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于范阳起兵的第七天，亦即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封常清恰好循例入朝觐见玄宗。在骊山的华清宫，玄宗向封常清询问平叛方略，封常清胸有成竹地说：“我朝太平日久，所以百姓一旦风闻叛乱就恐惧不安，此乃人之常情，不足为虑。臣请求立刻前往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扬鞭奋马，北渡黄河，相信用不了几天，定能将逆胡之首献于阙下！”

此时的封常清和杨国忠如出一辙，丝毫没有把安禄山放在眼里。

但是他很快就会知道，安禄山并不是泥巴捏的，而他麾下的十五万铁骑更不是豆腐做的。

玄宗闻言大喜，随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让他即刻前往东京组织防御。旬日之间，封常清就在东京招募了六万人。然而，仓促招募的这些人都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即便封常清是纵横西域的名将，带着这样一群乌合之众上战场，也注定只能吃败仗。

十一月二十一日，玄宗从骊山匆匆返回长安，第一件事就是杀了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同时赐死荣义郡主。可怜这个皇室之女新婚还不到半年，就成了这桩失败的政治婚姻的牺牲品。在接下来半个月的时间里，玄宗朝廷用闪电般的速度进行了防御部署：

在长安北面，亦即河东、朔方一线，擢升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任命羽林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金吾将军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市）长史，协同防御，阻挡叛军西进。

在长安东面，亦即河南一带，设置了两道防线：以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领陈留（今河南开封市）等十三郡组建第一道防线，由封常清在东京洛阳构筑第二道防线。此外，任命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东征军副元帅（元帅由玄宗之子荣王李琬挂名），率五万人出镇陕郡（今河南三门峡市），准备由此东进，迎击叛军。

与此同时，玄宗掏出了他私人腰包（内库）的钱，旬日间在京师募集了十一万人，号称“天武军”。事实上，这十余万人原本都是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和市井子弟，企图依靠这些人来拱卫京师，基本上就是个笑话。

做完这一切，玄宗总算松了一口气。

在他看来，这个防御计划还是比较周全的，就算不能在短时间内消灭安禄山的叛军，至少也可以挫其锋芒，保证两京无虞了。

可是，玄宗错了。

叛军的战斗力要比他想象的强大得多，而朝廷在西京、东京、陈留等地临时抓来的将近二十万人，只能是安禄山砧板上的鱼肉。

所以，这个看似严密的防御计划，很快就将被所向披靡的安禄山彻底粉碎。

十二月二日，安禄山大军进抵灵昌（今河南延津县古黄河渡口），随即命人用粗绳拴住一些破船、木头和杂草，从北岸拉到南岸。一夜之间，河水结成坚冰，浮桥自动形成。叛军顺利越过渡河，当天就攻陷了灵昌郡（今河南滑县）。当时，安禄山的军队漫山遍野，老百姓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只知道叛军所过之处，繁华热闹的城镇乡村都变成一片死寂的废墟。

新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刚到陈留没几天，叛军便已大兵压境，他仓猝带人登城拒守，可士兵们毫无斗志。五日，陈留太守郭纳开门出降，叛军随即蜂拥入城，生擒了张介然。

至此，河南的第一道防线宣告瓦解。

此时，安禄山得到了长子安庆宗被杀的消息，痛哭流涕地说：“我起兵讨伐杨国忠又有何罪？竟然杀我的儿子？！”

其实安禄山自己最清楚他有什么罪。他声称要清君侧，可玄宗却在第一时间杀了他儿子，这无疑是在天下人面前撕下了他的画皮。恼羞成怒的安禄山为了泄愤，旋即把投降的近万名陈留士兵全部砍杀，并将张介然推出营门斩首，随后率部继续西进，兵锋直指东京。

十二月七日，在得知陈留失守、第一道防线告破的战况后，玄宗大为忧惧。为了鼓舞前线士气，他不得不颁下一道诏书，声称准备御驾亲征，同时命朔方、河西、陇右各节度使亲率主力前来长安集结，限二十天之内抵达。

