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逃亡进行时 长安乱

正当肃宗李亨在灵武努力开创新局面的同时,沦陷的长安却在经受着一场可怕的灾难。

最惨的,当属滞留长安的李唐皇族。

燕军入据长安不久,安禄山就下令孙孝哲捕杀了霍国长公主(玄宗的姐妹)和众多的李唐王妃、驸马、皇孙、郡主、县主等。令人发指的是,安禄山的命令并不仅仅是把这些天潢贵胄一杀了事,而是杀完之后还要剖腹掏心,把一颗颗血淋淋的心脏挖出来祭奠他的长子安庆宗。此外,凡是杨国忠、高力士的亲信党羽,以及安禄山素所憎恶的那些王公大臣,基本上也都死得很难看。燕军当街用铁棒打烂了很多人的头颅,致使他们脑浆涂地,鲜血横流,其状惨不忍睹。据说前后有八十多人死于非命。

在安禄山的恐怖统治下,不光是李唐皇族和王公大臣遭遇灭顶之灾,就连普通老百姓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安禄山听说玄宗逃跑时,长安百姓趁乱哄抢了很多财物,便以此为由,命军队和各级衙门天天出动,四处抄家。凡是家中藏有些许财物的,一律没收家产,并将其逮捕治罪。而且一家遭难,亲朋好友也都会受到株连。一时间,“连引搜捕,支蔓无穷”,致使“民间骚然,益思唐室”。(《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毛泽东曾经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此理古今皆然。虽然长安百姓没有像燕赵民众那样大范围地揭竿而起,但他们也自有抗暴的手段。

大多数手无寸铁的百姓跟燕军展开了心理战。当他们得知太子李亨自马嵬分兵北上后,就天天传播小道消息,说太子已经在北方集结了一支大军,随时会南下克复长安。不仅如此,还有很多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跑到街上,扯着破锣嗓子大喊:“太子大军来啦!太子大军来啦!”

长安百姓自发的这种心理战让燕军苦不堪言。白天,每当燕军望见北方的地平线上烟尘大起,就以为是唐军杀来了,于是一个个惊惶奔走;晚上,他们经常会在睡梦中被街上那几声撕心裂肺的喊叫惊醒,而醒来后便再也不敢入睡。总之,在长安百姓的频繁骚扰之下,燕军官兵基本上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日子一久,很多人都患上了神经衰弱。

除了心理战之外,京畿地区的一些豪杰义士也组织了许多地下抵抗力量,今天干掉一支巡逻队,明天杀死几个斥候兵。虽然每一次的动作都不大,但却神出鬼没,让燕军防不胜防。燕军也曾经发动过几次清剿,可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这些抵抗力量就像春天里的韭菜,刚割了一茬,又冒出一茬,“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让燕军伤透了脑筋。

燕军刚进入关中时,其势力范围不仅包括京畿地区,而且北抵洛交(今陕西富县)、西至扶风(肃宗即位后改名凤翔,今陕西凤翔县)。

可到了后来,随着抵抗运动的不断兴起,燕军不得不大幅回缩战线,其力量所及,北不过云阳(今陕西泾阳县),南不过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西不过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基本上只据有长安一座孤城。燕军小股部队只要敢迈出长安西门,就随时有可能被抵抗组织灭掉。

正因为长安和关中百姓这种卓有成效的抵抗运动,才使得燕军被牢牢牵制在京畿地区以内,既不能西进追击玄宗,也无法北上进攻灵武。尤为重要的是,正因为此,江淮地区收缴上来的财赋,才能通过襄阳西上,绕道上郡(今湖北郧西县),再通过凤翔中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玄宗所在的成都和肃宗所在的灵武。

