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北魏末期的中原大动乱

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一个强大封建王朝的衰落和灭亡,都是从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开始的。比如两汉的灭亡,起源于其末期的农民起义;后来北宋的灭亡,也是方腊起义敲响了丧钟(水浒属于小说不算),之后的元朝灭亡,源于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明朝的灭亡,起于席卷全国的明末农民战争;清王朝的灭亡,同样以太平天国为开始。农民起义,很少能够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却能够把一个没落的王朝,折腾到奄奄一息。

在南北朝时代,强大一时的北魏王朝,似乎也缔造了一个奇迹,他们曾经横扫北方,所向无敌,甚至一度深入到江南,险些灭掉盘踞南方的南朝。之后经过魏孝文帝改革,他们迅速转型,得到了汉族士大夫阶层的认同,并且一度缔造出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文明。然而,魏孝文帝过世后仅仅数代,北魏拓跋家族就迅速走向了崩溃和灭亡,先是被打得奄奄一息,然后又相继被尔朱荣、高欢、宇文泰等枭雄们挟持,成为任军阀玩弄的傀儡,统一的中国北方,再度陷入长时间的割据和战乱中,这一切的起源,就是北魏后期的六镇军人大起义。

说到六镇军人大起义,我们不得不问,北魏是怎样走向衰落的。事实上,北魏衰落的直接原因,与著名的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不无关系。

说起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历代的史家,大多是以褒奖居多。事实确实如此,从长远的利益来看,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消弭了北方的民族界限,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让鲜卑族的进取精神融入汉民族的血液之中,更让中国北方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蓬勃发展,这一切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讲,都是善莫大焉。毫不夸张地说,南北朝之后的大隋与盛唐两大盛世,都是由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所奠基。

但是过犹不及,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也是如此。就北魏王朝的发展来说,魏孝文帝的改革,虽然让整个中华民族在之后的几百年里受益匪浅,但是它的负面作用,很快就被北魏王朝所承受。而究其原因,却只有一个:魏孝文帝搞过了。

魏孝文帝当年的汉化改革,从公元490年,著名的“文明冯太后”去世后开始的。其实在这之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之后,北魏皇朝的汉化过程就一直在延续着。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时期,他本人就是一个饱读汉族儒家典籍成长起来的青年,对汉文化的倾慕,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而他的为人处世,也完全按照儒家思想的要求,比如在太后过世之后,他按照儒家的规矩守孝,数日不进一餐,有大臣劝说他按照鲜卑族的礼节来守孝,他断然拒绝。而且在守孝的诏书上,就已经写明之后的执政纲领“轻武略,重文教”。也就是说,大规模的汉化改革,从这时候起就山雨欲来风满楼。

进行汉化改革,当然不仅仅因为魏孝文帝个人爱好,在当时的局势下,北魏最大的威胁,就是南朝政权。此时的南朝,在刘宋和南齐两代之后,虽然整个国家的政权更迭,发生了不少流血冲突,但是南朝政权的实力上涨,几十年来一直未停,多年以来,南朝因为相对安定,外加是“正统”政权,一直是北方汉人心仪的对象。比如宋文帝北伐的时候,河南当地的老百姓箪食壶浆迎接北伐军队,可以说当时许多北方的汉族百姓,对于南朝政权都向往不已。在北魏建国之后,虽然订立了苛刻的法律,阻止北方汉人逃奔南方,但是大规模的逃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北方人口锐减,南方人口激增。而南朝历代虽然战乱不少,但是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这段时期是中国南方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的时期,南方的人口和经济实力迅速上涨,已然有压倒北方之势。如果北魏王朝在统治政策和民族政策上不能做出调整,假以时日,被南朝北伐平灭是很可能的事。一个典型的实例,就是元末时期朱元璋的北伐,在北方阶级矛盾深重的情况下,仅仅占有长江沿线的朱元璋,就可以用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打跑强大一时的元王朝。可以想见,如果不能调整统治政策,这样的命运,很可能会提前上演到北魏王朝上。

所以在魏孝文帝拓跋宏即位之后,他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怎样争取北方汉人的民心,尤其是北方世家大族的支持。在北魏历史上,最早与北方世家大族是有合作关系的,但是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一场株连甚广的崔浩案,它使整个北方世家大族,与北魏拓跋王朝之间的关系都降到了冰点。之后的历代帝王,虽然极力修复与北方世家大族的裂痕,但是收效甚微,甚至出现了整个世家大族举家逃亡南方的事情。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整个北方统治阶层的中间力量,很有可能被完全抽空,如果是那样,北魏王朝也就将不复存在了。

