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德宗李适初政 李适:闪亮登场的新帝

新君李适丧服未除,就毅然决然地拿掉了前朝的首席宰相,换上了一个区区五品的中书舍人,如此强悍的举动,不得不令满朝文武感到吃惊,也不能不让人感到眼前一亮。

而李适接下来的一系列举措,更是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政”旋风。

——闰五月中旬,李适颁布诏书,宣布今后不再随便接受四方上贡的各种物品,同时撤除了由玄宗创立的皇家艺术中心(梨园),遣散乐工三百多名。

——闰五月十七日,一个不识时务的地方刺史献上一幅《庆云图》,以祥瑞之名谄媚朝廷、粉饰太平,李适对此深恶痛绝,下诏宣布:“朕以为,只有选贤举能、拔擢忠良才是真正的祥瑞,至于像庆云、灵芝、珍禽、奇兽、怪草、异木之类的东西,又有哪一样对百姓有益呢?朕在此昭告天下,从今往后,一律不得进献祥瑞。”

——数日后,李适又命人把宫内豢养的大象、豹子、斗鸡、猎犬等动物全部放逐,同时遣散了数百名宫女。

——六月初,李适下诏:“天下百姓,凡有冤屈诉状而地方政府拒绝受理者,可直接进京,向御史台、大理寺、刑部告状;此外,若地方政府受理诉状,但百姓认为审理不公、对判决不服者,也可直接到三法司敲‘登闻鼓’,上诉申冤。”此诏一下,四方百姓欢呼雀跃,每天到京师击鼓鸣冤者络绎不绝。

——六月中旬的一天,奉命出使淮西的宦官邵光超刚刚回朝,就被天子李适下令杖打六十,即日流放边疆。此事极为突然,但明眼人却不难知晓个中原委:邵光超出使淮宁时,“按惯例”接受了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的重贿,计有绸缎七百匹、上等茶叶二百斤,还有数量不等的奴仆、马匹等。天子这回拿邵光超开刀,摆明了就是要杀鸡儆猴,一举破除“宦官出差必收贿赂”的这个惯例。邵光超出事后,刚刚出使各地满载而归的宦官们得知消息,赶紧把收受的各种贵重物品全部扔掉,一个个空着双手回到了长安。此后的好些年里,凡是奉命出使地方的宦官,再也没人敢收受当地官员的贿赂。

——这一年七月五日,朝廷突然派出了一支工程部队,强行拆毁了大贪官元载等人名下的一批豪宅。很快人们便得知,这是新天子李适直接下达的命令。当时,四方百姓在连年战乱中流离失所,而朝中大臣、各地将帅、当权宦官,却竭尽人、财、物力,竞相修建豪宅,而且一座比一座豪华壮丽,一座比一座奢侈靡费。老百姓对权贵阶层的这种奢靡之风极度痛恨,纷纷咒其为“土木妖”。而德宗李适早在当太子的时候就对这种社会现象颇为不满,所以才有了这次铲平豪宅的举动。当那些象征着权贵利益的“土木妖”纷纷倒下之时,京师的百姓们顿时欢声雷动……

就这样,在即位之初的短短几个月里,德宗李适就用雷厉风行的手段革除了种种弊政,树立了全新的政风,同时向帝国臣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我李适绝对有信心、也有能力重振朝纲,中兴社稷!

作为一个盛年即位的天子,德宗李适的上述举措已经足以体现他锐意进取、矢志中兴的勇气和信念。但是,要想把前几任天子留下的这个烂摊子收拾干净,光有勇气和信念肯定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足够的胆识、谋略和政治手腕。

那么,李适具备这些素质吗?

从下面这三件事中,我们不难得出判断。

第一件事:李适巧妙地削弱了“四朝元老”郭子仪的权力。

众所周知,郭子仪是大唐帝国首屈一指的功臣,历仕玄、肃、代、德四朝,战功卓著,勋业彪炳。历任天子为了奖赏他,不断给他加官晋爵。到了德宗即位的时候,郭子仪兼任的职务已经多得数不清了。

在此,我们不妨罗列一张郭子仪的职务清单:司徒、中书令、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镇北大都护、关内副元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使、关内支度使、盐池使、六城水运大使以及押蕃部、营田使、河阳道观察使等等。

不难想象,对于这样一个功高权重、身兼十数职的帝国元勋,任何一个皇帝必然都会对其生出畏惧和猜疑之心。虽然郭子仪对李唐朝廷忠心耿耿,而且生性谨慎,做人非常低调(否则恐怕早就因功高震主而被兔死狗烹了),但是当初的代宗皇帝还是很不放心,多次想削弱他的权力,却始终下不了决心,所以才一直没有动手。

