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边令诚也算是高仙芝的老搭档了。当年高仙芝远征小勃律，边令诚就是他的监军，在高仙芝受到夫蒙灵詧打压的时候，边令诚还替他说了些公道话，使得高仙芝不但摆脱了困境，而且一跃而为安西四镇节度使。从这个意义上讲，边令诚也可以算是高仙芝命中的贵人了。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当初边令诚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客观上帮了高仙芝一个忙；如今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样可以把高仙芝置于死地。

此次高仙芝东征，玄宗仍旧派边令诚去当监军。说起“监军”这个职务，实在是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角色。所谓监军，说好听点叫做中央特派员、天子特使，说难听点就是公开的特务，他们的使命就是专门给前线将帅找茬的，你要是不把他伺候舒服了，他动不动就会抓你的小辫子、打你的小报告。如果军队作战胜利，功劳自然有他们一份；要是败了，他们就会千方百计推卸责任，把屎盆子全部扣到将帅头上。

“监军”的设置始自汉朝，但历来一直由朝臣担任；而让宦官出任监军，其始作俑者正是唐玄宗李隆基。自从他开此先例之后，宦官监军就成了中晚唐历史上的一大弊政。在此后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李唐朝廷将一次又一次因为这项弊政而蒙受巨大损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不断付出惨痛的代价。

当然，宦官也不见得都是卑鄙阴险的小人，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出身和教育背景的不同，以及残缺的生理结构对人格心理产生的影响，再加上他们在政治上与皇权的微妙关系，使得宦官这个特殊群体在为人处世方面，通常会比一般的文臣和士大夫更缺乏原则，更注重私利，更容易干出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边令诚当然也不例外。

这个家伙不但对军事一窍不通，而且生性怯懦贪鄙。当年随同高仙芝远征小勃律，这家伙跟到连云堡就不敢再往前半步了，极为贪生怕死。后来高仙芝悍然发兵洗劫石国，狠狠发了一笔不义之财，边令诚估计也没少敲他的竹杠。史称“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旧唐书·封常清传》）

按照史书的说法，由于多次索贿不得，边令诚便怀恨在心，总想找机会报复。

其实，这种说法恐怕不是实情。据《旧唐书·高仙芝传》称，高仙芝此人虽有贪财的毛病，但并不吝啬，相反还颇为慷慨：“（高仙芝）家财巨万，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既然边令诚曾在客观上帮过高仙芝的忙，而且是深得玄宗宠信的宦官，拥有打小报告的特权，高仙芝当然没有理由得罪他。

所以，边令诚向玄宗进谗言的真正动机，应该是逃避责任，而不是索贿不得。

逃避什么责任？

逃避不战而退之责。

东京陷落后，高仙芝采纳封常清避敌锋芒的建议，在未及请示玄宗的情况下，主动弃守陕郡、退保潼关，这种事情说好听点叫做战略撤退，说难听了就是逃跑。

身为监军，边令诚很清楚，一旦天子怪罪下来，不光高仙芝和封常清难辞其咎，他边令诚必然也会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边令诚唯一能够自保的方法，就是在玄宗问罪之前抢先入朝，把屎盆子扣在高仙芝和封常清头上！

因此，当高仙芝一退入潼关，边令诚便迫不及待地赶回长安，向玄宗打了小报告，极力夸大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战败责任，声称：“常清以贼摇众，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封常清确实说过“贼锋不可当”的话，可那是建立在“累日血战”基础上的正确判断，并非畏敌怯战、动摇军心，而当时的陕郡也确实无险可守，潼关的防守又薄弱空虚，所以高、封二人才会主动放弃陕郡，退保潼关。若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做法并没有错，可要是从政治上来讲，他们无疑已经犯下了三宗死罪。

第一宗：不战而逃，丢城弃地；第二宗：擅自行动，目无朝廷；第三宗：违背玄宗旨意，破坏东征计划。总而言之，在玄宗看来，高、封二人的做法对当时已经极为低落的民心和士气进一步造成了恶劣影响，实属罪无可赦！

