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李唐归来 一代名相狄仁杰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生于官宦之家。从童年时代起,狄仁杰身上就有一种特立独行,不畏权贵的勇气。有一次他家的门人被害,县衙里的官吏前来调查案情,府里的老老少少都忙不迭地前去接受问话,惟独狄仁杰拿着一本书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县吏一看这小子那么有个性,心里老大不爽,就上去命他接受问话。狄仁杰啪的一声合上书本,没好气地说:“我跟书中的圣贤对话都惟恐不及,哪有空理你们这些俗吏!你凭什么凶我?”

这是史书记载的有关狄仁杰生平的第一个故事。未来神探狄仁杰在史书中刚一亮相就与命案有关,也算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作为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清官和神探,狄仁杰的探案故事通过千百年来的公案、话本、戏剧、小说,乃至当代影视而广为传播,几乎已经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到了二十世纪,狄仁杰更因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创作的《大唐狄公案》而享誉西方,被西方读者惊呼为“东方的福尔摩斯”。

那么,真实的狄仁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是否被后世的这些虚构作品过度神化了呢?

答案是:不。

历史上的狄仁杰确确实实是个神探。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狄仁杰担任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旧唐书·狄仁杰传》)。一年之内勘断的积压案件所涉及之人犯就达一万七千人,而且事后还没一个喊冤的,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神探了!

作为神探,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智谋。在小说和影视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狄公身上那种超越常人的机敏和睿智。而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其智谋比起虚构的人物似乎也不遑多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狄仁杰与魏元忠等人一起被来俊臣诬陷入狱。当时朝廷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人犯如果一被讯问就承认谋反,可以免于死刑。所以当来俊臣审问狄仁杰时,狄仁杰立刻就说:“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意思就是说,既然大周已经代唐而兴,我身为李唐旧臣,当然只有死路一条,你说我谋反我就谋反吧!来俊臣一看这家伙这么老实,也就放松了警惕。随后就没人来找狄仁杰麻烦了,酷吏们只等着判决下来,到时候执行就是了。

可来俊臣绝对没有想到,狄仁杰是在跟他玩心眼。

由于当时已是初春,天气逐日转暖,于是狄仁杰就跟狱吏讨了一副笔砚,然后撕下被单上的一角布帛,写明了自己的冤情,最后又拆开身上的棉衣,把帛书藏在衣服的棉絮内,交给狱吏说:“天太热了,烦请把衣服交给我家人,让他们拆掉里头的棉絮,再送回来给我穿。”

狱吏拿起那件棉衣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什么毛病,于是就转交给了狄仁杰的儿子。他儿子狄光远也很聪明,知道父亲肯定要传达什么信息,于是拆开棉衣仔细检查,果然发现了那封帛书,随即以告密为由求见武皇,把帛书当面呈上。

武曌看过后,立刻召见狄仁杰,问:“你既然没有谋反,又何必承认?”

狄仁杰说:“我要不承认,早就被他们打死了。”

武曌想想也是,随后就赦免了狄仁杰、魏元忠等人,把狄仁杰贬为彭泽县令,魏元忠贬为涪陵县令。狄仁杰就此躲过一劫。

狄仁杰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被后人千古传颂,除了通达权变、智谋过人、断案如神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对民间疾苦的关怀和对下层百姓的体恤。在武周前期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里,他是少数几个真正能够坚守道德原则,珍爱百姓生命的官员之一。

狄仁杰一生仕途浮沉,辗转四方,历任各地的县令、刺史、都督。每到一地,他几乎都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并留下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早年担任宁州刺史时,当地百姓就感怀他的仁政,为他树起了一块德政碑。曾有朝廷御史巡视地方,入宁州境内时,当地父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御史不禁感叹:“入其境,其政可知也。”(《旧唐书·狄仁杰传》)回朝后更是大力推荐。狄仁杰随即被征召入朝,擢为冬官(工部)侍郎。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狄仁杰随宰相张光辅讨伐越王李贞,平叛之后,朝廷命狄仁杰就任豫州刺史。张光辅进入豫州后,大肆屠杀降众,并逼迫狄仁杰以州府财物赏赐将士,遭狄仁杰严词拒绝。张光辅勃然大怒:“一个小小的州将,胆敢不听元帅命令?”狄仁杰也愤然而起,对张光辅说:“乱河南的,原本只有一个李贞。如今一个李贞死了,没想到却有一万个李贞活了!”张光辅大声质问他什么意思。狄仁杰面不改色地说:“张公统率数十万大军对付一个乱臣,豫州百姓争相出城迎降,可官兵入城后却大肆屠杀,令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这难道不是一万个李贞活了?你放纵邀功之人,诛杀归降之众,我担心冤声沸腾,上彻于天。要是我手里有一把尚方宝剑,现在就砍断你的脖子,我虽死如归!”张光辅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言以对。