眼下,如何“摆平”郭子仪就成了德宗李适不得不面对的一道政治难题。

这个事情的难度在于:虽然郭子仪本人比较厚道,但他麾下那帮将领却没有一个是吃素的,万一事情做得不漂亮,把那帮将领惹毛了,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要解决这道难题,必须有一个巧妙的办法。

经过一番审慎而周密的考虑,李适终于找到了一个既简单又安全的办法。

一个字——分。

也就是说,必须把郭子仪手中的权力“分解”开来,再“分配”到他麾下的几个主要将领头上。如此一来,朝廷便能收一石三鸟之效:既削弱了郭子仪的权力,又安抚了那些骄兵悍将,还能让那几个主要将领从此对德宗感恩戴德。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十五日,德宗李适下诏,尊郭子仪为“尚父”,加授太尉,保留中书令,其余兼职全部免除;同时,将郭子仪原来担任的主要军职,分别授予他麾下的三个主要将领——李怀光、常谦光、浑瑊。至此,这个困扰了代宗许多年的问题,终于在德宗手上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第二件事:李适成功挫败了一起政变阴谋。

这起阴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说它不大,是因为牵涉面不是很广;说它不小,是因为它事关“废立”,直接威胁到了李适的皇权。

阴谋的策划者有两个:一个是兵部侍郎黎幹,一个是高阶宦官(特进,正二品)刘忠翼。据称,黎幹为人“狡险谀佞”,而刘忠翼则是“恃宠贪纵”,两个人沆瀣一气,内外勾结,很早就企图干预代宗“立后”和“立储”的大政。

若干年前,德宗李适尚未被立为太子,别有用心的黎幹和刘忠翼就极力劝说代宗,让他立独孤贵妃为皇后,再立独孤氏的儿子韩王李迥为太子。但是代宗没有受他们的蛊惑,而是册立了长子雍王李适。

李适即位后,黎幹和刘忠翼惟恐遭到报复,遂惶惶不可终日。当时长安坊间纷纷传言,说黎、刘二人日夜密谋,企图发动政变。李适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便派人暗中监视二人的一举一动。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的一个黄昏,黎幹又乘坐一顶小轿悄悄进入刘忠翼的府邸,与他密谈多时,至当天深夜才离去。德宗李适得到密报后,立刻采取行动,命有关部门将黎幹和刘忠翼逮捕。经过审讯,黎、刘二人对自己的政变阴谋供认不讳。李适大怒,当即开除二人的官籍,并终身流放边地。

闰五月二十七日,黎幹和刘忠翼刚刚走到蓝田(今陕西蓝田县),李适就命人追上了他们,宣诏将二人赐死。

第三件事:李适不动声色地从宦官手中夺回了禁军兵权。

肃、代之际,大唐帝国有两大乱象最为引人注目,一个是藩镇叛乱,还有一个就是宦官擅权。这两大乱象是相辅相成的。正是由于此起彼伏的藩镇叛乱让李唐天子对武将逐渐丧失了信任,才不得不把禁军兵权交给宦官,没想到却因此导致了宦官的恃宠擅权;而宦官掌握宫禁大权后,为了巩固权位,又回过头来勾结各地藩镇,致使那些跋扈藩镇越发骄纵难制。

代宗一朝,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个权宦先后掌控禁军,又因恃宠擅权而先后被代宗除掉。但是,代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禁军兵权的归属问题,所以总是治标而不治本——往往是旧一代的权宦刚刚倒下,新一代的权宦便又强势崛起。

总之,宦官虽然走马灯似地换,但宦官擅权的问题却始终如故。

李适即位时,面对的当权宦官是王驾鹤。此人继鱼朝恩之后崛起,时任神策都知兵马使、左领军大将军,“典禁兵十余年,权行中外”。(《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对于阴魂不散的宦官擅权问题,李适自然也是深以为忧。同时他也很清楚,代宗之所以无法彻底解决宦官问题,是因为他始终不敢把禁军交给武将。

可是,为什么要非此即彼呢?

既然宦官和武将都不可信任,为什么不变通一下,索性把禁军交给文臣呢?

在李适看来,要彻底解决宦官擅权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禁军交给文臣!