光凭这三条，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再加上边令诚的一番密奏，玄宗更是暴跳如雷，郁积在他心中多日的所有恶劣情绪一下子找到了发泄的出口。此前由于东京失陷之责，玄宗已经削除了封常清的所有官爵，让他以“白衣”之身在高仙芝军中效命，现在潼关以东的大片国土又全部沦于敌手，玄宗的愤怒就更是达到了极点。

高仙芝和封常清的末日就此降临。

被满腔怒火灼烧得丧失理智的玄宗当即颁下一道敕令，命边令诚立刻前往潼关，将高仙芝和封常清就地斩首！

十二月十八日，边令诚怀揣圣旨，马不停蹄地赶回潼关，即刻宣封常清接旨。

这一天，乌云低垂，北风呜咽，形容憔悴的封常清跪伏在地，脸上的表情坚硬如铁。从开始听宣的那一刻，直到被押赴刑场的一路上，封常清脸上的表情始终没有改变过。

临刑前，封常清把早已写就的一道遗表交给边令诚，让他转呈玄宗，然后遥望着长安方向的天空，平静地说了最后一句话：“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污国家旌麾，受戮贼手；讨逆无效，死乃甘心！”（《旧唐书·封常清传》）说完即从容就戮。

一代名将就此含恨九泉。

这个长得瘦弱矮小，既跛足又斜眼的封常清，就这么结束了他努力奋斗的一生。

人们常说，努力一定有结果，但不一定有好结果。封常清的大半生，不停地凭借过人的努力赢得了原本不属于他的一切，可到了最后关头，他的努力却没有给他带来荣誉和功勋，反而给他带来了厄运和死亡。时耶？命耶？

说到底，封常清的努力并没有错。虽然最终的结果出乎很多人，包括他本人的意料，可作为一个帝国名将，他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可以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历史了。

封常清东京兵败、撤入潼关后，曾经三度上表，向玄宗陈述自己的兵败缘由，同时客观分析了当前的战局，并针对叛军的战略意图和战术手段，详细拟就了一份应对的方略。然而，这三份极具军事价值的奏表，却被玄宗弃之一旁。封常清不得不拍马入朝，准备当面向玄宗请罪并陈述平叛方略。就在他刚刚走到渭南时，恰好遇到玄宗派出的使臣。使臣向他宣读了玄宗的敕令，命他回高仙芝军中，以“白衣”身份戴罪立功。

封常清怀着满腔的抑郁和失落，黯然折回了潼关。

走到这一步，封常清其实已经预感到了末日的降临。

于是他铺开一纸素笺，挥毫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道奏表，也就是他的遗书。

在这份遗书中，封常清字字泣血、声声哽咽地抒发了他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同时也慷慨淋漓地展现了他对家国社稷的忠诚与忧思。

众所周知，封常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儒将，尽管他这份遗表在历史上并不著名，但我们还是愿意将其节录于此。因为，通过这篇自表心志的绝笔，我们足以窥见封常清的磊落襟怀，也足以领略他的文学才华：

臣自城陷已来，前后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冀拜首阙庭，吐心陛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捍之别谋。酬万死之恩，以报一生之宠。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函谷关遥，陈情不暇！

……昨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欲挺身刃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以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诫诸将；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诫诸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许臣竭露。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鋋。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旧唐书·封常清传》）

封常清死了，接下来自然就轮到高仙芝了。

边令诚对高仙芝还是有几分忌惮的，所以前去宣敕的时候，特意带上了一百多名陌刀手，一副紧张兮兮、如临大敌的模样。

高仙芝跪地听宣后，和封常清一样，立刻被绑赴刑场。

到了刑场，看到封常清的尸身被随便裹了一张草席扔在那里，高仙芝顿时悲从中来，大声说：“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我遇敌而退，固然应该以死谢罪。可今日上戴青天，下履黄土，说我克扣粮饷和朝廷赐物，则是赤裸裸的诬蔑！