对于山河破碎、社稷倾圮的李唐王朝而言,这条运输线无疑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只有保证这条生命线的畅通,肃宗李亨才有可能逐步走出困境,并打响一场匡复社稷、重整山河的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凤翔太守正是诛杀虢国夫人的原陈仓县令薛景仙。肃宗即位后,第一时间就提拔了他,让他坐镇凤翔。事实证明,肃宗的这项人事任命在日后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凤翔的战略地位异常突出,它既是防御燕军西进的一座桥头堡,更是帝国财赋运输线上的一处重要枢纽。而薛景仙到任后,屡次击退了燕军的进攻,牢牢捍卫着这个战略要地,可以说为危机中的李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关中抵抗运动的日渐活跃,燕军的军心开始动摇了。

首先叛离燕朝的是一个叫阿史那从礼的同罗将领。

他料定燕军不可能在长安长久立足,于是便瞅准机会,拉着麾下的五千骑兵逃离长安,跑到了朔方。不过,他并不是想跳槽归附肃宗,而是准备勾结边地的其他胡人部落,趁乱割据,自立山头。也就是说,他既不想再给安禄山打工,也不愿意给李隆基或李亨打工。

肃宗李亨当然不会容许这个胡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割据。所以,阿史那从礼刚一到朔方落脚,李亨就暗中派人去游说他的部众,千方百计进行劝降。结果,还没等阿史那从礼有所动作,手下的一大帮人就被李亨忽悠走了。

阿史那从礼大怒,遂煽动铁勒九姓、六胡州的胡人部落,很快就集结了数万人,并进抵灵武北面,随时准备发动进攻。肃宗闻报,即命郭子仪征调天德军(驻地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讨伐阿史那从礼。郭子仪又把任务交给了麾下的左武锋使仆固怀恩(铁勒九部人)。仆固怀恩旋即命长子仆固玢出兵,不料却被阿史那从礼击败,仆固玢被俘。

数日后,仆固玢侥幸从敌营逃回,可迎接他的,却是无情的军法和冰冷的铡刀。为了激励士气,仆固怀恩毫不犹豫地砍下了儿子的脑袋。见此情景,三军将士无不震骇。随后,仆固怀恩发兵再战,唐军将士个个奋勇争先,无不以一当百,遂大败同罗及诸胡联军。

击破阿史那从礼后,肃宗李亨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既然阿史那从礼可以勾结诸胡作乱,我为什么不能向诸胡借兵平叛呢?!

胡人的战斗力是有目共睹的,若能取得他们的支持,再加上郭子仪、李光弼的朔方劲旅,克复长安也就指日可待了!

肃宗被这个借兵的想法搞得兴奋不已,随即派遣仆固怀恩出使回纥,请求他们出兵帮唐朝平叛,同时郑重许诺:“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资治通鉴》卷二二○)

克复长安之时,土地和百姓归唐朝,财富和美女都归你们!

为了早日夺回京城,此刻的大唐天子李亨已经顾不上自己和帝国的尊严了。

众所周知,从贞观初年起,大唐天子就已经被四夷诸蕃共尊为“天可汗”。当时唐朝周边的少数民族国家和部落,哪一个不是把唐朝皇帝视为天经地义的天下共主呢?太宗皇帝征调四夷兵马的时候,哪一次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呢?可如今,堂堂天可汗的子孙却再也没有资格向四夷发号施令了。他不仅要屈尊俯就地向异族借兵,而且还要拿京师的财富和美女跟异族做交易!

这是肃宗李亨的悲哀,也是大唐帝国的耻辱。

可是,这能怪李亨吗?

