幽州多年来的混乱局面稳定下来。李隆基对张守珪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稳定局势非常满意,准备封他为宰相,“上美张守珪之功,欲以为相”。但遭到宰相张九龄的反对。李隆基不甘心,欲“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职”。张九龄又劝阻说:“守珪才破契丹,陛下即以为宰相;若尽灭奚、厥,将以何官赏之?”李隆基这才作罢。

张守珪虽没被封为宰相,但他在皇帝和大臣们心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有《燕歌行》,其中“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之句即是吟诵此事。


张守珪死后,安禄山一路青云直上。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任平卢军兵马使。二十九年(741年)三月九日,加官特进。当时,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到平卢后,安禄山刻意逢迎,极尽贿赂之事。张利贞归朝上奏,盛赞安禄山,于是李隆基就任命安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节度使,知左厢兵与使及度支营田水利、陆运副使,兼任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和顺化刺史。天宝元年(742年)正月初六,分平卢另立为节度使镇,任命安禄山为左羽林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柳城郡太守,持节充平卢军摄御史大夫、管内采访处置等使。二年(743年),安禄山入朝,“奏对称旨”,加为骠骑大将军。三年(744年)三月,授安禄山范阳长史,充任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平卢节度使,其他职务如旧。胡人任将帅、领节度使,进而兼领节度使等,自安禄山开始。

安禄山到京师朝见李隆基,百计谀媚,外似愚痴,内实奸狡。上朝后,安禄山先说:“臣生长蕃戎,无异材可用。愿以身为陛下死。”李隆基没有回答,但私下却非常喜欢。李隆基又命太子李亨出来与安禄山相见,安禄山对太子不下拜行礼。李隆基左右的人因此责问,安禄山回答道:“臣子是胡人,不懂法度,不知太子是何官职?”李隆基说:“是未来的皇帝。”安禄山说:“臣是愚笨之人,只知道有陛下,不知道有太子。”左右令安禄山赶快拜见太子,安禄山这才下拜。李隆基认为安禄山老实,忠君志诚,更加喜欢,赞赏他纯朴。

天宝七年(748年)元月,李隆基赏赐安禄山铁券。天宝九年(750年)五月,又赐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从此开了唐朝将帅封王的先河。


唐王朝建立之初,实行强干弱枝,强本弱末的统御朝臣、将帅策略。选用忠诚厚道的名臣坐镇边关,以防拥兵自重,而且规定,朝臣不得久任某一边关大帅,更不准在朝为臣者遥领边关大帅,或此一边关大帅兼任彼一边关大帅。那些在任边关大帅期间立了战功,且享有较高声誉的大臣都可入朝担任宰相。至于蕃将,像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既具备统兵用将的才能,又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谋略,还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也不能独当一面担任边关大帅,而必须由朝廷派一个汉族大臣做大帅,让他们当副手,以此来防蕃将循东晋五胡十六国之先例,另立江山。到了开元年间,李隆基意欲征服边疆各异族,为使边关大帅了解情况,形成强有力的征讨军事集团,连续十余年都不调换边关大帅,并让皇子、宰相等遥领边关军队。等到宰相李林甫揽政时,为巩固相位,杜绝像王忠嗣一类的文武兼备的边关大帅入朝为相,与自己争宠,向李隆基建议任命蕃将担任边关大帅,理由是蕃将既熟习边疆其他异族的生活、战斗习惯,又勇猛善战,可以使朝廷及早完成统一大业。好大喜功的李隆基认为李林甫言之有理,就打算放手任用蕃将担任边关大帅。

李林甫此举,固然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位,不过也透露出他对蕃将的轻蔑,认为胡人不能举大事。而李林甫与安禄山之间,关系也是相当微妙的。

安禄山初见李林甫的时候,仗着李隆基的恩宠,态度怠慢,相当不恭敬。李林甫瞧在眼中,却不动声色。当时大夫王鉷也专权用事,和杨国忠齐名,李林甫托故把王鉷叫来,让安禄山站在一旁。当时王鉷身兼二十余职,恩宠无比,见了李林甫也只能卑辞趋拜,满脸媚笑。李林甫向王鉷问对,十分精审,王鉷对答,百倍地恭敬。安禄山在一旁不觉瞪大了眼睛,态度也恭敬起来。王鉷说话越谨慎,安禄山的态度也就越恭敬。李林甫看见安禄山态度的转变,这才胸有成竹地对安禄山说道:“安将军此次来京,深得皇上欢心,可喜可贺。将军务必好自为之,效命朝廷。皇上虽春秋已高,但宰相不老。”安禄山听了李林甫的话,心中深惧。

