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琅琊王氏的存亡之道

王衍和王导是如何一手缔造东晋王朝的呢?那得先从王导、司马睿一行初到江南时的南北情况说起。

此时在北方(长江以北),东海王司马越成了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可他接手的国家,内是因连年战乱而满目疮痍的社会,外有匈奴、羯族、鲜卑等异族铁骑的虎视眈眈,可谓危在旦夕。面对每况愈下,朝不保夕的形势,司马越和他的政治盟友王衍制定了屯兵中原、荆州、青州宛如“狡兔三窟”的整体防御计划;同时,又命王衍堂弟王导携同琅邪王司马睿南下江东,坐镇建康(今南京市),与湖北、湖南遥相呼应,保卫司马越的大本营徐州(今苏北地区),并同中原地区互成犄角。

此时在南方(长江以南),以“顾、陆、朱、张”为首的土家大族,也明白连年战乱,又受到强大游牧民族威胁的中原王朝大势已去。此时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在江东找到一个类似当年孙坚父子式的英豪人物,带领他们重新割据自立,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江南土家大族的利益,此为上策。二,接纳南渡的晋皇室和中原士族,与他们共建政权,并在新政权中得到权位和经济利益的充分尊重,此为中策。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他们并没有在南方找到一个类似孙坚父子式的英雄人物;如果贸然逞强,割据自立,实在太过冒险,于是他们便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中策,即与中原士族共建政权,共享利益。

王导和司马睿便是在这样的南北环境下,来到江东的。

一个成熟的赌徒在下注前,总要先观察一段时间局面;政治人物在决定站哪个队时,同样如此。起初,江南士族对初来乍到的王导和司马睿也有怀疑,不知这些从前在北方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中原豪门会如何看待自己。所以,也就没有太多主动的积极表示。

那么,在这种有些僵持,处于试探阶段的交往中,王导是如何做到“Ice Break”,如何为司马睿在江南打开局面,取得南方土家大族支持的呢?

王导首先用吴语扣开了江南人士的心扉,打消了他们的疑虑。王导一到江南,便苦练吴语,小有所成后,便立刻用还不太标准娴熟的吴语主动同许多江南人士交谈。那些江南人士们,听到赫赫有名的中原第一家族,琅邪王氏的名士,竟主动用吴地方言同自己交谈,无不感到深深的触动,感到了王导对他们的尊重和王导的一片赤诚,渐渐地对王导和王导极力推崇的司马睿有了好感,开始频繁交流,并且渐生爱戴之心,拥护之意。

王导不但自己和江南人士用吴语交谈,也鼓励其他北方人士学习吴语,并多用吴语同南方人交流。很显然,这样一种“入乡随俗”的友善表示,大大消除了南北人士之间的隔阂,拉近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取得了南方人士对司马睿、王导一行人的好感和支持(王导安排司马睿和众中原名士在建康城举行华丽隆重的车骑游行,以吸引南方士族侧目之事,后经多位名学者考证,确定属后人加工创作,所以笔者在此不录)。

那么,在王导、司马睿一行人渐渐在江南立稳脚根之时,中国北方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公元311年,匈奴首领刘聪遣多路大军入侵中原,先是大将石勒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围歼晋中原主力10余万人,太尉王衍、36位王爷、以及众多当时名士都不幸遇难。同年,匈奴另一大将刘曜又攻陷晋都城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并在京城里大肆烧杀抢掠,屠杀3万多士兵百姓。可以说,当时的中原在异族铁骑的蹂躏下,已经由中华文明的摇篮变为了满是烧杀抢掠的人间炼狱。大量汉族百姓、士族子弟为了躲避强盗的洗劫,恶魔的追杀,不得不背起行囊,携妻带子,举家南渡长江,流落江南。这一年,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

面对源源不断南下避乱的北方老乡,冷静、沉着的王导显示出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气度和智慧。他向司马睿提了三点建议:一,设立侨州侨县以安置大量的北方难民;二,选拔其中有威望,有才干的士子,为我所用;三,要求南下的北方大族在圈占田产时,尽量避开江南土家大族的势力范围,不要去触及他们固有的土地利益。

后来,这三项建议被司马睿一一采纳,并成为推动东晋立国的关键性因素。第一,侨州侨县的设立,使得大量北方难民在南方有了栖身之所,点燃了他们重建家园的希望,他们自然对司马睿感激拥护;另外,北方流民的涌入,为开发经济落后的江南,带来了大量劳动力和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科技,这些都刺激了南方经济的繁荣。第二,任用大量南渡的士族子弟,使得司马睿王府精英荟萃,既笼络了南渡北方士族的心,又为日后的东晋政府做好了人力资源的储备。第三,不去触及江南土著大族的固有土地利益,使得江南大族在司马睿那里,得到了尊重和利益上的安全感,所以也对司马睿、王导真心支持。王导、司马睿能够雄据东南半壁江山,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军方实力派的支持。