过后,豫州百姓被株连者又达六七百人,朝廷使者屡屡催促狄仁杰将他们诛杀。狄仁杰有心拯救他们,所以一再推迟刑期。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狄仁杰思虑再三,最后向武皇呈上了一道密奏,说:“这些人都是被牵连的,并无大罪。臣本打算公开上奏,却有替罪人求情之嫌;可要是不奏,又担心不能贯彻陛下体恤百姓之旨。所以这道奏书写了撕,撕了又写,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恳请陛下能赦免他们。”狄仁杰这道奏书有两点非常聪明:一、以密奏的形式呈上,不会让武曌难堪;二、给武曌戴了一顶“体恤百姓”的高帽,让她不做好事都不行。后来,武曌果然赦免了这些人的死罪,改为流放丰州。这些人经过宁州时,当地百姓纷纷出来慰问他们,说:“是我们狄公救了你们啊!”于是众人相携至当初的德政碑前,因感念狄公的恩德放声大哭,然后又设斋三日为狄仁杰祈福。到达流放地后,这些死里逃生的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狄仁杰立碑颂德。

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契丹叛军攻陷冀州,河北震动。朝廷命狄仁杰出任魏州刺史,抵御契丹南下。狄仁杰赴任后,发现前任刺史把城外的百姓通通驱赶入城,让他们修筑防御工事。狄仁杰很不以为然,当即把百姓全都放回田里,对前任说:“贼人还很远,何必这么紧张?就算贼人来了,我自能应付,没百姓什么事。”及至叛军退却后,当地百姓马上又为狄仁杰立了一块感恩碑。

狄仁杰一生中被百姓立了多少块碑,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然而古往今来,像狄仁杰这样的好官实在是太稀有了。老百姓碰上这种官,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形同中了福利彩票;碰不上,实属正常现象,没什么好委屈的。几千年来,老百姓碰上贪官、恶官、昏官的概率,绝对要比碰上好官和清官的概率高得多。在这一点上,今天和古代似乎也差别不大。所以时至今日,“清官情结”才会依然盘桓在老百姓的心里,千百年来挥之不去。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在宰相娄师德的暗中举荐下,政声卓著的狄仁杰终于在幽州都督任上被征召入朝,担任鸾台(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这一年,狄仁杰六十八岁。

这是他第二次出任宰相。第一次拜相是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可短短三个月后就被来俊臣诬陷入狱,旋即贬为彭泽县令。此刻狄仁杰再度以宰相身份重返帝国朝堂,两鬓已然多出了一层岁月的风霜,但是匡复社稷,重振朝纲之志,却依然在他的胸中翻涌沸腾。

当然,身为武周宰相,狄仁杰要下手整肃的自然是武周的朝纲;但是作为李唐旧臣,狄仁杰真正要匡复的却必将是李唐的社稷。

这将是狄仁杰余生中最重要的使命。

而他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阻止武家子弟的夺嫡。

这些年来,武承嗣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夺嫡的梦想。为了讨武皇欢心,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武承嗣率五千人上表请愿,为武皇进献尊号,称“金轮圣神皇帝”;第二年,武承嗣再接再励,又搞了一场声势更大的请愿活动,率领二万六千余人为武皇再献尊号,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帽子一顶比一顶更大,媚态一次比一次更足,可让武承嗣极度郁闷的是,武皇把这些高帽都笑纳了,却绝口不提立储之事。这情形就像贪官收了你的巨额贿款,却一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这不是活活把人气死吗?

眼见武皇春秋已高,而自己也一年比一年老了,武承嗣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春,他终于卯足了劲儿对储君之位发起了新一轮攻势。

武承嗣收买了许多武皇身边的人,天天跟武皇吹风:“自古以来的天子,从没有立异姓人为储君的。”言下之意,只有武家兄弟才是太子的不二人选。

然而,武皇听完后只是笑笑,始终不肯表态。

对武曌来说,“立储悖论”始终是她无法突破的困境。又或许在她看来,引而不发,悬而不决才是人君掌控权力的最高境界。换言之,只有把人人垂涎的香饽饽始终捂在手心里,她才能永远握有主动权。

可无论如何,这香饽饽迟早有一天是要给出去的。

这件事可以拖延,可以逃避,却不能当它不存在。

所以,一天不确立储君,武曌的心里其实和别人一样——一天也不得安宁。

就在这个时候,狄仁杰上场了。他对武曌说:“文皇帝(太宗李世民)栉风沐雨,亲冒锋矢,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高宗李治)以二子托付陛下。陛下如今却想把江山传给外族,这难道不是违背天意吗?况且,姑侄和母子哪一样更亲呢?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倘若立侄,则从没听说过侄儿做天子后,把姑母供奉在太庙里的。”

其实,狄仁杰的这套说辞和当初的李昭德如出一辙,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有些时候,把同样的道理不厌其烦地反复宣讲,却不见得是多余的。再者说,狄仁杰的人格魅力也和李昭德不同。我们在平常生活中经常会碰见这种事情,同一句话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感觉就是不一样,甲说的我们听不进去,偏偏乙一说我们就觉得十分顺耳。眼下的女皇武曌也是,狄仁杰在她心目中的份量非他人可比,他的话自然也更有力量。所以狄仁杰一开口,武曌事实上已经听进了大半,可她嘴上还是不愿示弱:“此乃朕之家事,贤卿不必操心。”

