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平藩、除阉、斗相,悲剧三重奏 向藩镇宣战

作为一个被宦官拥立的天子,而且是一个与敬宗年龄相仿的天子,刚刚上台的李昂是很不被大唐臣民看好的。

因为,穆、敬二宗将娱乐进行到死的那副德性太让人印象深刻了,并且鉴于遗传力量的强大作用,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叫李昂的年轻人十有八九也是个顽主。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是这回,群众却看走了眼。

新天子非但不是顽主,而且还颇有明主的潜质——他一上台就狠烧了三把火,把臣民们烧得那叫一个目不暇接。

李昂先是一道诏命遣散了三千多名宫女,接着又把“五坊”中专供皇帝狩猎用的大部分鹰犬都放生了,随后又裁汰了教坊、翰林院和内苑总监中的一千两百多名冗员,最后把御马坊和马球场的占地,以及穆、敬二宗私藏的钱帛和田地等物全部划归朝廷的有关部门。此外,新天子还一改敬宗不理朝政的恶习,不但该上朝的时候准时上朝,而且在朝会上还孜孜不倦地向宰相和百官询问政务,以至经常忘了退朝的时间……

很显然,新天子登场后的这一系列做法,是想树立一种去奢从俭、励精求治的新政风,与贪玩好色和荒废朝政的穆、敬二宗划清界限。也就是说,他希望用大刀阔斧的实际行动,来改写李唐天子一蟹不如一蟹的历史宿命。

这样的开局无疑是令人振奋的。

看着朝气蓬勃的年轻天子,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宪宗皇帝。

于是,原本弥漫在朝野上下的悲观情绪顿时一扫而光。长安士民争相庆贺,相信太平日子很快就会到来,而帝国的明天也一定会更好。(《资治通鉴》卷二四三:“中外翕然相贺,以为太平可冀。”)

新年二月,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太和”。

新时代的大幕拉开了,人们都兴奋地期待着新天子的后续表现。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人们的希望发展。

除了刚开始的三把火,这位闪亮登场的新天子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李昂登基不过数月,宰相们就发现,这位新君虽不乏宪宗皇帝年轻时那种虚怀纳谏的雅量,但他却远远不具备宪宗那种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作风。

这些日子以来,君臣们在朝会上为帝国的未来描绘了许多美妙的蓝图,也煞费苦心地制订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可往往是昨天刚刚研究出来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实行,第二天就被天子本人莫名其妙地推翻了。

当这种出尔反尔的现象屡屡发生之时,宰相们的积极性自然是备受打击。

太和元年(公元827年)四月,新任宰相韦处厚终于忍不住了,在延英殿上对天子发了一通牢骚,并愤然提出辞职。

天子赶紧赔笑脸,并且说了一大堆好话。

韦处厚很无奈,最后只好收回了辞职请求。虽然他心里仍有些不快,可其实他也知道,天子之所以屡屡出尔反尔,并不完全是主观性格使然,而是有着难言的苦衷。

准确地说,天子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足以通过天子左右帝国大政。这是谁的手?答案很简单——权宦王守澄。

事实上,从文宗李昂即位的那一刻起,王守澄就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了帝国政治的幕后推手。不管什么事情,只要王守澄说不的,李昂就绝不敢说是。不管文宗君臣对帝国的未来作出了怎样的规划和设想,王守澄都拥有最终裁决权和一票否决权。

这是天子的无奈,更是帝国的悲哀。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宦官乱政”的现象由来已久,绝非一朝一夕所致。任何人试图挑战宦官集团的权威,都必须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并且还要掂量自己的分量和实力。对此,无论是位居宰辅的韦处厚,还是君临天下的李昂,都概莫能外。

当然,天子宰相和满朝文武都奈何宦官不得,不等于天下士人就会对这种反奴为主、太阿倒持的政治乱象始终保持沉默。

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在文宗李昂亲自主持的“贤良方正”科的策试中,一个叫刘蕡的考生就呈上了一份慷慨激昂的策论,对宦官乱政和藩镇割据的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终于替天下士人出了一口恶气,也替朝堂上的衮衮诸公说出了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刘蕡的策论文采斐然,切中时弊,而且把宦官和藩镇骂了个狗血喷头。上至天子,下至百官,所有看过卷子的人都觉得这个刘蕡实在是太有才了,骂得也实在是痛快!