为此,李适一上台,就开始在文官中寻找合适的人选。

最后,他锁定了司农卿白秀珪。

严格来讲,白秀珪并不是文人,而是“胥吏”出身。他早年在李光弼帐下担任幕僚,做事细心勤勉,并且颇有心计。李光弼对他非常信任,将其引为心腹,时常让他参决军政大事。

这样一个人,其实最符合李适的用人标准:首先,他熟悉军旅事务,又没有一般武将桀骜不驯、骄横霸道的习气;其次,他性格沉稳,做事老练,却又没有一般文人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毛病。所以在李适看来,此人绝对是接管禁军的不二人选!

大历十四年六月中旬,德宗秘密召见白秀珪,表示了对他的赏识和器重,并明确告诉他:朕准备解除王驾鹤的兵权,然后把禁军交给你。白秀珪受宠若惊,当即发誓,愿为朝廷鞠躬尽瘁,为天子赴汤蹈火!

李适很满意,随即赐给他一个新名字:志贞。

禁军兵权的归属问题就这么解决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白志贞顺利接管禁军?

李适找来宰相崔祐甫商议。崔祐甫略一思索,然后附在天子耳边说了一句话。李适微微颔首,一个笑容在他脸上缓缓绽开。

数日后,崔祐甫通知王驾鹤,说有要事与他相商。听到宰相传召,王驾鹤不敢怠慢,赶紧前往政事堂。崔祐甫热情而亲切地接待了他。宾主双方落座后,免不了一番寒暄。但是,让王驾鹤满腹狐疑又百思不解的是——这一天的寒暄也太长了。

崔祐甫一直东拉西扯,七讲八讲,却始终不提正事。王驾鹤耐着性子陪聊,感觉如坐针毡,却又不便开口告辞。

此刻的王驾鹤当然不会知道,正当他坐在政事堂里听崔祐甫海侃神吹的同时,白志贞已经揣着天子的任命状,以神策军使兼御史大夫的身份,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神策军的军营。

等到王驾鹤走出政事堂,他的职务已经变成了东都园苑使。

所谓东都园苑使,就是到东都洛阳去看管皇家园林,一个很适合养老的清闲职务。

毫不夸张地说,唐德宗李适在历史舞台上刚一亮相,就出人意料地博得了个满堂彩。

在见识了新君李适施展的一系列雷霆手段后,朝野上下对他的执政能力顿时充满了信心,纷纷对他寄予厚望——“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

尤其是当时的藩镇,对这个闪亮登场的新帝更是满怀忌惮、敬畏不已。反应最强烈的当属淄青镇。据说那里的将士曾经把兵器丢弃于地,相互感叹道:“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明君出现了,咱们还能再造反吗?

更有甚者,大历十四年六月,“畏上威名”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还主动上表,愿意向朝廷献钱三十万缗。

收,还是不收?

这是一个问题。

三十万缗不是个小数目,德宗李适一时有些犹豫不决。

收吧,毕竟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日后不免有受其要挟的危险;不收吧,又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理由推辞,如果硬拒,势必激起藩镇的不满。

就在德宗吃不准要怎么接招的时候,宰相崔祐甫发话了:“不能收,绝对不能收!”

德宗无奈:“朕也认为不能收,可又该如何推辞呢?”

崔祐甫笑了:“很简单,借花献佛。”

德宗迷惑不解,问他此言何意。

崔祐甫正色道:“请陛下派遣使者前去慰劳淄青将士,就用李正己给的钱赏赐他们。如此一来,既能让淄青将士对朝廷和陛下感恩戴德,又能让四方藩镇知道——朝廷是绝不会看重金钱的。”

德宗龙颜大悦,当即依言而行。

当朝廷使者来到淄青,把李正己的三十万缗分发给将士们的时候,淄青将士顿时欣喜若狂。他们不约而同地跪倒在地,对着长安方向三拜九叩,不停地山呼万岁……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李正己傻眼了。

虽然心里很不爽,但对于朝廷此举,李正己还是不得不佩服。

只不过让他感到困惑的是:按说这世界上没人不喜欢钱,可如今的天子和朝廷,却为何能够如此洒脱,拿钱不当回事呢?

其实,德宗并不是不喜欢钱,他只是不喜欢那些拿着烫手的钱而已。如果是来路正当的钱,比如朝廷每年从地方收缴上来的赋税,德宗绝对是喜欢的,而且多多益善。

为了让朝廷的腰包鼓起来,以便将来更有底气拒绝藩镇的收买,德宗决定找一个善于理财的人来当宰相。

大历十四年八月,在崔祐甫的大力推荐下,一个数年前遭到贬谪的大臣被德宗召回了长安,并随即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这个从道州司马任上直接入阁拜相的人,就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财政大臣——杨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