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两头往中间看，德宗在位的整个贞元二十年，大唐帝国就像是一驾行走在混沌黑夜中的马车，看上去显得了无生气而且疲惫不堪。虽然天下再也不像建中年间那么混乱，但是帝国的方方面面都看不出丝毫起色。人到中年的德宗李适就像历史上的每一个守成之君那样，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地守着祖宗留下的江山，既没有智慧和能力让它重绽盛唐时代的光芒，也不至于昏庸到把它失手打翻。

大唐帝国的马车就这样摇摇晃晃地依靠惯性在黑夜中前行。

如果说帝国是一驾马车，那么桀骜不驯的藩镇就是一群拉着帝国疯狂奔驰的烈马。尽管头上套着马缰、身上拴着车轭，可它们还是经常乱蹦乱跳，把老大帝国搞得险象环生、几欲倾覆。进入贞元年间，虽然相当多的藩镇还是野性未驯、我行我素，但毕竟没有闹出太大的乱子，只有“宣武”和“彰义”这两匹烈马最为疯狂，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让德宗朝廷疲于应付，伤透了脑筋。

宣武镇（治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的乱子是从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开始闹起来的。这一年四月，宣武节度使刘玄佐病卒，德宗小心翼翼地征求宣武军方的意见，说：“调陕虢观察使吴凑过去接任，可不可以？”

宣武军方说可以，德宗松了一口气，赶紧命吴凑走马上任。

不料，吴凑刚刚走到半路，刘玄佐的女婿和侍卫亲军就突然发动兵变，拥立刘玄佐之子刘士宁为留后，并磔杀数名倾向朝廷的文武将吏，劫持了朝廷派驻宣武的监军宦官，胁迫朝廷发布正式任命状。

德宗慌忙问计于宰相。当时的宰相窦参说：“宣武将领大多暗中依附平卢（淄青）节度使李纳，如果朝廷拒绝，恐怕宣武就会和平卢连成一气了。”

德宗担心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重演，只好息事宁人，正式任命刘士宁为宣武节度使。

然而，即便德宗想要息事宁人，可宣武并没有从此太平。

因为，依靠兵变上台的刘士宁根本就不能服众。刘士宁是个典型的“官二代”，昏庸淫乱，生性残暴，行为乖张。据说每次出门打猎都要带上好几万人，比别人打仗带的兵还多，而且总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往返一次就要好几天，把随从的将士搞得苦不堪言。

刘士宁很清楚，很多将领心里不服他，尤其是都知兵马使李万荣。此人向来深得将士拥戴，对他始终是个威胁。所以，刘士宁上台没多久就剥夺了李万荣的兵权。

李万荣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十二月十日，刘士宁一大早就带着两万多人出城打猎，李万荣意识到机会来了，马上进入节度使府，召集留守的刘士宁亲兵一千多人，宣称朝廷已经敕令刘士宁入朝，并任命他李万荣为留后，即日起接管宣武军权。

就在士兵们半信半疑的时候，李万荣又说：“凡执行敕令者，每人赏钱三十缗。”士兵们一听，立刻纳头便拜。紧接着，李万荣又以相同手法接管了整个宣武军队，然后下令关闭城门，并派人去对刘士宁说：“朝廷命你前往京师，最好马上动身，若稍有拖延，即刻砍下你的人头，传首京师。”

刘士宁顿时傻眼。

他早知道这个李万荣是个祸害，可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动手了。

刘士宁恨得咬牙切齿，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虽说他现在手底下还有两万多人，可这些人是跟他出来打猎的，不是打仗的。真要打起仗来，这些人十有八九不会听他的。况且刘士宁也有自知之明，真要跟李万荣过招，他还是太嫩了，压根没半点胜算。

没辙了，刘士宁只好带着五百名亲信骑兵乖乖入朝，另外那二万将士立刻掉头奔回汴州。刘士宁走到东都时，所有亲信骑兵全跑光了，身边只剩下几个奴仆和侍妾。到达京师后，德宗马上给他下了道敕令，命他老老实实在京师的宅邸里待着，给他父亲服丧，并严禁他自由出入。

宣武刚刚消停了一年多就又闹起来了，让德宗实在头大。他问当时还在朝中的陆贽该怎么办。陆贽认为，虽然刘士宁被逐是宣武人心所向，但李万荣驱逐节度使并未得到朝廷批准；为了严肃纲纪，应该立即派遣能干的大臣视察宣武，然后相机行事。

可德宗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妥协。他对陆贽说：“如果拖下去，事态恐怕会恶化。朕打算任命一个亲王为节度使，让李万荣代理留后之职，任命状马上就发。”

不知道李适有没有听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句话，如果有的话，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就是在说他的。自从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后，李适就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惊弓之鸟。不管哪个藩镇发生兵变，也不管哪个人用什么方式夺取了军权，他最后采取的办法几乎都是妥协退让、听之任之。