狄仁杰寸步不让:“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哪一样不是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本来一体,况且臣备位宰相,岂能不操这份心?”话说到这,狄仁杰索性亮出底牌,请求武皇召回流放房州的庐陵王李哲,以安天下人心。

随后,老臣王及善等人也都和狄仁杰统一口径,屡屡对武皇发出劝谏。武曌更是心烦意乱,内心的天平开始朝儿子这边倾斜。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某一天晚上,武曌忽然做了一个怪梦,次日便召见狄仁杰,非常困惑地说:“朕梦见一只巨大的鹦鹉在空中飞翔,后来却两翅皆折,再也飞不起来,这是何故?”

狄仁杰一听,心中窃喜,表面上却一本正经地答道:“武(鹉)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

武曌脸上不动声色,可心里却若有所悟。

人老了就容易迷信,容易受神秘事物影响。对于这个怪诞的梦境,除了狄仁杰的解释,武曌自己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所以,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武曌彻底打消了立武家子弟为储君的念头。(《资治通鉴》卷二○六)

然而,不立侄子是一回事,什么时候立子,要立哪个儿子又是另一回事。武皇时年已经七十四岁,万一没来得及立储就驾鹤西去,那帝国的政局可就危险了。

其实,担心武皇身后事的人绝不仅仅只有狄仁杰这样的正直朝臣,就连武曌的枕边新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也极为忧虑。当然,他们担心的不是政局,而是他们自身的命运——万一老太婆哪天两腿一蹬,咱哥俩要靠什么混饭吃呢?

二张的这层恐惧被一个人看得清清楚楚。

他就是当初一举把来俊臣送上断头台的酷吏吉顼。

这几年,吉顼已经成功转型,不再当那种没前途的酷吏了。他一方面和张氏兄弟打得火热,所以总能通过他们及时摸清武皇的心态,另一方面,他又密切关注着政局的发展和演变。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观察,吉顼得出结论——未来的天下必定复归李唐。所以,要想确保日后的荣华富贵,就必须拥立庐陵王复位,籍此捞取政治资本。

兹事体大,吉顼当然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因此便把目光锁定二张,决定通过他们向武皇施加影响。某日,吉顼用一种闲话家常的口吻对二张说:“你们兄弟享有如此的富贵和恩宠,一不靠功业,二不靠品德,天下对你们侧目切齿的多了去了。如果不立大功于天下,何以自保呢?在下真是替二位担忧啊!”

吉顼一番话,准确命中二张的伤心处。二张哭丧着脸求他指一条明路。吉顼不慌不忙地说:“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复思庐陵王。主上春秋高,大业须有所付;武氏诸王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劝主上立庐陵王,以系苍生之望!如此,岂徒免祸,亦可以长保富贵矣。”(《资治通鉴》卷二○六)

二张一听,顿如茫茫黑夜里看见了一盏明灯,旋即依计而行,天天在武皇耳边吹风。武曌料定这两个绣花枕头不可能有这种政治头脑,这主意一定是吉顼教他们的,随即召见吉顼。吉顼好不容易得到了表态的机会,立刻施展他的滔滔辩才,反复为武皇分析利害,终于彻底打消了武曌残存的疑虑。

至此,女皇武曌总算打破了困扰她许久的“立储悖论”,决定把储君之位传给儿子。

帝国的未来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走向。

令人感觉吊诡的是,在这件事上,转型酷吏吉顼和一代名相狄仁杰居然同样立下了赫赫功勋。

当然,二者的出发点是截然不同的——狄仁杰纯粹出于公心,吉顼仅仅是出于私利。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三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一驾长途跋涉的马车悄悄驶进了洛阳,然后穿过人潮拥挤的天门大街,径直驶进了皇宫。

车上坐着庐陵王李哲的一家人。

从嗣圣元年(公元684年)被赶下皇位贬出东都算起,到这一天归来为止,李哲与洛阳已经阔别了整整十四年之久。

人生有多少个十四年?

李哲不知道。

他只知道,被流放的那一年他还是个血气方刚英俊挺拔的年轻人,而现在已经是一个满面风霜身体发胖的中年男了。在历尽沧桑的十四年后,重返洛阳的李哲真是充满了一种劫后余生,恍如隔世之感。看着洛阳城内熟悉而陌生的一草一木,望着太初宫华丽而森严的九重宫阙,李哲的眼角不由自主地淌下了两行清泪。

然而在感慨之余,李哲也感到了一种莫名的不安和困惑。

因为母亲武曌是以“庐陵王有疾,应回洛阳疗疾”为由把他暗中召回来的。

母亲这么做,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这扇缓缓打开的宫门背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李哲的内心一片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