所以当后世许多人都在赞叹拓跋宏“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到,整个北魏王朝的逐渐汉化,是一个北魏王朝从建立开始就在延续的过程。而大规模的汉化改革,则是北魏王朝发展到拓跋宏这一代,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做出来的选择。无论这时期的当政者是谁,只要他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这方面,都不得不有所动作,因为这是关系着整个政权生存的大事。

所以拓跋宏亲政之后,大规模的改革随即开始了。首先是公元492年,拓跋宏通过讨论“轮次”,确立了北魏政权的合法性。所谓的讨论“轮次”,就是认定北魏是继承了西晋政权的“正统”,这种行为自五胡十六国以来,可以说是首次。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帝王,重视自己统治中原的合法性,他们往往认为,占有了就是自己的。但是北魏不一样,拓跋宏认定了整个北魏王朝,是代表中原王朝正统的王朝,也就认定了鲜卑民族不再是外来民族,而是生活在这个中原大地的本土民族。这是北魏笼络中原士族的重要一环,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往往采取相同的方式,来确立自己入主中原的合法性。

仅有“合法性”显然不够,拓跋宏的另外一步,就是迁都。比起简单的“继承”来,迁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迁都牵涉到整个北魏皇族的集体利益。牵涉利益纠葛多,阻力也就大,连拓跋宏的儿子太子拓跋恂也反对这个主张。北魏的都城原先在山西平城,这里是北魏的边境,是防御北方柔然民族入侵的重镇,常年战乱比较多,北魏在这里驻扎边兵,防备柔然入侵,长期以来地位甚高。统帅当地军队的军阀,也在北魏朝廷有着崇高的地位,压过文臣以及士族们一头,一旦迁都,这些原本国家柱石的军人们,地位必然会边缘化。为了迁都,拓跋宏费尽心思,以南征为由,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将整个中央机构以及精锐部队全都带走,然后在满朝文武的反对下,大军来到了洛阳,在大臣的苦苦劝说下,拓跋宏以迁都作为条件,换取答应大臣们的撤兵请求,两害相较取其轻下,大臣们只能应允了,这场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也就完成了关键一步。之后魏孝文帝开始了全盘汉化的过程,包括从拓跋家族开始,带头改汉姓,要求鲜卑贵族穿汉族衣服,改用汉族文字,全国30岁以下的鲜卑人必须要学会汉语。政府的官方语言也变成了汉语,同时大行文治,提高文官的权力和地位,削弱武将的权力。对他从北方带来的精锐军队,他采取均田制的方式,划拨土地给他们耕种,让他们转化为农耕生活。如此种种,整个北魏王朝,从一个军事化的封建政权,变成了一个崇尚文治的文明国家,在他改革后不到10年,北魏王朝上下,鲜卑族士族和汉族士族之间,已经互通有无,不但贵族之间互相通婚,平民百姓间的往来也日益频繁,民族之间的鸿沟日益消弭。北魏的统治,也转向了重视农耕生产,鼓励农业发展,著名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都是在这时期全国推广开来,北魏的国力迅速增长,人口迅速增加,经济日益繁荣,国势蒸蒸日上。魏孝文帝想通过汉化改革,提升整个北魏的实力,并且能够真正消弭南北之间的民族鸿沟,为他将来统一南北做准备。在他完成了改革的初级目的之后,公元499年,魏孝文帝发兵攻打南方齐朝,在战争失败后病逝,年仅33岁。

带着遗憾病逝的魏孝文帝没有想到,在他轰轰烈烈的汉化改革中,仅仅因为两个小小的疏漏,就为整个北魏王朝的衰落甚至灭亡埋下了祸根。

魏孝文帝的第一个疏漏,就是对当时北魏军权的控制。

在魏孝文帝时代,对于军权的控制,采取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方式,一方面划拨农民土地,再由农民供养士兵。与此同时,他从北方带来的15万精锐军队,被他整编成禁卫军,在河南地区安定下来,成为拱卫政权的主要力量,他以为通过这些措施,就可以让北魏皇室牢牢地把握住大权,在他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万无一失的。但是他错了一点:这些原本在北方边境战无不胜的精锐,一旦进入富庶的汉地,特别是在中原优越的物质条件下,加上长期以来的和平生活,战斗力退化是必然的,也许这些军队的第一代,尚且能够保留尚武精神,但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就会渐渐地磨灭掉祖先的血性,沉迷于享乐的生活。在怎样保持军队的战斗力上,魏孝文帝并没有做太多的安排,或许他也来不及做安排,毕竟他只活了33岁。