现在他说要派个亲王当宣武节度使，其实就是名义上的遥领。谁都知道，这种“遥领”的把戏不过是德宗惯用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陆贽当然不同意妥协，于是接连上疏，说：“如今的藩镇将帅，什么事都自任自专、为所欲为。如果朝廷纵容将士随意颠覆主帅、篡夺权力，甚至赋予他们合法性，那么谁不想以他们为榜样呢？面对巨大的利益，每个人都会动念，若任由这种祸根潜滋暗长，迟早必生无以挽救的大乱！”

然而，现在的德宗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只要藩镇不造朝廷的反，不颠覆他李适的皇位，他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随后，德宗下诏，任命通王李谌为宣武节度使，李万荣为留后。

次年四月，宣武大将韩惟清等人又发动兵变。李万荣亲自率兵将其平定，事后向德宗奏称，此事的幕后主使就是刘士宁。德宗旋即将刘士宁流放郴州。

李万荣既然平定了暴乱，也算是为朝廷立了一功，德宗赶紧以此为由，扯掉了通王李谌这块遮羞布，于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五月正式任命李万荣为宣武节度使。

德宗希望用自己的一再妥协换来宣武的安定，但是这匹疯狂的“烈马”却始终不让他省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六月，李万荣中风瘫痪，不省人事。消息传到朝廷，德宗马上又慌了神，只好把宦官霍仙鸣找来商量。

皇帝碰到藩镇问题不找宰相，却去找宦官，这是什么道理？

道理很简单，自从陆贽被罢相后，继任者都是些庸庸碌碌、尸位素餐的家伙，只知道奉旨办事，遇到事情根本就没主意，所以德宗不敢指望他们。相形之下，宦官们这些年来倒是拥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早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亦即平定朱泚、克复长安后，德宗李适便把禁军重新交到了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的手里。当初那个贪污军饷的文臣白志贞太让德宗失望了，而窦、霍二人则在泾师之变中护驾有功，所以从那以后，德宗对宦官的看法就彻底改变了。

自从接管神策军后，窦文场、霍仙鸣的势力便迅速膨胀。到了贞元中期，经过多年经营的窦文场、霍仙鸣已然势倾朝野。史称，当时“藩镇将帅多出神策军，台省清要亦有出其门者”。（《资治通鉴》卷二三五）

既然藩镇将帅多出自窦文场和霍仙鸣门下，此刻藩镇又出了问题，德宗当然只能找这些神通广大的当权宦官了。

霍仙鸣一听藩镇出缺，马上向德宗举荐了宣武将领刘沐。他向德宗担保，此人神勇无比，一定可以镇得住那些骄兵悍将。德宗大喜，赶紧擢升刘沐为宣武行军司马，命他代理宣武军政。

德宗以为如此一来，宣武应该就不会出乱子了，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自安史之乱后，天下藩镇早就把节度使的职位及其相应地盘当做世袭罔替的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早成惯例。眼下李万荣虽然卧病在床，可他儿子还活蹦乱跳呢，岂容你朝廷来插一杠子？

六月下旬，朝廷派遣的宣诏宦官抵达汴州，刚刚宣完刘沐的任命诏书，李万荣的儿子、宣武兵马使李迺就授意手下将士大喊大叫：“兵马使劳苦功高，却得不到奖赏，他刘沐是什么东西，竟然能当行军司马！”随即拔刀出鞘，把刘沐和宣诏宦官团团围住。

刘沐其实是个软蛋，并不像霍仙鸣夸的那么神勇。一见形势不妙，刘沐顿时吓得面无人色，赶紧假装中风，哎哟一声扑倒在地，然后就被人七手八脚抬了出去。

紧接着，李迺又纵容乱兵砍杀了好几个不依附他的大将，企图拥兵自立。

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迺没有料到，还有一个人也早就盯上了节度使的宝座。

此人叫邓惟恭，时任宣武都虞侯。就在李迺纵容手下作乱的时候，邓惟恭早已和监军宦官俱文珍联手，出动军队包围了节度使府。

双方短暂交手之后，年纪轻轻、缺乏军事经验的李迺就败了。邓惟恭随即将其逮捕，押送京师问罪。李万荣几天后也翘了辫子。

宣武乱成了一锅粥，让德宗好生烦恼。无奈之下，他只好命令东都留守董晋赶赴汴州，就近兼任宣武节度使。

这个董晋就是当初与窦参同朝为相的老臣。此人生性温和，向来与世无争，当初在朝中基本就是个摆设，而且此时已是七十三岁高龄。德宗病急乱投医，居然把董晋抓到那个火山口上，这不是要他的老命吗？