王导一方面在建康为司马睿立国江南做着种种内政准备,一方面又积极游说琅邪王氏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此时正屯重兵于建康上游军事重镇扬州的他的堂兄王敦,劝说他与自己统一立场,支持琅邪王司马睿。结果,王敦在王导的游说下,非但旗帜鲜明地支持司马睿,还用实际的军事行动为司马睿立国江南扫清障碍。公元311年,王敦先是亲自率军击杀了不肯听命司马睿的江州刺史华轶;3年后,他又派大将陶侃剿灭了活跃于湖北、湖南一带以杜弢为首的四川流民军。可以说,王敦用“铁和血”为东晋立国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王导做好了内政上的准备,王敦又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此时,司马睿立国江南可谓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

公元316年,长安被匈奴铁骑踏破,晋愍帝被俘,王氏兄弟和司马睿终于等来了“东风”。王敦作为威名显赫的大将,率先向司马睿上劝进表,支持他称帝江南。在王敦的带动下,其他拥兵在外的大将,如并州刺史刘琨、豫州刺史祖逖、幽州刺史段匹(鲜卑人)等也先后上劝进表,支持司马睿称帝。

公元318年,在晋怀帝、愍帝先后被俘,北方流民,南北方士族和军事实力派人物一致支持的情况下,司马睿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在建康登上皇位,东晋正式立国。至于晋书记载的晋元帝司马睿登基时,邀请王导与他共坐龙椅,接受百官朝贺,“王与马共天下”一事,虽属后人加工渲染,不太可信,但至少能说明两点:一,司马睿对王导一手策划帮助他这个皇室远支子弟登上皇位,心怀感激;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中,琅邪王氏居主导,皇权处弱势,所以司马睿不得不对王导敬重有加。

晋国初建,“王与马共天下”的实质是王导在京城总理内政,王敦在外总督军事。可以说,皇权在与琅邪王氏所代表的贵族特权的斗争中,完全处于弱势。

正因为如此,司马睿继位不久,便对琅邪王氏有了“鸟尽弓藏”的想法。他重用寒族子弟刘隗、刁协,有什么重大决策都与他们商量,而不让王导参与,希望以此逐渐驾空王导在中央的权力。

面对司马睿的“鸟尽弓藏”,王导虽有不满,但为了顾全大局,他还是极力掩饰,在朝廷里尽量做出若无其事,一如往常的样子。自小就骄傲蛮横的王敦,就有些坐不住了,他得知王导被冷落后,立刻上书司马睿为王导喊冤,并要求讨回公道。这份奏表先是落到了王导手里,王导为了稳定全局,不想让琅邪王氏与皇室的矛盾公开化,所以就把这份奏表又退了回去。

骄横惯了的王敦,哪肯就此善罢甘休,他不依不饶地又把这份奏表给递了上去。果然不出王导所料,司马睿在看到这份奏表后,对琅邪王氏更有戒备疏远之心了。他命心腹刘隗、戴渊分别领重兵驻守合肥和淮阴,名义上是北上征讨匈奴人,实际上是让合肥、淮阴、建康三地驻军形成犄角之势,专门防备王敦。

司马睿启用刘隗、刁协这样的寒族人士来防范王敦这样的高等士族,无疑激怒了已经窝了一肚子火的王敦,并使司马皇族和琅邪王氏所代表的士族集团的矛盾,走向公开化。

公元322年,王敦以“清君侧”,诛杀刘隗为名,率军进攻东晋都城建康。

王敦起兵后,刘隗立即进言司马睿,要求以王敦叛乱为由,将京城里包括王导在内的琅邪王氏子弟全部斩尽杀绝。对于这个建议,司马睿权衡再三,最终给予了否决。司马睿没有因为王敦叛乱,而将琅邪王氏灭族。笔者认为他主要有三点顾忌:一,司马睿还是顾念旧情的,不愿将昔日帮他登上皇位的恩人王导送上刑场;二,前方战事胜负难料,司马睿在为自己和皇室留后路,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三,如果将声名显赫的魏晋第一家族琅邪王氏灭门,势必激起其他大族对他的猜疑、不满和怨恨,这样即便前线获胜,他也将失去他的统治根基——士族的支持。

