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七月二十八日，玄宗一行历经艰险，终于抵达此次流亡的终点站——成都。随同他抵达成都的扈从官员和禁军将士，只有一千三百人。

为时四十多天的流亡生涯宣告结束。回想起一路上所经历的饥饿、疲惫、忧愁、恐惧、痛苦、哀伤，玄宗的心情真是久久难以平静。

八月二日，玄宗发布了一道大赦天下的诏书，似乎是要与天下人分享他劫后余生的喜悦。同一天，河北官员第五琦（“第五”是复姓）入蜀觐见，向玄宗奏报说，平叛战争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而帝国的财赋重镇在江淮地区，如果玄宗授予他相应职位，让他专门负责管理江淮财赋，他保证能为各地的平叛官兵提供源源不断的军费。玄宗闻奏，欣然授予第五琦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之职。

而在此之前，玄宗在入蜀的一路上已经先后任命崔圆、房琯、崔涣为宰相，对流亡朝廷的权力高层进行了必要的重组。种种迹象表明，从马嵬驿之变后，玄宗显然一直在努力走出事变的阴影，并一直在尝试着重新履行一个皇帝的职责。再结合玄宗在普安发布的那道具有战略意义的诏书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此刻的玄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以往的自信和从容，并且已经作好了“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充分准备。

然而，历史老儿却在这时候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八月十二日，几个来自灵武的使者风尘仆仆地抵达成都，给玄宗带来了太子李亨已于一个月前在灵武即位的消息。

尽管马嵬分兵的那一刻，玄宗对这一天的到来已经或多或少有所预感，可当它真的到来时，玄宗还是感到了极大的意外和震惊。

当然，他没有让内心的惊愕流露在脸上。

事实上，作为一个君临天下已经四十四年的皇帝，作为一个经验极度丰富的政治家，玄宗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所以，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在思想上完成了自我说服的工作，在心态上完成了从皇帝到太上皇的角色转换。因为他知道——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叛乱，正值盛年的儿子李亨肯定比他这个七十老翁更适合作为戡乱平叛的领袖，也更有可能带领李唐臣民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尽管李亨先上车后补票的做法让他很有些不爽和纠结，可既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玄宗也只能面对现实，把内心的种种负面情绪扼杀在萌芽状态，并且以大局为重，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的政治利益之上。

因此，当灵武使者不无忐忑地向玄宗呈上太子的奏章时，玄宗立刻报以一个宽宏而豁达的笑容，同时一脸欣慰地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八月十六日，玄宗最后一次以皇帝身份发布诏书，宣称自即日起，由他发布的公文不再称为诏书或敕令，而称为“诰”；皇帝向他呈送表疏时，一律称他为太上皇。此外，所有军国大事，一概交由皇帝裁决，事后再向他奏报；一旦收复长安，他就不再过问任何政务。

八月十八日，玄宗又命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携带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代表他前往灵武，正式册封李亨为帝。

短短几天之内，玄宗就快速启动了皇权交接的程序，把手中的权力全盘移交给了李亨，仅仅保留了对军国大事的知情权，而且这个有限的权力还是有时效性的，一旦回到长安就自动取消。也就是说，一旦天下稍定，玄宗就要作为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太上皇，彻底淡出帝国的政治舞台。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谢幕姿态。

玄宗并非不喜欢权力，也并非不眷恋这块由他主宰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舞台，可他最后还是果断地选择了退出，并且干脆利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仅此一点，他就比历史上那些死到临头还抱着权力不撒手的皇帝强多了。虽然玄宗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形势所迫，但假如他丝毫没有放权的念头和急流勇退的智慧，也绝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这么完美的谢幕姿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玄宗李隆基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尽管由于他晚年的荒疏朝政和骄奢淫逸，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可当他一旦清醒过来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领略到一个杰出政治家所特有的那种智慧与胸襟。

简言之，真正了不起的人物往往要同时具备两种素质：一是拿得起，二是放得下。

在某些时候，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

自从潼关失守后，河北战场的形势就随之出现了重大逆转。

本来，郭子仪和李光弼已经完全掌握了河北战场的主动权，正在博陵围攻史思明，下一步计划就是直捣范阳；而唐朝的平卢节度使刘正臣也正准备自柳城南下，与郭、李兵团遥相呼应，夹攻燕军老巢。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潼关失陷的消息传到了河北。考虑到京师和天子的安危，郭子仪和李光弼不得不解除博陵之围，率主力撤出河北战场，自井陉口退回河东，以备随时回援关中。