当时，边令诚故意把将士们全部召集到刑场周围，让他们现场观刑，企图以此震慑三军。高仙芝面对将士们大喊：“我在京城招募了你们，虽然朝廷分发了一些物品，可事实上连起码的作战装备都不能凑足，本来打算与诸君一道破贼立功，博取朝廷高官重赏，不料敌人太过猖獗，只好引兵固守潼关。我如果真有克扣粮饷和赐物的行径，诸君就大胆揭发；可要是我没有这么做，诸君当替我喊冤！”

高仙芝话音刚落，将士们便不约而同地大呼冤枉，其声如雷，在整个潼关久久回荡。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既然边令诚手中握着天子亲自颁发的斩决令，任凭三军将士喊破喉咙，也挽救不了高仙芝的性命。最后的时刻，高仙芝对着封常清的尸体说：“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则引拔子为我判官，俄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夫！”（《旧唐书·封常清传》）

说完这句话，刽子手的鬼头刀便已高高扬起。

而后，高仙芝双目圆睁的头颅便飞离身躯，滚落到了封常清早已冰凉的尸体旁。

其实，从安禄山悍然发动叛乱的那一刻起，像高仙芝和封常清这样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因为，在盛世迷梦中浸淫日久的玄宗君臣和帝国军民，根本不具备丝毫的抗风险和抗挫折能力。所以，当盛世的美丽面纱被安禄山剥落殆尽，乍然露出苍白虚胖、萎靡孱弱的真实面目时，当歌舞升平、繁华富庶的太平图景被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惨象彻底取代时，惊骇万分、恼羞成怒的唐玄宗就必然要抓几个人来背这口既难堪又沉重的历史黑锅。

换言之，总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总有人要为帝国的不幸买单！

高仙芝和封常清确实是时运不济。因为他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作出了一个在政治上极为错误的选择，所以注定要成为牺牲品。

然而，要为帝国买单的人绝不仅仅只是高仙芝和封常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曾经飞扬跋扈的杨国忠，曾经“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都将作为这场历史性灾难的牺牲品，与盛世唐朝一同埋葬。同时被埋葬的，还有唐玄宗李隆基引以为豪的帝王伟业，以及刻骨铭心的绝世爱情。

当然，最先步高仙芝和封常清之后尘的人还不是他们，而是另一个帝国名将——哥舒翰。

自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成功夺取石堡城后，哥舒翰就成了帝国最知名的将领之一，并日益受到玄宗的赏识和器重。战后，已担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旋即加封为特进、鸿胪员外卿，加摄御史大夫，并赐一子五品官，赐绸缎千匹，田庄、豪宅各一所；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十二年（公元753年），进封凉国公，实封食邑三百户，并兼任河西节度使，不久又晋爵西平郡王；十三年（公元754年），加拜太子太保，又加食邑三百户，与前共计六百户。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后来的安史之乱，哥舒翰必将躺在他那辉煌的功劳簿上，度过逍遥自在、荣华富贵的一生。

然而，命运之神有时候是很小心眼的。她如果给了一个人太多东西，就必然要从他那里夺走另外一些东西。

安史之乱爆发前，哥舒翰最先被夺走的东西是健康。

跟出身孤寒、刻苦自律的封常清恰好相反，哥舒翰从小就是个衣食无忧的纨绔子弟，由于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所以哥舒翰前半生从不为钱发愁。直到四十岁以后，老本全都吃光了，哥舒翰才在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愤然从军，没想到一不留神就成了名将。