后面事态的发展,证明司马睿的投鼠忌器,预留后路的做法是很有预见性的。王敦大军从武昌(今武汉市)出发,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打败了刘隗、刁协等人所率领的守军,占领了东晋的都城建康。

进入建康后,除了政敌刘隗、刁协一死一逃外,王敦找王导商量如何在朝臣中重新洗牌,制定了敌对朝臣的黑名单,并根据这份名单诛杀了周、戴渊这样久负名望的大臣。然后,王敦又在朝廷内外广树亲信,不但加封自己为丞相兼江州牧,并进爵武昌郡公,而且还将许多琅邪王氏子弟一一安排要职。而此时的司马睿,这个由琅邪王氏一手捧上皇位的皇帝,也终玩火自焚,彻底沦为了琅邪王氏的提线木偶。后来,没过几个月,司马睿便忧愤而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琅邪王氏爬上了其家族政治命运的巅峰,而王敦、王导兄弟此时的权势、威望,比起当年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王敦也确实有“司马昭之心”。司马睿死后,王敦忌惮太子司马绍贤明,提议改立一个更易受控制的皇室子弟为帝,为自己日后称帝,改朝换代做准备。

显然,从琅邪王氏再“高升一步”的角度出发,王敦的提议是有道理的,但这次,王导却极力反对,并用自己在朝中和家族内的影响力使王敦这个提议“胎死腹中”。那王导为什么要阻止王敦改立新皇呢?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一手策划建立东晋的王导,是晋皇室的大忠臣,对司马氏忠心耿耿,力阻王敦改立新皇,是恪守臣节。

二、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不仅在于贵族特权对皇权的牵制,也在于各个贵族之间的互相牵制。王敦第一次发兵进攻建康,能得到大多数士族的支持,是因为他们同样不满意司马睿为加强皇权而打压贵族特权。而这次,如果琅邪王氏要再“高升一步”成为皇室,势必打破目前贵族间的权力平衡,激起其他大族的强烈反对,并有可能让他们与司马氏站在一起,反对琅邪王氏。换句话说,肯定会有其他大族的联手反对,琅邪王氏想要改朝换代的风险系数依旧不低,这是王导不能不考虑的。

三、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琅邪王氏根本没有必要改朝换代,晋升为皇室。在士族社会的社会结构下,相对于皇室的高处不胜寒,随时都会有危险,琅邪王氏高等贵族的位置好太多了。随后,东晋南朝的历史发展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从东晋到南朝宋、齐、梁、陈,一个朝代、一个皇室,长不过103年,短则只有23年。相反,在士族社会的社会结构下,无论朝代如何变化,琅邪王氏最高等贵族的社会地位却始终不变,琅邪王氏的子弟在东晋南朝近300年的时间里,始终能钟鼎玉食,享尽人间繁华。可以说,在魏晋南北朝,琅邪王氏的血统绝对比任何一个皇室都要高贵,是真正蓝到发紫的蓝血贵族。以至于在王导去世后的200多年后,一代枭雄,西魏权臣宇文泰(后被追谥为周文帝)在面对身为自己俘虏的琅邪王氏子弟王褒和王克时,竟冒认他们为舅舅,他曾如此煽情地说道:“我就是琅邪王氏的外甥,你们都是我的舅舅,请看在亲戚的情面上,不要再怀念家乡了。”然而,实际上宇文泰出身低微,他的母亲根本不可能是琅邪王氏的女子。他之所以要冒认俘虏王褒、王克为舅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借琅邪王氏的招牌,来抬高自己的出身。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琅邪王氏,在当时人心目中的高贵程度,连叱诧风云的英雄人物也要沾他们的光。相信,东晋“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设计者王导,对这样的历史发展,是有预见性的。所以,为了家族的长远利益,他反对王敦进一步的篡位行动。

也正因为上述原因,当两年后,王敦又一次率军攻向建康,意图篡位之时,王导旗帜鲜明地倒向晋明帝司马绍一边,并代表琅邪王氏与王敦彻底绝裂,划清了界限。

王敦这一次率军进攻建康,也没了上一次的运气,先是自己重病卧床,不能亲自上阵指挥,后来帐下大将又接二连三地战败。重病在身,加上不断的战败消息,王敦,这个一代枭雄,终于没能实现他篡位的野心,含恨而死。王敦的军队,在王敦死后,士气大挫,很快被忠于皇室的东晋军队剿灭。

王敦之乱平定后,晋明帝司马绍非但没有牵连怪罪王导,反而因为王导坚定支持自己的立场,加封王导太保,并晋爵始兴郡公。可以说,王导同琅邪王氏,并没有因为王敦叛乱失败而遭到大的损失,王导仍旧官居宰辅,琅邪王氏也仍旧是第一豪门。