魏孝文帝来不及做安排,历史的发展却替他做出了安排。原本被他留在北方防备柔然入侵的鲜卑军队,因为改革的推行,其地位已经被完全的边缘化。这些军人的待遇和地位,比起跟随魏孝文帝进入中央的军队来,可谓千差万别,人比人气死人,这些人不愤怒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北魏转向农耕经济之后,国家建立了完备的农业生产发展体系,原本以游牧和战斗为生的边境鲜卑族士兵,生活陷入困顿是必然的,反抗的种子,也就因此而种下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防备柔然民族的“六镇”,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军队的强悍战斗力一直保持了下去,相反北魏王朝所依靠的禁军,在长期的和平生活中,早已经变得腐化不堪,这样的局面,好比是唐朝安史之乱前的“外重内轻”,一旦发生反叛和兵变,情势都是非常危险的。

北魏孝文帝的另一个疏漏,就是他没有料到,整个北魏王朝,特别是北魏的皇族,会在汉化改革之后迅速腐化堕落下去。不但鲜卑民族的刻苦耐劳精神荡然无存,甚至其荒淫奢侈,比起素来腐化的汉族士族阶层,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拓跋宏新营建的洛阳都城里,最早迁都的时候,洛阳城里居住的鲜卑人,不过有2000多人,但到了拓跋宏去世的时候,就已经激增到了1万多人。其中主要就是在汉化改革中受益的鲜卑文官阶层以及贵族阶层们,这些人通过封建化的经济改革尝到了甜头,成为北魏迅速崛起的暴富一族。而西晋、东晋时期臭名昭著的奢靡之风,也很快在北魏王朝重演了:比如高阳王元庸的住宅,和皇宫一样豪华,他一顿饭的花销就有数万钱,已经赶上了西晋司马炎统治时期的那些权贵们。河间王元辰喜欢和人攀富,他的家中养着骏马近百匹,大部分都是从波斯以及东罗马购买来的,家里喂马用的马槽都是黄金做的,他每次召集王公大臣们饮宴,用的器具都是黄金宝石打制的,甚至还包括从中亚购买来的玛瑙、珍珠器具。元辰有时候还经常痛惜,恨自己和西晋大富豪石崇没有生在一个年代,要不然非要和这个西晋首富好好地比比谁有钱。另外一位王爷元戎,见元辰家比自己有钱,回家后竟然气得一病不起。在病床上还天天念叨:凭什么他家比我家有钱。

这样的一个朝廷,腐化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不但王族如此,甚至母仪天下的太后也如此,比如北魏的胡太后,在洛阳建了一座佛寺,大小1000多间屋子,花销就有200多万钱。这个佛寺的每一扇门,都是用纯金打造的,甚至佛像上面还镶有珍珠钻石,一丈八的佛像100多个,全都是用黄金来铸造。当然这时期也留下了经典的文明成就,著名的山西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都是在这个时期所建造,虽然为后世留下了文化遗产,但是在当时,却是虚耗国力。

奢靡之风如此之甚,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整个国家的迅速腐化。比如在魏孝文帝的儿子北魏宣帝在位的时候,当时的老百姓就讽刺,政府管理人事调动的吏部,已经成了卖官的市场,在当时的民谣中,被讽刺为“市曹”。比如魏孝文帝死后仅6年,北魏的官职就有了明确的价码:比如大郡,在当时的价格是2000匹绢,次郡1000匹,下郡500匹,到了公元519年崔亮做礼部尚书的时候,这几个官职的标价已经上涨了3倍,连下郡的官职,都已经涨到了1500匹。买官的时候花钱越多,当官后自然捞得更多,北魏的贪污情况,连北魏的统治者都心知肚明。一度执掌北魏国家政权的胡太后,在河间王元甚做定州刺史的时候,就曾经说“这个人很贪,就差把当地的王宫给搬来了”。由此可见此时北魏腐败之深。