可是,有才归有才,痛快归痛快,就是没人敢录取他。

因为没人敢得罪宦官。

包括天子李昂在内。

半个月后,朝廷张榜,同科应考的杜牧、裴休等二十二人皆被朝廷录取,且被授予官职,唯独刘蕡名落孙山。上榜的考生们义愤填膺地说:“刘蕡落第,我辈登科,岂不令人汗颜!”随即联名上疏,请求把他们的官职转授刘蕡。与此同时,京城的舆论也一片哗然,纷纷为刘蕡鸣冤叫屈。

然而,天子和朝廷始终未作任何表态。

最后,刘蕡默默收拾行囊,黯然离开了长安。据说,刘蕡后来辗转数道,先后做了几个节度使的幕僚,终其一生也未能正式入仕,到死都是个不入流的“吏”。

不过,话说回来,刘蕡的这种结局也未尝不是好事。

道理很简单——连天子本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他一个小小的刘蕡就算入仕为官,不也是宦官砧板上的鱼肉吗?

这些年来,除了“宦官乱政”令人心焦之外,帝国的藩镇事务也是一笔让人无奈的糊涂账。

穆宗一朝,成德出了个王庭凑,卢龙出了个朱克融,魏博出了个史宪诚,武宁出了个王智兴。无一例外,全都是通过兵变上台的。穆宗李恒像是一个有心无力的救火队员,刚开始还东奔西突地扑了几下,后来发现再怎么努力也是白搭,索性闭上眼睛当鸵鸟,对藩镇一律采取妥协政策。

到了敬宗一朝,局面更是混乱不堪。先是昭义的刘从谏父死子继,朝廷承认他为留后,不久又任其为节度使。紧接着,幽州又发生兵变,乱兵杀了朱克融和他的长子朱延龄,拥立其次子朱延嗣接管军政。稍后,兵马使李载义又杀了朱延嗣和他一家三百多口,自立为留后。敬宗照例听之任之,于数月后任其为节度使。

差不多在此前后,横海(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节度使李全略死了,他的儿子、节度副使李同捷又擅自兼任留后。文宗登基后,李同捷随即送他的两个弟弟入朝为质,希望以此换取朝廷对他的任命。

对李昂来讲,这显然是他帝王生涯中的第一个考验。

如果承认李同捷,那无异于自动承认自己跟穆、敬二宗毫无二致,都是奉行鸵鸟政策的窝囊天子;如果拒绝承认,那就意味着一场战争。

刚刚即位的文宗李昂,敢下决心和藩镇开战吗?

他不敢。

可是,既想避免战争,又不甘心被藩镇牵着鼻子走,该怎么办?

文宗想来想去,最后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把天平(治所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节度使乌重胤调往横海,再把李同捷调往兖海(治所兖州,今属山东)。

文宗本以为这样一来,既遂了李同捷当节度使的愿,又维护了朝廷的脸面,也算是个两全其美之策。

然而,接到调令的时候,李同捷却发出了一声冷笑。

在他看来,天子这一招叫做调虎离山。

老虎一旦离开自己的山头,被人扒皮的日子还会远吗?

这么简单的道理,李同捷不会不懂。于是他假托被将士留住,拒绝赴任。

文宗犯难了。

他意识到,眼下的河北诸藩早已被穆、敬二宗宠坏了,朝廷要么听之任之,要么断然宣战,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怎么办?

是不畏强藩迎难而上,继承宪宗遗志,让昙花一现的中兴大业重放光芒,还是无所作为得过且过,步穆、敬二宗之后尘,关起门来做一个奉行鸵鸟政策的“太平”天子?

要论志向,打从江王时代起就熟读《贞观政要》、对太宗皇帝充满无限景仰的李昂绝不至于胸无大志。对于安史之乱以来的历史积弊,以及穆、敬年间的种种政治乱象,他也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在内心深处,李昂的中兴李唐之志绝不在当年的宪宗李纯之下。

如今,李昂唯一缺少的,也许就只有行动的勇气了。

太和元年盛夏的那些日子,大明宫中燠热难当,李昂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最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向藩镇宣战。

他要用行动向天下人证明,如今的大唐天子绝不是一个空怀梦想、志大才疏的人,他有信心、也有能力维护朝廷的纲纪和尊严,重塑李唐中央的权威。

这一年八月,文宗毅然下诏,革除了李同捷的所有官爵,命乌重胤、王智兴、史宪诚、李载义、李听等七道节度使发兵讨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