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夏绥、西川、镇海之后，宪宗李纯就把沉重的目光投向了帝国的东北边陲，那里就是河北三镇——卢龙（初称幽州）、成德、魏博。

自安史之乱以来，河北三镇就与河南的淮西（后称彰义）、平卢（又称淄青）两镇共同构成了李唐中央的心腹之患。它们不但实力强大，割据时间长，而且互为奥援，一有风吹草动便结成联盟对抗中央。这么多年来，它们赋税自享，职位世袭，一切自专，基本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这样的藩镇不收拾，朝廷有何威信可言？帝国有何安宁可言？

然而，要收拾这种老牌的跋扈藩镇，也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宪宗只能耐心地等待机会。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二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之子）卒，他的儿子王承宗自立为留后。宪宗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承认，由中央另行委派节度使；如果王承宗不服从，就趁此机会兴兵讨伐。

其实早在三年前，当平卢节度使李师古（李纳之子）病卒、其弟李师道自立为副使的时候，宪宗就很想把李师道端了，借此打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藩镇世袭制，可由于当时朝廷正对刘辟用兵，无力兼顾，只好违心地任命李师道为留后。

虽然迫于形势承认了李师道，但宪宗还是把平卢镇的征税权和官吏任免权收了上来。而且，当时宪宗就已经打定主意，平定刘辟之后，无论哪个藩镇胆敢再搞世袭制，朝廷绝不姑息。

所以，当王承宗自立为留后的消息传来时，宪宗马上就向宰相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打算借此机会削藩。

可是，时任宰相的裴垍却表示反对。

裴垍认为，德宗一朝，平卢节度使李纳（李师道的祖父）是最为“跋扈不恭”的藩镇之一，而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王承宗的祖父）则或多或少“有功于国”；可既然朝廷在几年前承认了李师道，现在又有什么理由拒绝王承宗呢？如果坚持要剥夺他的继承权，恐怕不光是王承宗不服，天下诸藩都会认为朝廷处事不公。

宪宗也觉得裴垍说得有道理，只好把事情暂时搁置了。但是宪宗想来想去，还是不愿就此放弃，随即便又召见了他最信任的几个翰林学士，希望听听他们的意见，最好是得到他们的支持。

然而，宪宗再次感到了失望。

因为翰林学士李绛等人也都提出了异议。

李绛说：“河北诸镇久不服从中央，此事固然令人愤恨，可要想一朝革除其世袭之弊，恐怕也办不到。成德自李宝臣、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已四十余年，无论民心还是军心都已习惯，不认为自立自代是违背纲纪。何况王承宗现在事实上已经接管了军政大权，必定不会服从朝廷的安排。再者，卢龙、魏博、平卢等镇也一向是传位给子弟，与成德利益一致，如果看到朝廷另行委派节度使，必定暗中结盟。此外，眼下江淮一带水灾严重，国家财政和民生都很困难，恐怕不宜轻启战端。”

宪宗无语了。

反对削藩的理由这么充分，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就算心里非常不爽，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现实。

就在宪宗一筹莫展之际，有个人忽然站了出来，极力支持他的削藩意图，并且自告奋勇，要求率兵讨伐王承宗。

这个人名叫吐突承璀，是个宦官，时任左神策中尉。

可想而知，能当上禁军一把手的人，绝对不是一般的阿猫阿狗。此人虽然年纪不大，但从小就净身入了宫，一直在东宫侍奉太子李纯，也算是资深宦官了，而且这小子脑瓜子活络，办事精明，所以深受李纯宠信。李纯即位后，立即擢升他为宦官总管兼左监门将军，不久又提拔为左神策中尉。

吐突承璀能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力挺削藩，着实让宪宗颇感欣慰，也让他对削藩之事平添了几分信心。但是问题在于，宰相裴垍和翰林学士李绛等人历来都看宦官不顺眼，假如真的让吐突承璀统兵出征，这帮文臣会不会闹翻天呢？

宪宗觉得可能性很大。

所以，即便吐突承璀其志可嘉，宪宗还是有些举棋不定。

为了摆脱这种两难局面，宪宗决定找一个机会，就任命吐突承璀为统帅的问题试探一下大臣们的态度。

有趣的是，宪宗刚起了这个念头，有个叫李拭的朝臣就递上了一道奏疏，说：“王承宗不可不讨伐！吐突承璀是陛下的亲信近臣，完全可以把兵权交给他，让他统帅各军出征，看谁敢不服！”