北魏的腐败,自然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胡太后当政的时候,北魏老百姓的赋税激增,一个农民要上交的赋税,比魏孝文帝时期已经增加了近8倍。北魏的许多皇族,更热衷于从事高利贷生意,放贷给农民收取高利息,这样的结果,自然让老百姓的苦难越来越深。

相比之下,苦难更深的,却是此时镇守北方的六镇军人们。

我们前面不断地提到六镇,在这里,对六镇作一个详细的解释。北魏从南下中原开始,北方始终面临着的威胁柔然。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曾经发动过大规模的北伐战争,一度把柔然打得奄奄一息,但是当时的魏太武帝拓跋焘,急于进行南伐刘宋的战争,所以在即将歼灭柔然的关键时刻,选择了收兵南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当时遭到沉重打击的柔然,保留了复兴的元气,到了公元490年魏孝文帝迁都的时候,柔然已经成为了北魏的巨大威胁。北魏孝文帝迁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柔然经常侵扰北魏的北方边境,甚至多次威胁到国都平城,为了让国都有一个安稳的环境,因此才选择了迁都。为了防御柔然的进攻,北魏在平城以北,修筑了一条2000余里的长城,后来又在延边要害的地方,广泛地修筑军事据点,这些据点的名字,就叫做镇,最著名的六个掌握要害的军事据点,就是所谓的“六镇”,包括怀朔镇、武川镇、复明镇、柔轩镇、槐黄镇、沃野镇。这六个镇,是北魏防御柔然南下的要冲,在北魏定都平城期间,驻守六镇的军队,是北魏最精锐的军队,因为有守卫国都的重任,他们的待遇,相当于当时北魏的禁军,统军的军官都是鲜卑族贵族,在北魏军中有着世袭崇高的地位,士兵们也有非常高的待遇。从魏太武帝拓跋焘开始,北魏皇族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历代皇帝每年都要巡视六镇,封赏六镇的士兵将领们,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的时候,既然国都都迁了,这个规矩当然也就名存实亡了。

在北魏迁都之后,原本占有重要地位的六镇,也就成了被国家遗忘的角落,特别是随着北魏均田制、租庸调制等政策的实行,原先享受免税特权的边境士兵们,也要和内地的平民一样,履行完粮纳税的任务,经济负担日益沉重,待遇日益低下,生活日益贫困。而世袭带兵的当地将领们,他们早年都是鲜卑民族的老牌贵族,世代有崇高的声望,因为迁都,他们的身份被边缘化了,心理的落差和生活状况的改变,也使他们心生怨气。最让六镇军队失望的是,在北魏迁都之前,因为六镇拱卫平城的意义,六镇的军人一旦在战争中立功,很有可能得到提拔,甚至会得到机会进入中央为官,但随着北魏的迁都,这个机会也就不复存在了。北魏从魏孝文帝开始重文治,采取以文制武的策略,军人们辛苦打仗,得到的利益却微乎其微,他们偏偏手中又掌握着武器,这自然成了北魏北方的一颗定时炸弹。

北魏政府这时期做的事情,相当于给这颗炸弹加火。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前,对于普通的鲜卑族士兵来说,能够进入六镇效力,哪怕成为六镇中一个普通的士兵,都是鲜卑族人无上的光荣。六镇戍边的机会,原本是鲜卑人挤破头皮争抢的,后来随着北魏的迁都,六镇的身份自然越来越不值钱,士兵也经常逃亡。北魏为了巩固北方防御,没有想过去改变六镇军人的地位和生活,相反采取了饮鸩止渴的办法。在内地搜罗罪犯,发配到六镇去充军,用来充实六镇的边防。后来挟持北魏皇帝,把持东魏政权的一代枭雄高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发配到怀朔镇的,后来却成了北魏政权的掘墓人之一。

北魏政治的腐败,也连带着影响到了六镇。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六镇军官阶层的腐败,这些天高皇帝远的带兵将领们,在仕途无望的情况下,就把主要的精力转向了捞钱。比如北魏在迁都之后,也在六镇实行均田制,给六镇军人分配土地,但是这些土地大都被六镇的军官侵占了,原本应该拥有土地的士兵们,大都沦落成了农奴。这样的地方有谁愿意待?结果,大量的士兵纷纷逃亡,也有士兵选择了起义,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病逝后仅仅1个月,即公元499年,六镇中的沃野镇,就爆发了当地高车族的起义,这场起义虽然迅速被北魏镇压,却为之后大规模的起义埋下了伏笔。