功成名就之后，哥舒翰的纨绔习气又暴露无遗，“好饮酒，颇恣声色”（《旧唐书·哥舒翰传》），结果很快就把身体搞垮了。天宝十三年，哥舒翰突然中风，昏死了好久才苏醒过来。此后他便回到长安，一边寻医问药，一边安心静养，虽然头上挂着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头衔，但实际上已经不再过问边务，而是“废疾于家”，在京师当起了寓公。

当寓公的日子虽然有些闷，但至少图个逍遥自在。可是，仅仅一年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所有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转折，哥舒翰当然也是在劫难逃。起初，哥舒翰根本没有料到命运会安排他走上前线——首先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允许，其次是因为有高仙芝和封常清冲在前头，哥舒翰料想安禄山肯定蹦跶不了几天。

可他错了。

安禄山不仅一直在蹦跶，而且蹦跶得越来越凶！

得知东京陷落的消息后，哥舒翰就感到情况不妙了；紧接着，潼关又传来令他更为震惊的消息——高仙芝和封常清居然被玄宗双双砍掉了脑袋！

哥舒翰预感到——自己的太平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果不其然，高、封二人被杀数日后，玄宗就紧急传召哥舒翰入宫，命他顶替高仙芝的兵马副元帅之职，领兵八万，即刻进驻潼关，准备征讨安禄山。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此时的哥舒翰早已掂量出了安禄山的实力——连高仙芝和封常清都败得那么惨，足见仓促招募的官兵根本不是叛军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哪个将领顶上去，结果都只能是凶多吉少，而且十有八九会步高、封二人之后尘！

因此，哥舒翰便以病重为由极力推辞。

但是，国难当头之际，玄宗岂能容他逃避退缩？！国家平常花那么多钱养着你们，不就是为了今天吗？如果连你哥舒翰这样的名将都当缩头乌龟，那还有谁能站出来挽救国家危亡？

所以，玄宗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哥舒翰的请求。

就这样，哥舒翰硬着头皮，拖着病体，领着玄宗为他东拼西凑搞来的将近二十万乌合之众，万般无奈地进入了潼关。

潼关——这座威震天下的雄关，将继高仙芝和封常清之后，成为又一个帝国名将逃不过的鬼门关。

命运之神已经夺走了哥舒翰的健康，现在又夺走了他的安宁；很快，又将夺走他的尊严；最终，还将夺走他的生命……

当然，此时的哥舒翰没有料到结果会这么糟。虽然他对此次出征并未抱有多大的幻想，可还是存着一丝侥幸心理。在他看来，潼关毕竟是一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安禄山想打进来也没那么容易。尽管自己麾下的这二十万人是一群乌合之众，可凭借这道天险及其坚固的防御工事，哥舒翰相信自己还是能够顶得住的。

然而，哥舒翰完全没有想到的一层是——如果玄宗下一道命令，让他出关与叛军决战，导致他丧失天险的凭恃，他会落入怎样的境地呢？

事实上，后来的战局确实是朝这个最坏的方向发展的。

因为玄宗果真下了一道逼迫哥舒翰出关决战的命令。

玄宗之所以下这道命令，是因为又有人向他进了谗言。

这次不是宦官边令诚，而是宰相杨国忠。

如果不是杨国忠在最关键的时刻怂恿玄宗作出了极端错误的决定，哥舒翰就不一定会败，潼关也不一定失守，长安也不会沦陷，玄宗就更不用像一条丧家之犬那样，带着杨贵妃和一帮宠臣仓皇逃亡巴蜀。

因为，就在安禄山忙于称帝的这个间隙，河北、河东两线战场均已出现重大转机，只要潼关不丢、京师无虞，李唐朝廷完全有可能一改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从消极防守转入战略反攻，直至最终转败为胜。

河北、河东两线战场的转机，是得益于四个人的努力。

自从安禄山的十五万铁骑滚滚南下的那一刻起，这四个人就始终站在第一线，组织并领导当地军民同叛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战斗。

河北战场，领导者是颜杲卿和颜真卿。

河东战场，领导者是郭子仪和李光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