此后李林甫每次和安禄山讲话,都能猜透安禄山的真实心思,安禄山心里暗暗惊服。安禄山善于拍马屁,将李隆基哄得服服帖帖,对满朝文武倨傲无礼,任意侮慢朝臣,唯独畏惧李林甫一人。只要李林甫开口说话,虽值盛寒之时,安禄山也不免冷汗淋漓。李林甫问安禄山任何事情,安禄山丝毫不敢隐瞒,将李林甫奉若神明。

李林甫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并不敢轻易得罪安禄山,见安禄山意屈,也不免暗自得意,之后便恩威并施。慢慢地,二人关系亲密起来,安禄山亲切地称呼李林甫为“十郎”。安禄山人在范阳时,每逢派人向朝廷奏事,便叮咛问候李林甫。奏事之人从长安回来,所问的第一句话不是别的,而是问“十郎何如”。安禄山曾对亲近之人说:“我安禄山出生入死,天不怕地不怕,当今天子我也不怕,只是害怕李相公。”对李林甫的忌惮之心可见一斑。

这话也道出了当时的局势:天子忙于享乐,朝政尽为李林甫把持,他能不怕吗?鉴于此,后世不少人认为,安禄山后来的谋反,是与继李林甫为相的杨国忠不能像李林甫一样,对他既拉又打,恩威并用,只知道一味靠强力相逼的关系很大。

当时连担任御史中丞的杨国忠也常在安禄山上殿、下殿时搀扶、导引,有意讨好。这使得安禄山有些忘乎所以,但朝中还有一个令安禄山寝食难安的人——李林甫。安禄山经常派驻长安的心腹部将刘骆谷去探李林甫的口风。如果刘骆谷转告说李林甫讲安禄山的好话了,安禄山必然会兴高采烈。反之,如果刘骆谷说李林甫要安大夫收敛一些,安禄山一定会双手按床叹息说:“唉,我命休矣!我命休矣!”

安禄山身边一些有野心的谋臣干将看到如此情景,便想将赌注下在安禄山身上。他们假托图谶符命,劝安禄山说:“您现在一身兼任三镇节度使,兵多将广,刑赏由己,为何还要受李林甫的控制呢?我们测解图谶符命,都表明您当代唐为帝。请您不要有违天命!”

此时的安禄山,已经身兼三镇节度使,成为势倾北国的显赫人物。“赏刑己出,日益骄恣”,又见唐朝内外“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他此刻还是相当感激李隆基的,毕竟他平步青云、位极人臣,全仗了大唐天子的恩宠。只是他担心玄宗皇帝年事已高,万一有变,将来太子李亨即位,而他过去为了讨好李隆基,曾经见太子时没有下拜,大有嫌隙,因此十分惧怕,便开始为自己留后路作准备,于范阳筑雄武城。表面上是表示抵御敌寇,暗地里却贮藏了大批兵器。

在安禄山的阵营中,确实有不少才华出众的汉族文人与武将。安禄山的主要谋士张通儒,是贞观年间著名监牧张万岁的后裔,因受唐朝廷排挤,被迫投靠了安禄山。武将田承嗣,原为卢龙小校,但治军有方。在一个大雪天,安禄山巡视诸军,至田承嗣营寨,静若无人,入阅士卒,无一人不在。安禄山大为惊讶,从此极为器重田承嗣。武将孙孝哲、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润容、李庭望、崔乾祜、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等将领无一不是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绝非等闲之辈。

安禄山还刻意笼络各路人才,为己所用,更加如虎添翼。比如高尚,本名不危,范阳无清人,有才,曾“薄游河朔,贫困不得志”,常叹道:“高不危当举大事而死,岂能啮草根而活邪?”他做了安禄山的高级幕僚后,竭力效命,“出入卧内”,备受安禄山的重用。