八日，安禄山挥师进至荥阳（今河南郑州市），立刻发起猛攻。荥阳太守崔无诐率众抵御，无奈官兵的战斗力实在太差，“士卒乘城者，闻鼓角声，自坠如雨”。（《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说守城士兵听见敌人的战鼓声就吓破了胆，自己纷纷从城墙上往下跳，这未免有些夸张，可当时的官兵在叛军面前毫无斗志、畏敌如虎则是不争的事实。

荥阳当天就被安禄山攻陷，太守崔无诐被斩杀，叛军的气焰更为嚣张。安禄山随即命部将田承嗣、张忠志、张孝忠为前锋，迅速扑向东京的最后一道屏障——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

此时驻守虎牢关的人就是封常清。

自从陈留失守、荥阳告急，封常清就率部抢占了虎牢，希望凭借这道天险阻遏叛军兵锋，等待高仙芝的东征军来援。然而，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从来就不是险关要隘，而是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要命的是，此刻封常清麾下的这些人根本算不上是军队，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群抄着家伙准备打群架的市井之徒。

让他们与身经百战的叛军铁骑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

虎牢关之战毫无悬念，封常清的官军在叛军铁骑的冲锋下一触即溃，虎牢旋即失守。封常清收集余众边打边退，但是却连战连败。史书用这样一段话记载了封常清的惨烈败绩：“常清收余众，战于葵园（虎牢西面），又败；战上东门（洛阳东门）内，又败。丁酉（十二月十二日），禄山陷东京，贼鼓噪自四门入，纵兵杀掠。常清战于都亭驿（洛阳城内驿站），又败；退守宣仁门（洛阳皇城东门），又败；乃自苑西坏墙西走……”（《资治通鉴》二一七）

这场洛阳保卫战绝对是封常清一生中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面对所向披靡的安禄山铁骑，他不仅毫无还手之力，而且连招架之功都没有。

经历了一连串惨败后，封常清知道大势已去，只好从皇城西墙一处坍塌的缺口突围而出，亡奔高仙芝驻守的陕郡。

东京洛阳就这么丢了。

由帝国名将封常清构筑的第二道防线就此崩溃。

封常清退至陕郡时，当地太守已经弃城逃往河东，其他的官吏和百姓也四处逃散，此时的陕郡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封常清向高仙芝禀报：“累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狂寇奔突，则京师危矣。宜弃此守，急保潼关！”（《旧唐书·高仙芝传》）

连日血战，叛军兵锋锐不可当。况且潼关又没有驻兵，万一叛军突入，京师危在旦夕。

而今之计，只有放弃无险可守的陕郡，火速退保潼关！

按照朝廷既定的作战计划，高仙芝应该自陕郡东进，主动迎击叛军。但是此时此刻，面对封常清的奏报，高仙芝意识到——如果按原计划继续东进，唯一的结果只能是羊入虎口，自寻死路！

所以，封常清的建议是正确的，只有暂时避敌锋芒，退保潼关，才能用空间换取时间，在确保京师无虞的情况下与叛军打持久战。

由于军情危急，高仙芝来不及向朝廷奏报，当即率部向潼关方向撤退。可高仙芝万万没料到，他们前脚刚刚出了陕郡的西门，叛军后脚就杀到了。官军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被叛军打得狼狈不堪，人人争相逃命，结果被自己的人马踩踏而死的，比死在叛军手里的还多。

高仙芝和封常清好不容易才逃脱了追兵，带着残部仓皇退入潼关，旋即命人抢修防御工事。等到叛军前锋进抵潼关时，发现官军已经严阵以待，方才悻悻退去。安禄山命部将崔乾祐驻守陕郡，准备随时进攻潼关。看着叛军马蹄扬起的滚滚黄尘渐渐东去，惊魂未定的官兵们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此时的高仙芝和封常清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进入潼关的这一刻，死神已经向他们伸出了冰冷的白爪……