邓惟恭听说朝廷派了一个行将入土的人来当节度使，差点笑出声来。这老家伙还能经得起折腾吗？就算他敢来，也不过是来当个摆设，宣武还是老子说了算！

邓惟恭自鸣得意地想。

这一年七月，董晋到达汴州。果然不出邓惟恭所料，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就任之后，马上把军政大权拱手交给了他，而且始终对他客客气气，然后躲进了节度使府，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活脱脱就是一个来此养老的寓公。

邓惟恭笑了。

既然董晋是个毫无作用的摆设，那老子何不把他拿掉，弄一个名正言顺的节度使来做做呢？

邓惟恭随即制订了一个秘密计划，准备召集两百多个亲信，发动兵变诛杀董晋，再迫使朝廷正式任命他为节度使。然而，自作聪明的邓惟恭万万没有料到，董晋虽老，却还没老到昏聩无知、任人宰割的地步。

自从就任节度使以来，董晋虽然足不出户，表面上好像两耳不闻窗外事，实际上早就在邓惟恭身边安插了眼线，随时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邓惟恭刚一密谋，董晋立刻得到了消息。

这一年十一月，董晋赶在邓惟恭行动之前，将他和两百多个手下悉数逮捕，旋即将其党羽全部斩首，最后将邓惟恭执送京师。

姜还是老的辣。没人想到看似懦弱无为的董晋居然能深藏不露、后发制人，连德宗都有些喜出望外。

可是，好景不长。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春，七十六岁的董晋病逝，宣武节度使的人选又一次让德宗感到了头疼。

经过一番权衡，德宗最后还是“就地取材”，任命了宣武行军司马陆长源为节度使。

德宗这次没有看错人，陆长源的确是个很有才干的人。然而德宗忽略了一点，有才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越有才却谦虚，一类是越有才越骄傲。

很不幸，陆长源就属于后者。

由于陆长源恃才傲物，刻薄寡恩，所以很不得人心。董晋去世后，陆长源刚刚接手军政，还没被正式任命，就公开宣称：“军中纲纪败坏，为时已久，应该用严刑峻法进行整顿！”

宣武将士一听，顿时人心惶惶。

应该说，陆长源的想法是对的，但他如此口无遮拦却只能把事情搞糟。不久，有人建议陆长源应该按照各地藩镇的惯例，在继任节度使之前，先拿出一些钱物犒赏将士们。不料陆长源却勃然大怒，厉声道：“我岂能跟河北的那些割据军阀一样，要用钱去收买人心，以换取节度使旌节？”

随后，陆长源又授意手下将领孟叔度变相降低士兵待遇。

如此种种，终于把这些骄兵悍将彻底激怒了。

这一年二月，宣武士卒再次发动暴乱，砍杀了陆长源和孟叔度，并且将他们的尸体剁成肉块吞食一尽。监军宦官俱文珍慌忙向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刺史刘逸淮求援。刘逸淮立刻率兵进驻汴州，很快就平定了暴乱。

二月中旬，懒得再思考的德宗顺水推舟，任命刘逸淮为宣武节度使，并赐名全谅。

同年九月初，刘全谅卒，宣武将士拥立都知兵马使韩弘为留后。德宗连想都没想，几天后就颁布了任命状，以韩弘为节度使。

短短七年之间，宣武镇连续爆发了五次兵变。换了六七任节度使，这不能不让新任节度使韩弘充满临深履薄之感。

他意识到，要想坐稳节度使的宝座，就必须严明军纪；而要想严明军纪，就必须杀一杀这些骄兵悍将身上的暴戾之气。

可是，当初的陆长源不就是因此才掉脑袋的吗？自己现在还这么干，岂不是重蹈陆长源之覆辙？

韩弘的回答是，这事是动手干的，不是动嘴说的，敲锣打鼓的不要，打草惊蛇的不要。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春，经过一番暗中调查，韩弘锁定了一个名叫刘锷的郎将。据说此人一贯凶暴，历次兵变都冲在最前头，是个典型的叛乱积极分子。此人不除，无以严军纪，无以镇人心。随后，韩弘在营门布置重兵，把刘锷及其党羽三百多人召集到一起，用八个字总结了他们的罪状：“数预于乱，自以为功。”随即不由分说地把他们全部砍杀。

行刑那天，据说军营门口的地面被鲜血染得一片赤红。

其实，对于韩弘来说，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刘锷及其手下确为“叛乱积极分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韩弘需要这几百条性命来杀鸡儆猴、杀戮立威。

事实证明，韩弘的目的达到了。

从此以后，在韩弘担任宣武节度使的整整二十余年间，他的管辖区域内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兵变，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在军营中大呼小叫。

多年来一直桀骜不驯、麻烦不断的宣武镇总算在韩弘的手中消停了，德宗如释重负。

然而，差不多与此同时，另一个藩镇却突然掀起了一场更大的波澜，让德宗陷入了更深的不安和忧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