唐军一撤，史思明立刻尾随追击，却被李光弼击退。史思明在李光弼这儿捞不到便宜，马上又掉头北上，攻击平卢的刘正臣。刘正臣没料到燕军会主动出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部众阵亡七千余人。刘正臣慌忙抛弃妻儿老小，单身匹马落荒而逃。

唐军主力既已撤离，河北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时任常山太守的王俌第一时间丧失了坚守的意志和决心。倒也不能全怪他贪生怕死，实在是因为他麾下没有正规军，只有从附近地区招募的一些民团，其战斗力与郭、李兵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更不是燕军的对手。所以，王俌决意向燕军投降。

然而，王俌的心思很快就被一些部将觉察。随后，诸将合谋，利用一次打马球的机会杀了王俌，夺取了常山的指挥权。可是，诸将心里都很清楚，即使不投降，单单靠手下这些民兵也是守不住常山的。要想抵御史思明，唯一的办法就是向附近友军求援。

当时，信都（今河北冀县）太守乌承恩麾下有一支三千人的朔方军，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身经百战，个个有以一当十之勇。常山诸将随即派人前往信都，请求乌承恩率部进驻常山。可是，无论来自常山的使者如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乌承恩始终不为所动，硬是不肯挪窝。

数日后，史思明、蔡希德挥师南下，进攻九门。唐军进行了顽强的防守。攻到第十天时，唐军终于宣布投降。史思明大喜过望，立刻入城准备接收。可就在他登上城门的一瞬间，唐军伏兵忽然杀出，史思明无路可逃，只好从城楼上纵身跃下，被鹿角（削尖的木桩）刺伤左胸，连夜逃回博陵。

唐军的诈降之计虽然成功了，迫使史思明不得不退却，但此时的唐军将士心里都很清楚，燕军的退却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卷土重来。而诈降的手段是可一不可再的，到时候，九门至常山一线注定要落入燕军手中。

进而言之，没有了郭子仪和李光弼，河北迟早是史思明的天下！

八月初，史思明再度发兵进攻九门，于十日攻克。城陷之日，史思明疯狂报复，屠杀了数千人。随后，燕军乘胜进围藁城。二十日，藁城陷落。

九月初一，史思明进攻赵郡，于五日攻陷，随即猛攻常山。十天后，常山陷落。燕军再度屠城，又杀了数千人。

随着常山等地的相继陷落，河北唐军的士气又一次落入了低谷。

就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刻，肃宗灵武即位的消息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他就是一直在平原郡坚持抗战的颜真卿。

得到消息后，颜真卿惊喜交加，马上写了一道奏表，封藏在“蜡丸”（古代传送秘密文件的惯用方式）中，派人送到了灵武。肃宗见表，随即颁布诏书，对颜真卿及河北军民的坚贞和勇毅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和鼓励，并加封颜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仍保留他的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等职，然后同样以蜡丸形式把诏书下达到了平原郡。

颜真卿接获诏书，立刻命人传谕河北诸郡，及河南、江淮等地。

直到此时，大河南北的李唐臣民才知道年富力强的太子李亨已经即位为帝，人心顿时大为振奋，抗击叛军的意志也越发坚定。

就在肃宗的诏书下达河北之前，郭子仪已经率领五万朔方精锐回到了灵武，原本兵少将寡的肃宗朝廷立刻变得兵强马壮。李亨大喜，当即擢升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灵武长史，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太原）留守，二人都兼任同平章事，且原任的职务全部保留。

随后，李光弼与郭子仪分兵，率五千人马进驻太原，以防史思明西出井陉，进攻河东。

很显然，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此次回师，对于困境中的肃宗李亨实在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因为，自从叛乱爆发以来，郭、李二人就成了唐军的一面旗帜，也是朝野瞩目的重量级人物，他们能够在新朝廷刚刚建立的时候及时归至肃宗麾下，这不仅是在军事上增强了新朝廷的实力，更是在政治上极大地增强了肃宗朝廷的号召力。可以说，直到郭、李兵团的到来，肃宗朝廷才终于摆脱了草创时期一无所有的尴尬局面，初步具备了一个戡乱朝廷应有的规模和实力。“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兴复之望矣！”（《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灵武，一座普普通通的西北边塞，如今却聚焦了天下人的目光，承载了李唐臣民的全部希望。

在这个四海分崩的非常时期，它已然成为帝国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