凑巧的是,正当安禄山摩拳擦掌之时,曾使安禄山危惧不已的奸相李林甫于天宝十一年(752年)十一月死去。杨贵妃堂兄杨国忠志大才疏,却凭借裙带关系,继任为相,一时权倾天下。而李林甫死后,安禄山的军政实力已十分强大,肆无忌惮,不把杨国忠放在眼内。杨国忠既无威服安禄山的手段,又无制衡安禄山的气度,便只能“屡言禄山有反状”,总对李隆基说:“安禄山威权太盛,必为国患。”李隆基相当不以为然。他心中知道杨国忠是个草包宰相,把朝政搞得乱七八糟,只是看在杨贵妃分上,懒得多管了,只想怡然度过晚年。但表面上依然安抚杨国忠说:“禄山有禄山的权,你也有你的权。你们二人,一个主内,一个管外,互不相犯。再说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相互间理应精诚合作,共商大事!”

可杨国忠并不死心,一心要对付安禄山。他自己都不会想到,他这样一个赌徒,竟然会成为引导历史走向的重要历史人物。他之后针对安禄山的种种措施,竟然会在关键时刻起了巨大的作用,直接触发了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动乱,导致大唐江河日下。

天宝十四年(755年)二月,安禄山突然派心腹副将何千年到长安上奏,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实际上,这是安禄山的试探,想借机观察唐朝廷是否还对他照旧信任。李隆基倒是没有丝毫怀疑,一口同意,命中书按安禄山的请求办理。吏部侍郎韦见素却起了疑心,但他担心李隆基听不进去他的劝谏,就先去对杨国忠说:“安禄山久有异志,现在又请以蕃将代汉将,其反意已明。明天我要进谏极言,陛下如不听允,请你继续谏说。”杨国忠一心要铲除安禄山而后快,自然满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杨国忠与韦见素一同去见李隆基,二人还没有说话,李隆基便已经知道来意,先问道:“你们是怀疑安禄山有反心吗?”于是韦见素极力说安禄山反迹已明,不能让其以蕃将代汉将。李隆基当场黑了脸,很不高兴。杨国忠见此状况,竟然不顾韦见素的一再暗示,不敢再说。于是,安禄山以蕃将代替汉将的要求得以实施。

之后,杨国忠时不时地找机会大谈安禄山有心谋反。这样的话听多了,李隆基也开始半信半疑起来,于是派宦官辅璆綝以送柑子为名,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綝大行贿赂之事。辅璆綝回京后,对李隆基盛言安禄山是如何尽忠奉国,绝对没有二心。于是李隆基对杨国忠等人说:“我推心置腹地对待安禄山,他必无异志。东北的奚与契丹势力强大,非靠安禄山镇遏不可。我会认真处理,你们不要担心。”杨国忠、韦见素又建议将集中在安禄山一人身上的三镇节度使改由三人分担,以削弱安禄山兵权,但李隆基也未采纳。

从此以后,杨国忠打定主意,要采取一切极端的手段,逼迫安禄山谋反,以造成既成事实,取信于李隆基。这个不学无术的大唐丞相,为了一己私恨,开始把大唐带向一个更加苦难的深渊。

关于安禄山谋反一事,李隆基实在是拿不定主意,他愿意相信安禄山,内心却始终有些忐忑,但这复杂的心意无法向外人表露,便问杨贵妃道:“杨国忠屡次进言禄山欲反,妃子你说,安禄山待我们如此忠诚,会谋反吗?”杨贵妃此时正为最喜爱的白鹦鹉“雪衣女”死了而伤心不已,摇头叹息说:“您看,我哪有心情管这个,别问我了!”李隆基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唉,真闷!”堂堂大唐天子,竟然在“安禄山反与不反”如此重大的事上只说了“真闷”。从此,凡是有再言“安禄山谋反”者,李隆基便命执送于安禄山处,任安禄山处理。

