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妙选贤才 隋代诸葛

按照史书记载,苏威出身于关中大族,武功苏氏。他的爸爸名叫苏绰,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为什么大名鼎鼎呢?因为他是当年第一批支持宇文泰的京兆大族。当年宇文泰率领鲜卑兄弟入主关中地区,曾经问过苏绰如何治理国家。苏绰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六条意见:

第一条,治心身。你要治理国家,先要管好自己,这叫治心身。

第二条,敦教化。治国要从教化开始。

第三条,尽地利。既然到中原地区统治农民,就要做好农业问题,这是尽地利。

第四条,擢贤良。管理国家要提拔人才。这条原则背后的涵义即寻求汉人知识分子合作。

第五条,恤狱讼。治理国家要用法律治国。

第六条,均赋役。不要对老百姓进行过于残酷的超经济的剥削,要有稳定的剥削方式。

这六条建议看起来简单,但其实是中原地区,积累千年的政治伦理和政治经验的总结,让宇文泰大开眼界,马上颁行天下。此即西魏时代赫赫有名的“六条诏书”。宇文泰不仅把这六条诏书颁行天下,自己还贴在座位旁边,随时提醒。这是苏绰的大功劳。

苏绰不仅有卓越的政治眼光,还有实干能力,是个财政专家。他创立记帐法,编写预算,帮助宇文泰理财。宇文泰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固然弓马娴熟、深沉勇敢,但是,他们对汉人社会缺乏了解,缺乏长远的治国理念,更不擅长复杂细致的管理方法,所以,苏绰这些贡献对他们来讲极其难得。宇文泰甚至下令,谁要是不会背六条诏书,不会记帐法,就不能当官。

五四六年,苏绰病逝。归葬乡里时,宇文泰扶棺痛哭,说:


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我去,奈何!


意思是,苏尚书平常做的事情,有些连他妻子、兄弟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只有他知道我的心,也只有我知道他的意。我本来想和他一起共定天下,没想到他弃我而去,奈何、奈何!这句话说得情真意切。这是对苏绰的最大认可!

苏威在这样的政治世家长大,聪慧勤奋,从小就颇受瞩目。北周初年,权臣宇文护专权,宇文护对苏威颇为垂青,希望他能为自己服务。

怎么样笼络这个年轻人呢?宇文护干脆使出美人计,把女儿嫁给苏威。宇文护在北周的位置堪比西魏时期的宇文泰,苏威会不会像他父亲那样选择合作呢?

苏威考虑问题可没这么简单。他觉得,时代在变,宇文护未必能长久。怎么应付宇文护呢?苏威虽然没有拒绝这门亲事,但也没有到岳父的手下任职,而是做了最清高的姿态,带着新娘子到山寺隐居读书。

这样一来,宇文护倒台时,他并未受到牵连。说明他有政治头脑。所以,北周武帝也很赏识他,多次让他当官,但是,苏威好像决心清高到底,每次都说自己有病,不接受。这好比高卧隆中的诸葛亮,声望愈来愈高。人人都说,苏威是不出山,他一出山,保证天下大治。

隋文帝杨坚刚当上北周大丞相,高颎马上把苏威推荐给杨坚。杨坚求贤若渴,赶紧请苏威出山。和他一谈天下大势,真是惊为天人,心里暗暗地把他当成佐命大臣。可是,在杨坚即将改周为隋前,苏威忽然连夜逃跑了。

跑到哪里了呢?一打听,回老家种田了。这样一个人才怎么能让他跑了呢?高颎劝杨坚派人去追。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叫诚意。可是,杨坚想了想,说:这是不想参与我改朝换代的事。别追了,还是等事情定下来再说。现在,隋文帝成功地改朝换代了,马上征拜苏威为纳言,兼任度支尚书,即户部尚书,主管经济。苏威这次不再推辞,立即出山。

讲了苏威这么多经历,我们该思索一下。到底,苏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威有三个特点。

第一、谨小慎微。不愿意卷入任何灾祸中。所以,他既不想参与宇文护专权,也不想参与杨坚改朝换代。

第二、注重名节。苏威不愿意卷入宇文护和杨坚的活动,除了谨慎之外,还因为他爱惜名誉,不愿意参与不符合传统礼法的活动。这是占据道德制高点,也是他当时受人尊重的重要原因。

第三、头脑清楚,而且渴望建功立业。这从他在杨坚改朝换代成功后,马上接受任命,出任宰相就可以看得出来。苏威非常清楚当时的政治形势,也看好杨坚做为开国之君的非凡能力,在内心深处,他愿意辅佐这位明主,和他一起建功立业。所以,该出山时,他自然会出山。

把苏威这三项特点放在一起看,苏威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此人可能有点干劲不足,但是,心思缜密,头脑清楚,道德高尚,非常适合当大臣。隋文帝对这点看得很清楚,所以,对他满怀期待。