真正导致北魏六镇大起义的导火索,是发生在公元523年的柔然入侵事件。在这一年的春天,长期威胁北魏的柔然民族,发动了对六镇大规模的侵扰,这次侵扰柔然人动用了精锐骑兵近10万人,一路狂扫六镇。六镇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整个六镇,士兵的缺编高达一半,将领纷纷临阵脱逃,这样的军队又怎能抵抗敌人的入侵?结果柔然肆虐六镇,掳掠人口数万人,牲畜上百万头,可谓满载而归,尤其让北魏丢人的是,连北魏派驻在六镇的最高军事长官元俘也被柔然人掳走,如此奇耻大辱,自然引发了北魏朝廷的震怒。这时候的北魏朝廷,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认定是六镇官兵无能,竟然下令停发六镇官兵的口粮。要知道当时的六镇,刚刚经历过柔然的兵灾,物资损失极其严重,正是应该发粮食赈灾的时候,北魏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简直就是逼六镇军人造反,原本已经对北魏政府满腹怨气的士兵们,也就不得不反了。

六镇造反发生在这一年的夏天,先是槐黄镇的士兵们请求当地长官于景发放口粮,被于景拒绝,逼上绝路的士兵们杀死了于景,扯起了造反的大旗,这一下子就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整个六镇一股脑地全造反了。其中沃野镇的匈奴士兵破六韩拔陵带领士兵们杀死镇守将领,自称为“真王”,正式和北魏朝廷分庭抗礼。这支起义军的成分非常复杂,主要以匈奴族和汉族为主,成员大多是在内地犯罪被充军到这里的罪犯。他们的声势也非常大,一下子攻占了沃野镇,并取得了其他几个镇的支持,成为众多造反军队中最强大的一支。次年,高平镇的士兵赫连恩杀死镇将,扯起了反旗,这支造反军队,就是当年建立大夏国的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后裔,这一次可谓新账老账一起算了。

六镇的造反,在整个北魏的北方,引发了连锁反应,魏孝文帝改革的繁华中隐藏了几十年的矛盾,一下子全都爆发了出来。连山西太行山区的丁零人也造反了,这些丁零人一直作为奴隶,在太行山脉生活,这时候在他们的首领刘升的带领下举兵起事。这支起义军的构成很有意思,造反的领导人是丁零人,但是几万造反军队中,丁零人只有几千人,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多年来逃亡到这里的汉族农民。结合破六韩拔陵的起义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北魏六镇大起义,绝不是某些人所说的“民族矛盾”,莫核心矛盾还是阶级矛盾,这是一场北魏各民族被压迫民众,反抗整个北魏朝廷的抗暴运动。

这场起义之所以动静这么大,和北魏的腐败不无关系。起义军所到之处,当地的镇守官员无不望风而逃,原先百战百胜的北魏军队,此时早已经不堪一击。破六韩拔陵在起事之后,先攻克了怀朔镇,杀掉了当地的守将,然后又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会战中,将北魏从河南调来的中央军打得全军覆没。养尊处优的北魏内地军队,此时已经不是北方边军的对手了。在连战连败之下,北魏政府不惜做出了“卖国”的决定,即请求北方的柔然出兵,帮助北魏镇压六镇,这是一个很有讽刺效果的事,邀请自己的敌人,来帮助自己镇压原本用来保卫自己的军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这恐怕是很荒唐的一次。但“荒唐”很快有了效果,公元525年,柔然集中了10万大军,对北魏六镇破六韩拔陵部发动了猛攻,在柔然精锐骑兵的打击下,破六韩拔陵最终不敌,在五原打了一个大败仗,之后北魏的中央军又和柔然人前后夹击,最终迫使破六韩拔陵崩溃,六镇20万人被俘,破六韩拔陵在兵败后下落不明,持续两年零四个月的北魏六镇起义失败了。

在北魏六镇起义失败之后,北魏很快就变了脸。在起义进行时,为了分化瓦解起义军,北魏曾经承诺,给予所有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平民待遇,并且分配土地,划分地区让他们安居,但是在20万起义军被俘之后,北魏却立刻食言了。20万起义军被分别迁移到河北地区,北魏用河北当地的鲜卑族驻军进行监视,他们依然过着农奴一样的生活。北魏认为,用这种办法就可以控制住这些人,让他们不再作乱,实际的效果,却是以火浇油。