此时,身在范阳的安禄山收到身在长安的长子安庆宗(官封太仆卿,娶宗室女荣阳郡主)密报,得知杨国忠指使京兆尹李岘包围了自己在京的住宅,四处搜求反状,并暗中逮捕了自己的门客李超,送御史台缢杀,不免既恨且惧,总觉得杨国忠很快就要对自己下手,便加快了造反的步伐。唐朝廷再派使者来时,安禄山总是以生病为由,不出门迎接。即使相见也是盛陈武备,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因为杨国忠反复制造“安禄山将要造反”的舆论,于是李隆基在六月、七月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但安禄山均置之不理,只是突然上表,表示要献马三千匹,每匹牵马夫二人,以蕃将二十二人护送,车三百辆,每辆车夫三人。河南尹达奚珣(后投降安禄山)怀疑其中必有阴谋,立即上奏提醒李隆基,建议推迟到冬天再献马不迟,并由官府统一配给马夫,不能用安禄山的马夫。经达奚珣提醒后,李隆基才稍稍醒悟,“始有疑禄山之意”。就在这个时候,辅璆綝受安禄山贿赂一事败露,李隆基也不敢张扬,生怕由此激怒安禄山,只是借其他小错将辅璆綝处死。

李隆基终于开始坐不住了。种种迹象表明,他一向信任的忠厚憨直的安禄山并非是个忠心耿耿的臣子。思虑了很长时间,李隆基没有采取任何军事上的防范措施,只派中使冯神威带着手谕去安抚安禄山,顺便探听一下情况。

冯神威日夜兼程赶到范阳,不料安禄山事先已得到消息,知道辅璆綝受贿事泄被处死,心中极为恼怒,“及闻诏至,竟不出迎”。冯神威不见安禄山前来接诏,只好直抵他的府邸。安禄山大排兵仗,杀气腾腾。冯神威宣读诏书时,安禄山端坐在床上,毫无敬意,言辞也倨傲无礼。冯神威见势不妙,不敢多说一句。几天之后,冯神威回到京师,向李隆基复旨说:“好险啊,臣险些不能再见到大家了。”便把整个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安禄山谋反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李隆基却还是将信将疑,他也曾想过要收回安禄山的兵权,但安禄山羽翼已丰,难以制伏,唐朝廷已经进入极度危险的不稳定状态。最重要的是,李隆基始终不能想象安禄山会谋反,此时的他,年老体衰,不想再节外生枝,只想安安静静地与杨贵妃度过晚年,把乱摊子留给儿子去收拾。杨国忠却无时无刻都想除掉安禄山,干脆据此大动干戈,先贬了安禄山亲信吉温的官,又派人逮捕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

大唐天子的无意进取,杨国忠的节节进逼,都被安禄山的亲信飞报范阳。安禄山本来一直感激李隆基的厚遇,想等李隆基死后作乱,但见到杨国忠一心在置自己于死地,觉得已经危在旦夕,他自恃强兵,终于下定了决心,要背弃那个给了他一切尊荣的大唐天子,决定立即起兵谋反,以死求生。

李唐王朝的多事之秋渐渐逼近,政治动荡已经透过高高的宫墙波及朝野上下,此时唯一被蒙在鼓里对种种危机浑然不觉的,大概也只有处于权力巅峰的李隆基本人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中旬,安禄山调集本部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兵马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人,擂鼓南进。大军出发前,安禄山阅兵誓师,声称奉令讨逆贼杨国忠,“如有人胆敢异议并煽动军兵闹事,要诛灭三族”。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自此,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

安史之乱无疑是唐朝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它也被认为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一个本来富饶、稳定和辽阔的集权帝国,经过安史之乱后,演变成一个斗争不休、不安全和分裂的国家。甚至安史之乱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史的一个大转折点,它不但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充当了强烈的催化剂,产生了严重和深远的后果。

安禄山手掌大于常人,后人用“禄山之爪”来形容手掌大的人。就是这只大手,将盛唐拉上中衰的道路。

时代大动荡的来临,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一生。兵荒马乱的局面下,苦难的人大有人在。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历史潮流中人的变化,与人在历史棋局中的作用,在转折关头总是彰显得格外明显。这里面,既有个人的性情与命运,也有与时代相通的气息。

至此,杨国忠逼迫安禄山造反的目的终于达到。只是,令他想不到的是,雄起的狼烟烽火,不但为大唐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为他杨氏一家敲响了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