晋明帝司马绍年轻英武,睿智果断,很想大干一番事业,但无奈天不假年,在平定王敦叛乱一年后,年仅27岁的司马绍也一样与世长辞了。

晋明帝死后,晋成帝司马衍继位,王导受遗诏辅政。虽然之后,颍川庾氏的庾亮、浔阳陶氏的陶侃都有心挑战王导和琅邪王氏的地位,并且在实际利益上也与王导所代表的琅邪王氏存在冲突,但无论是国舅爷庾亮,还是强兵在握的名将陶侃,都不敢公开同王导和琅邪王氏起冲突。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三点原因:

一、王导“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执政理念。正如这则《世说新语》所引用的,王导不许亲信去调查下属办公桌上的文件那样,王导对下属的南、北士族子弟,非常宽容。王导这样一种官员管理理念,无疑使下属的士族子弟能够容易使用各种手段攫取大量经济利益,而这正满足了士族阶层的利益需求,所以大多数士族子弟都支持王导。

二、王导居中,能够调解各方面的矛盾。王导性情宽和,善于忍让,他居京城,掌管朝政,虽然限制了颍川庾氏、浔阳陶氏等大族的利益,但至少各大家族包括皇室,都有稳定的利益,大家可以大体维持和睦共处。相反,如果王导和琅邪王氏被斗垮了,势必打破当时相对平衡的政治格局,各大家族包括皇室,势必会为了权力的重新分配,斗个你死我活。然而,在这样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中,谁又能保证拼杀来的权势一定比原来的多呢?谁又能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家族不会覆灭呢?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点的顾忌,是庾亮、陶侃等人,虽对王导有怨言,而不敢轻举妄动的根本原因。

三、庾亮所代表的颍川庾氏,陶侃所代表的浔阳陶氏,他们同王导所代表的琅邪王氏,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在中国历史上,东晋王朝是贵族阶层的黄金时代。在“贵族和皇权共享权力”的政治格局下,贵族享有超越皇权的力量,他们的利益已经得到了最大化。所以,对庾亮、陶侃而言,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维系东晋王朝,如何维系“贵族和皇权共享权力”的权力结构。与之相比,贵族之间的权益矛盾,无疑是次要的。

“八王之乱”紧接“永嘉之乱”,汉族政权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先因自相残杀而遍体鳞伤,后因异族铁骑而荡然无存。值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王导凭借高贵的出身,宏远的政治远见,开阔的胸怀和卓越的政治协调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在江南重建我汉族江山,重树我衣冠文明。无论是东晋王朝这个国家机器,还是“王与马共天下”这个权力体系,能够大致满足各方面需要,协调各方面矛盾的王导,都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部件。

与王导、司马睿等人建立的东晋相比,1327年之后,由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一手扶值的南明,就实在是相距千里了。

王导出于家族利益的考虑,也有自己的私心,但他分得清主、次矛盾,知道该忍让的时候忍让,所以他能协调其他各方面的矛盾,维持东晋政局的大体安定。马士英全然不同,他只知道一味排斥异己,贪婪地、毫无止境地追求个人政治利益,完全不顾南明政权的大局。最终,在内部分崩离析的情况下,南明弘光政权只存在了两年,马士英自己也被清军所杀,为天下人耻笑、痛恨,并被归入《明史·奸臣列传》,遗臭万年。

试想,要是马士英有王导的心胸气度,远见卓识,仍占据东南半壁江山的南明弘光政权,又怎会在短短两年间就灰飞烟灭。遥想当年,项羽用区区8000江东子弟,便能横扫天下;孙策用区区几旅吴越义士,便能割据一方;岂有十万雄师,两年间,便溃不成军,一败涂地之理!

试想,要是马士英有王导的智慧雅量,长袖善舞,他就能在南明弘光政权这个根本利益下,协调同东林党、复社成员的矛盾。那么柳如是、李香君的秦淮歌舞便不会谢幕;陈子龙、夏完淳的华亭鹤唳,也不会成为绝唱!

纵观王导一生,他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建国于江左,为汉族政权保住了东南半壁江山;他缔造了“贵族和皇权共享权力”的政治格局,有效地限制了皇权,使得政治决策由皇帝的一人决断,扩大为贵族的一群人决断,相对扩大了政治决策的民主程度。他就如同元老院的长老,一直致力于调解各个利益集团的矛盾,使东晋王朝这个国家机器,始终能有效运转,不至于分崩离析。他将琅邪王氏带上了家族命运的巅峰,为日后琅邪王氏的持续高贵,打好了基础,定下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