一个被叛军打得东奔西逃,连都城都没有的皇帝,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

事实上,从玄宗君臣仓皇逃离长安的那一刻起,李唐王朝就已经尊严扫地了。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当生存出现危机的时候,讨论尊严实在是一件很奢侈、很可笑的事情。而李亨虽然已经在灵武即位了,他所建立的朝廷也已经初具规模,但毕竟还没有真正摆脱生存危机。所以,尽管李亨拿帝国的财富和子民跟异族做交易显得很无耻,可这就是现实。没有这样的承诺和诱惑,回纥就不可能出兵。回纥不出兵,要夺回长安就会困难得多。而拿不回长安,李亨就永远也找不回失落的尊严。

所以说,并不是李亨不要脸,而是李唐王朝的脸早就被安禄山撕烂了。李亨别无选择。

对于长安的燕军来讲,阿史那从礼的叛逃无疑使得原本就已动摇的军心越发涣散。不管是燕军官兵,还是投降燕朝的原唐朝官员,人人都在忙着为自己找一条后路,随时准备脚底抹油。于是,京、府、县的各级衙门都没人上班了,就连监狱的狱卒也跑得不见踪影,以致囚犯们一个个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满街溜达。

长安再次出现了严重骚乱。

在此情况下,京兆尹崔光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燕朝如此不得人心,这长安还能守得了几天?自己要是死心塌地跟着安禄山走,到头来又会是个什么下场?

崔光远越想越怕,随即采取了行动。

他派兵包围了燕军大将孙孝哲的府邸,表面上说是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实际上是在监视孙孝哲。崔光远之所以要监视他,其因有二:一、为了避免长安的局势彻底失控,就要防止孙孝哲逃跑;二、万一唐军真的杀回来了,可以拿孙孝哲的人头将功赎罪。

在崔光远看来,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无论最后是唐朝赢了还是燕朝赢了,自己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可是,孙孝哲并不是笨蛋。他当然很清楚崔光远在想什么,只不过碍于此人是安禄山亲自任命的京兆尹,孙孝哲才不敢随便动他。但是,这并不等于孙孝哲会容忍一大帮“警卫”天天在他家门口站岗。

随后,孙孝哲便向安禄山呈递了一道密奏,内容自然是控告崔光远心生异志,请求安禄山下旨将其诛杀。

孙孝哲的密奏刚发出去,崔光远就得到了消息。

他无奈地意识到,自己脚踩两只船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要是再不作出抉择,大祸随时可能临头。最后,崔光远不得不带着长安府、县两级衙门的十几个官员,偷偷逃离长安,一口气跑到了灵武。

面对这些墙头草似的卑鄙小人,肃宗心里虽然极为鄙视,可他还是拿出了一副既往不咎的宽宏姿态,不仅热情欢迎他们归来,而且马上又授予了相应官职。其中,崔光远再次被任命为京兆尹,同时兼任御史大夫。当然,此刻的肃宗朝廷连京城都没有,所谓的京兆尹自然也只是一顶空头乌纱。

封完官后,肃宗马上交给了崔光远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让他前往渭北一带,负责招抚那些流亡在外或者被迫投敌的官吏和百姓。

肃宗笑容可掬地看着崔光远,那笑容里分明在说:你瞧,像你这种有过特殊经历的人,是最有资格去执行这项任务的,没有谁比你更适合了。

崔光远有些傻眼。

可他心里很清楚,像他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任何资格挑肥拣瘦了。他现在只能抱着将功赎罪的心态,老老实实接受任务。毕竟脑袋没有搬家,他就该谢天谢地了。

跟崔光远比起来,宦官边令诚就没有这么走运了。几天后,他也从长安逃回了灵武,可等待他的,并不是将功折罪的机会,而是死亡。

肃宗几乎连想都没想就把他砍了。

同样作为曾经的叛国者,边令诚之所以和崔光远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倒也不是因为他罪孽特别深重,而是因为对肃宗李亨来说,边令诚和崔光远有不同的利用价值——李亨让崔光远活着,并且让他官复原职,是想让他现身说法,招抚那些已经投降燕朝的人;而李亨杀掉边令诚,同样是让他用掉脑袋的方式,震慑那些即将投降燕朝的人。

赶快回头,你们就能和崔光远一样官复原职;倘若执迷不悟,边令诚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