很显然，李拭在这个时候上这道奏疏绝非巧合。

他是摸透了宪宗的心思，才想通过这道奏疏，把权宦吐突承璀和天子李纯的马屁一块拍了。

宪宗看着奏疏，脸上悄然掠过一丝诡谲的笑意。

当天，他就把奏疏拿给宰相和翰林学士们看，说：“瞧瞧这个奸臣，他已经知道朕打算把兵权交给吐突承璀，才赶紧呈上此奏。诸位贤卿切记，从今往后，绝不能擢升和任用此人。”

李拭万万没料到，他这个自作聪明的马屁一拍下去，居然把一辈子的富贵和前程都给拍没了。

苍天啊，大地啊，我到底错在哪里啊？

很简单，你的错误就是太“聪明”了，聪明到宪宗一眼就看穿了你的投机嘴脸，所以对你的为人相当不齿。

不过，这还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宪宗必须拿你李拭来说事儿，才能顺带着把授予吐突承璀兵权的事情提出来，从而不着痕迹地试探大臣们的反应。

这就是宪宗高明的地方。如果他不这么做，而是直统统地拿着奏疏去征求大臣们的意见，那他就太弱智了。

总之，宪宗的目的无非是想进行一次火力侦察，才顺手把李拭拿来当枪使了。所以，要怪只能怪李拭聪明反被聪明误，不能怪宪宗做人不厚道。

让宪宗颇感意外的是，裴垍、李绛等人对他的“火力侦察”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不反应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默许，二是佯装没有察觉，以不变应万变。

在宪宗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尽管意识到大臣们迟早会跳出来反对，可宪宗却不愿坐等。眼下，他还是要抓紧时间进行削藩的准备工作。

于是几天之后，宪宗就起用了一个叫卢从史的人。

此人原本担任昭义（今属山西）节度使，几年前因遭父丧，丁忧去职，随后长时间赋闲在家，一直没机会复出。这回，卢从史听说宪宗一心想削藩，随时可能跟河北开战，赶紧跑回长安，花重金打通吐突承璀的关系，极力表示愿率本镇（昭义）军队出征，充当吐突承璀的前锋，为朝廷赴汤蹈火，誓死讨伐王承宗。

吐突承璀随即向宪宗作了推荐。宪宗不假思索，立刻任命卢从史为左金吾大将军，并把他过去的职务也一并恢复。

很明显，宪宗是决心拿成德的王承宗开刀了。

然而，削藩之事非同小可，必须从政治、军事、财政多方面综合考量，不是脑门一拍或胸脯一拍就能决定的。所以，宪宗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做两手准备——在采取战争手段之前，尽量先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就算政治手段到头来不顶用，也能为朝廷赢得出兵的理由，增加正义的筹码。

简言之就是四个字：先礼后兵。

这一年七月，宪宗召见李绛等人，说：“关于成德的问题，朕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要任命王承宗为留后也行，可必须把他辖下的德州（今山东陵县）、棣州（今山东惠民县）分割出来，另设一镇，削弱他的势力，并且命他跟平卢的李师道一样，从此必须向朝廷缴纳两税，各级官吏也一律由朝廷任命。你们以为如何？”

李绛反对宪宗分割德、棣两州的做法，他认为这么做势必激起河北诸镇的反抗情绪，但是关于征税和任命官吏的事，李绛却提出了一个更稳妥的建议。他说：“可以派遣使臣去给王士真吊唁，然后让使臣以个人名义向王承宗提出来，不让他知道这是陛下的意思。如果他同意，那当然最好，万一不同意，也不会折了朝廷的脸面。”

八月初，宪宗派遣京兆少尹裴武前往成德宣慰。

宪宗部分采纳了李绛的建议，也就是让使臣以个人名义跟王承宗谈判，但是宪宗特别叮嘱裴武，谈判内容不仅要包括征税权和官吏任免权，还必须让王承宗割让德、棣二州。

仿佛是为了考验宪宗的定力和耐心，这一年八九月间，卢龙节度使刘济（刘怦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田绪之子）、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居然不约而同地病倒了。