六镇起义的主要民族,是长期遭到北魏压迫的匈奴族和高车族,兼有部分汉族和鲜卑族,但是北魏派去监视他们的军队,却是镇守河北地区的鲜卑族军队。北魏大概忘记了,和六镇的军人一样,河北边镇的鲜卑族军队,也同样长期遭受着沉重的压迫,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一点也不比六镇军人轻,在河北鲜卑族士兵的心中,六镇起义的轰轰烈烈,无疑会激起他们心中的共鸣。而北魏政府的背信弃义,也早就激发了六镇降兵心中的怒火,他们自然会后悔自己当初投降北魏的决定,一场新暴乱的风云再起,是注定会到来的。

结果,就在六镇降兵迁移到河北后6个月,即公元525年的八月,北魏的北方起义风云再起,这次的主角,换成了当年破六韩拨陵的重要部将杜洛周。他是柔玄镇的镇兵,参加过六镇大起义,而与此同时,五原降兵鲜于修礼也揭竿而起。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起义规模比当年更大,因为负责监视六镇降兵的鲜卑军队也参加了,而且很快成为了战争的主体。在之后的3年里,起义军相继占领了幽州、定州、瀛洲、沧州等地区,北魏的整个河北省完全沦落到了起义军之手。之所以沦陷得这么快,是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基本上没有打几场,固定的剧本,就是起义军到来,当地的守军投降,然后加入到起义军的队伍里,这支起义军一度号称100万,实际的兵力也不下30万。而且主要人员,已经从早年的六镇多民族,转变成这时期的河北鲜卑族为主。

起义的延续以及起义军的政策,也对整个北魏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省的主要统治机构,就是那些汉族的世家大族,在这场大起义面前,起义军主要采取了杀戮士族泄愤的政策,这引起了士族们强烈的反抗,特别是汉族士族们,往往散尽家财招募乡勇来自保。河北的高家更是募集了万人的汉族军队,对抗起义军。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高家汉军,不但发展壮大,后来还成为了高欢建立东魏的主力军。也有一些汉族士族,在和起义军作战失败后,调转枪头,率军南下,到河南地区去和鲜卑士族争夺地盘,这样一来,整个北方就打成了一锅粥。作为这场动乱主角的起义军,也在起义过程里发生了分化,首先是率先起义的杜洛周,他是鲜卑下层军官出身,在起义过程里,他采取的主要政策就是杀戮世家大族,但是招募世家大族统治下的平民为官。而鲜于修礼是丁零人,他对于压迫丁零的鲜卑世家大族切齿痛恨,被他抓到的地主一般不能幸免。比较特殊的是葛荣,这个人是镇将出身,也是鲜卑族,但是在3个领袖中,他的目光最为长远,知道去笼络当地的名门望族。3个人不同的方式,也招来了不同的结果:最先成为领袖的鲜于修礼,被北魏收买的间谍暗杀,之后继承领袖地位的杜洛周,死在了战友葛荣的手里,葛荣掌握起义军大权后,采取了有别于前面几位领袖的做法,他热情邀请河北当地的大族出来为他效力,并把女儿嫁给了河北大族杨家,企图笼络当地士族。但是在对手下士兵的约束上,葛荣做得很不好,他的士兵们依然延续着之前起义军的政策,这样一来,北方的士族也就不可能支持他,而得不到支持的葛荣,也就不能持久。葛荣时代,起义军发展到了极盛,一度有30万人。到了公元528年,羯族军阀尔朱荣篡夺了北魏的政权,架空了北魏的皇帝,如果这时候的葛荣可以趁机南下,是很有可能一举平灭北魏的,但是葛荣没有这样做,相反一直在河北地区流动作战,攻打当地世家大族的堡垒。获得喘息的尔朱荣,随机发动了对葛荣的进攻,在著名的邺城之战中,尔朱荣仅用了7000骑兵,就击败了葛荣的几十万主力军队,葛荣被俘身死,轰轰烈烈的北魏大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但是镇压了北魏大起义的尔朱荣做梦也没想到,就在这场胜利中,一个投奔他的葛荣部将领,最后却毁灭了尔朱氏整个家族,他就是东魏的开创者,一代枭雄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