十二月十六日，在听到东京洛阳沦陷的消息后，玄宗震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安禄山起兵仅仅三十多天，就以破竹之势席卷大河南北，并轻而易举地拿下东京洛阳，前锋甚至已经逼近潼关！如此严峻的形势，又怎能不让玄宗感到极度震惊？

从范阳到洛阳长达1600多里，就算是在和平时期，以正常的行军速度推进，也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可现在安禄山一路过关斩将、攻城掠地，其推进速度竟然只比正常行军多出了十来天，这说明什么？

这足以说明安禄山这一路南下，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实质性的抵抗！

玄宗困惑了。

难道偌大的帝国，竟然没有一个人是安禄山的对手？难道在盛世唐朝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隐藏的竟然是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的事实？！

此刻，玄宗的心头真是百味杂陈。所有的惊惶、困惑、懊悔、愤怒、忧愁、无奈，在同一时间向这个苍老的大唐天子汹涌袭来……

而更让玄宗近乎绝望的是——十天前向朔方、河西、陇右发布的集结令，居然没有得到任何响应，至今他也看不到边镇的一兵一卒。

无计可施的玄宗在这个时候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再次强调要御驾亲征；二是下诏命太子李亨监国，并向宰相们透露了传位之意。他对杨国忠等人说：“朕在位已经将近五十年，对国事付出了太多的忧虑和辛劳，身心早已疲倦。去年秋天，本来已经打算把皇位传给太子，只因旱涝灾害接连不断，不想把灾祸留给子孙，才把事情拖到今天，只希望能等到一个丰收之年。可万万没想到，逆胡竟然会发动叛乱。朕自当御驾亲征，且命太子监国，等到叛乱平息，朕就要去过清静无为的日子了。”

对于玄宗的传位之意，多数大臣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此时的玄宗已经年逾古稀，而太子李亨也已经四十五岁，被立为储君已整整十七年，玄宗要是再抱着权力不撒手，也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满朝文武中，只有一个人不希望玄宗传位。

他就是杨国忠。

因为他是玄宗一朝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旦李亨即位，他绝不可能继续保有目前的权力和富贵。所以，一听说玄宗要传位，杨国忠顿时大为恐惧。当天退朝后，杨国忠就迫不及待地找到韩、虢、秦三夫人，说：“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三夫人深有同感，随即入宫去找杨贵妃。杨贵妃也意识到此事关系到她本人和整个家族的命运，马上哭哭啼啼地向玄宗提出了抗议，千方百计要求他收回成命。

美人一落泪，老皇帝自然就心软了。

于是，太子监国之议就此搁置，所谓的亲征计划亦随即不了了之。

接下来的日子，安禄山与李唐朝廷陷入了短暂的对峙状态。

关键倒不是安禄山不想乘胜西进、攻取长安，而是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他想干什么？

他想当皇帝。

自从占领东京洛阳之后，安禄山就开始授意手下人张罗登基称帝的事了。在安禄山看来，虽然高仙芝和封常清扼守着关中门户潼关，但这并不等于能够阻止他进军长安的脚步。换言之，此时的安禄山已经把西京长安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早一天晚一天拿下长安，在他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趁着一连串军事胜利之际，及时建立自己的王朝霸业，树立自己的政治旗号，正式与李唐朝廷分庭抗礼，从而名正言顺地号令四方，逐鹿天下！

安禄山在东京忙着称帝，这无疑为节节失利的玄宗朝廷提供了喘息的时间。如果玄宗能够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重新调整战略部署，并把临机专断之权大胆下放给前线的几个主要将帅，朝廷只在宏观上把握战略决策，对前线军队尽量做到不遥控、不干预、不掣肘，那么形势也许就会完全改观，而这场战争的结局也会全然不同。

但令人遗憾的是，玄宗并没有这么做。

他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在最紧要的关头临阵斩将、自毁长城，致使战况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了潼关的失守和长安的沦陷。

玄宗之所以会犯下如此不可饶恕的错误，首先是因为多年不理朝政的他早已丧失了清明的政治理性，其次是因为听信了一个人的谗言。

这个人就是宦官边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