事情明摆着——这些人一死，其子弟必然自立，强藩世袭的大戏必将再度上演。

宪宗随即迫不及待地对李绛等人说：“刘济这帮人就快死了，难道朝廷只能照旧听任他们的儿子继位吗？要是这样，天下何时能够太平？现在朝野议论纷纷，都说应该趁此机会把权力收归中央，要是他们抗命，就派大军讨伐！时机不能再错过了，你们看怎么样？”

李绛等人知道，宪宗削藩的决心看来是九牛莫挽了，而如今的藩镇形势也确实令人不安。在此情况下，朝廷与河南、河北的这些强藩迟早必有一战。

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这仗该不该打了，而是该怎么打？先跟谁打，后跟谁打？

针对这个问题，李绛和其他几个翰林学士经过审慎思考，很快就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

他们认为，河北诸藩的形势与当初的西川、镇海截然不同，不能被当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西川、镇海都不是长期割据的地方，而且周边各道都在朝廷的控制范围内，刘辟和李琦丧心病狂，擅自发动叛乱，大多数部众其实并不服从，所以朝廷军队一到，他们立刻土崩瓦解。可是，河北诸镇的情况却与此大不相同，他们的内部势力根深蒂固，外部势力则像藤蔓一样相互交错，辖下的将士和百姓都只知有镇帅而不知有朝廷。用好言相劝，他们不听；用武力威胁，他们不服。朝廷如果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结果很难预料。别看河北诸镇平日里钩心斗角，一旦朝廷要打破他们的世袭制，他们立马会抱成一团，拼死维护相同的子孙利益。

所以，李绛等人极力主张，朝廷应该暂时承认王承宗，对河北诸镇采取安抚政策，然后把主要精力拿来对付淮西的吴少诚。

之所以这么做，他们的理由是，淮西的情况与河北不同，却与西川和镇海相似，周边地区都是效忠朝廷的州县。因此，吴少诚一死，朝廷马上可以另行委任节度使，如果不从，立刻发兵讨伐。先把淮西平定，等到河北的刘济、田季安一死，有机可乘了，朝廷再动手也不迟。

应该说，李绛等人提出的这个战略构想是深思熟虑、也是切实可行的。假如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宪宗朝廷完全有可能按照这个战略一步一步削平两河强藩。

然而，世事总有意外。

这个意外就出在成德的王承宗身上。

王承宗宣布自立之后，一直未获朝廷任命，于是在惴惴不安中屡次上表解释。直到这一年八月中旬，朝廷使臣裴武才姗姗来迟地给他带来了天子诏命。当然，裴武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个人建议”。

王承宗大喜过望，当即表示：“我是被军队逼迫的，所以没来得及等到朝廷的旨意就自立了，现在请让我奉上德、棣二州，以表区区诚意。”

双方交易就此达成。九月，宪宗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同时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兼德、棣二州观察使。

这样的结果基本上是朝廷和王承宗都满意的，看上去似乎皆大欢喜。可是，有一个人却很不欢喜。

他就是魏博节度使田季安。

宪宗刚刚发布了薛昌朝的任命状，田季安就通过朝中的眼线及时得到了消息。他觉得，朝廷这么做显然是在变相削藩——既然今天可以在成德割一两个州，明天为什么就不能在魏博割两三个州？照这么割下去，到时候河北诸镇拿什么来跟中央抗衡？

不行。田季安想，绝不能让朝廷开这个头，也绝不能让王承宗这个乳臭未干的小辈坏了几十年的老规矩。

他立刻派人私下告诉王承宗：“你知道这个薛昌朝是谁吗？你以为他是你的下属就一定是你的人吗？错了，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这个薛昌朝早就和朝廷有一腿了，要不然他凭什么当上这个节度使兼观察使？”

王承宗一听，越想越有道理，越想越不是滋味，马上派人逮捕了薛昌朝，并把他押到真定（成德治所，恒州所在县）关了起来。

当钦差宦官带着薛昌朝的任命状和节度使旌节经过魏州时，田季安故意盛情款待，把使者留了下来，一连欢宴数日。结果，等到钦差宦官抵达德州时，薛昌朝早已成了王承宗的阶下囚。

宪宗勃然大怒。没想到自己退了一步，王承宗反而得寸进尺，于是立刻传令，命王承宗释放薛昌朝。

王承宗拒不从命。

事情就这么僵掉了。双方努力营造的皆大欢喜的假象就在这一瞬间彻底破碎。

宪宗忍无可忍。

既然政治手段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只能诉诸武力了。

一场大战就在天子的愤怒中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