所以崔光远可以活,但边令诚必须死。

道理就这么简单。

至德元年九月末,也就是肃宗灵武即位的两个多月后,他的朝廷与草创之时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他现在有兵,有钱,有粮,且外有回纥奥援,内有四方官吏和百姓拥戴。一个朝廷该有的东西他似乎都有了。所以,此刻的肃宗李亨越来越有一种柳暗花明、否极泰来的感觉。

接下来,他终于把目光投向了长安。

九月十七日,肃宗离开灵武,于二十五日进至顺化(今甘肃庆阳县)。此地距离长安只有大约五百里路。随后的日子,肃宗还将继续南下,一步一步地逼近长安,组织并打响一场收复两京、重振社稷的帝国反击战。

而就在同一天,负责呈送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的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等人也恰好进抵顺化。

终于来了!

万千滋味刹那间涌上李亨的心头。

尽管玄宗送给儿子的这份礼物来得有些迟,但还不算太晚。

在收复长安的战役打响之前,这份礼物其实来得正是时候。

如果说兵马钱粮是肃宗朝廷的血肉,民心士气是肃宗朝廷的骨髓,那么玄宗的传位之旨就相当于是为肃宗朝廷注入了最重要的东西。

灵魂。

是的,从这一刻开始,肃宗李亨就再也没有任何遗憾了。来自玄宗的这份政权合法性的终极认证,使得李亨终于能够以一个名正言顺、货真价实的帝王身份,当之无愧地出现在天下人面前!

当然,李亨城府极深,他是不会让内心的兴奋之情轻易流露出来的。见到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的这一刻,尽管李亨心里波涛汹涌,可他的表情却极为淡定,看上去仿佛仍然是那个谦虚内敛、低调做人的东宫太子。

李亨出人意料地婉拒了玄宗的册命。他对韦见素等人说:“比以中原未靖,权总百官,岂敢乘危,遽为传袭?”(《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只因中原尚未平静,我才权且总领百官,岂敢乘国家危难之际,贸然传袭皇位?

群臣闻言,免不了一番阿谀奉承,大赞李亨谦恭仁孝云云,同时极力劝谏,请他接受册命。然而,李亨却执意不肯接受。最后,他把玉玺和诏书供奉在了别殿,每天早晚各礼拜一次,有如给太上皇行“晨昏定省之礼”一样。

这当然是在作秀。

李亨说他不敢“乘危传袭”,可事实上,他早已不待传位而私自承袭了。所以说,李亨此刻的表现,说好听点叫做“谦恭仁孝”,说难听点就叫得了便宜卖乖。

不过,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说,李亨这么做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堵住天下人的嘴,让人再也找不到攻讦他“擅立”的口实。

——你看,连太上皇传位他都不肯接受了,你怎么能说人家抢了父亲的皇位呢?

李亨虽然没有接受册命,但再也没有人敢质疑他身为皇帝的合法性了。而玄宗从成都派过来的三位宰相,自然也就留在了他的身边。

在韦见素、房琯、崔涣这三人中,李亨最讨厌的人是韦见素。因为在李亨看来,韦见素一直和杨国忠同穿一条裤子,显然不是什么好鸟。

最受李亨赏识的,是房琯。

此人历来有贤能之名,李亨本来就对他抱有好感,加之房琯一见到李亨,立刻拿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慷慨激昂地纵论天下大势,李亨遂被他的风采打动,从此深为倚重,“军国事多谋于琯”。而房琯也当仁不让,“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专决于胸臆;诸相拱手让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然而,此刻的李亨并不知道——这个房琯只是一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家伙。

在李亨重整山河、中兴李唐的道路上,在滚滚弥漫的天下烽烟中,真正能够帮助他廓清迷雾、矫正方向的人,根本不是这个徒有虚名、雄辩滔滔的宰相房琯,而是一个生性淡泊、与世无争的布衣。

他,就是中唐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李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