那么,苏威能不能符合隋文帝这些期待呢?毫无问题。

苏绰是经济学家,苏威自然继承父亲这方面的才华。不过,他可不是亦步亦趋沿着爸爸的方向往前走,苏威一上台,马上改革其父制定的赋役制度。

西魏时期,苏绰规定,男子十五岁成丁,成丁就是成年,可以分地,这叫均田。分了田后就要向国家提供田租、劳役和丝织品,此即所谓的租庸调。这可是个沉重的负担。后年,北周虽然把成丁的年龄提高到十八岁,降低租庸调的数额,但是,老百姓的负担依然很沉重。

现在,苏威提出,继续减轻农民负担。根据《资治通鉴》记载: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减投者每岁十二番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周末榷酒坊、盐池、盐井,至是皆罢之。


不仅成丁的年龄提高三岁,而且,向国家缴纳丝织品的数额也从一匹变为两丈,足足减少一半。另外,向国家提供的无偿劳役也从每年一个月减少到二十天,减少了三分之一。这是向农民让利。

除此之外,苏威还建议免收酒税和盐税,这是向工商业者让利。这样大幅度的惠民政策,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让人感动,一下子,全国人民无不拥护隋文帝。

可是,中国人说三年不改为父之道,苏威为什么一上台就先把父亲订立的制度改了呢?

苏威这些政策,虽然表面上看是改变父亲的制度,但是,其实质恰恰是在完成父亲的心愿。

当年,西魏政府实在太穷了,又整天打仗,没办法,只能向老百姓征收重税。但是,苏绰在制定税收政策后,喟然长叹,说:“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我今日的所作所为,是把弓拉满了,这不是正常状态。以后的君子,谁能让这张弓稍微松点劲呢?苏威从小记牢这句话,现在隋朝的财政状况不那么紧张了,自己又当政,怎能不实现父亲的遗愿呢?

事实上,不光是赋税制度,我们前面所讲的开皇初年的法律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的改定,苏威都参与其中,为隋朝制度的完备做出重要贡献。

确立各项制度体现了苏威的施政能力,但是,政治家光有能力不行,还要有道德。在政治道德这个问题上,苏威也是可圈可点。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文帝宫里挂了许多帐子,帐子钩都是银制的。苏威看见了很心疼。便找上隋文帝,滔滔不绝地讲述节俭的美德,隋文帝一听,大为感动,马上把钩子都换成铁的。这是不肯逢迎帝王的喜好。

再举一例,也是《资治通鉴》的记载。有一天,有个小官不知道为什么得罪隋文帝,隋文帝大怒,非要杀了他。隋朝的《开皇律》非常完备,什么罪该杀、什么罪不该杀规定得清清楚楚,可没有说得罪皇帝就得死!所以,苏威赶紧劝文帝。

可是,文帝正在气头上,不肯听,非要亲手杀了这个官员不可。一看文帝握剑在手,杀气腾腾,苏威干脆用身体挡在文帝前面。文帝绕过苏威,追杀那个官员,苏威又一次扑上去阻止。文帝气得不行,拂衣而入。然后呢?过了一阵子,隋文帝出来了。对苏威说:“公能若是,吾无忧矣。”这是不肯逢迎皇帝之愤怒。

一名宰相,能够坚守政治原则,不计较个人得失,不逢迎皇帝喜怒,当然是有政治道德。既有政治能力,又有政治道德,这样的人,隋文帝怎么能不欣赏?所以,没过多久,又给苏威加担子。他原是纳言兼度支尚书,开皇二年(五八二年),文帝又让他兼任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大理卿管刑狱,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御史大夫管监察,相当于国家纪检委的书记;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市市长。这五个部门无一不是重要部门,苏威一人包揽了!

此时,有官员有意见了。治书侍御史梁毗弹劾苏威,说苏威兼任五职,一点举贤自代的心意都没有,这是贪恋权位。问题是,苏威五个职务都是隋文帝给的,这哪是弹劾苏威,分明是提醒文帝要给别人机会。

那么,隋文帝有何反应?

他说:“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何遽迫之!”、“威若逢乱世,商山四皓,岂易屈哉!”

意思是,第一、我之所以让苏威担任这么多职位,是因为他有本事。第二、苏威愿意担任这些职位,还因为我是明君。如果遇上乱世昏君,请苏威当官他也不会当。

所以,我俩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苏威不值我,无以措其言;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隋文帝对苏威评价那么高,别人还敢说什么?

眼看苏威权势薰天,连推荐者高颎都坐不住了。高颎当时是尚书左仆射兼纳言,尚书左仆射是二品官,而苏威虽然职务多,但都是三品官。这时,高颎上表说,我这个官太大,能力又不够,不如也让苏威兼任。隋文帝如何表态?

他说:“苏威高蹈前朝,颎能推举。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使之去官!”苏威这个大贤才是你推荐给我的,我赏你还来不及,怎么会让你辞职?你就踏踏实实当你的官吧!

连高颎都这么低调,朝堂简直就是苏威的天下了。是不是呢?不是。

有个人对他不大服气。谁呢?李德林。两个人总是发生争执。

举个例子。隋朝平陈后,苏威建议隋文帝,每五百家设立一乡,每乡设一名乡正,处理民间诉讼,以便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李德林一听,马上反对。他说,当初改革地方行政,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让乡官理事,如果现在再赋予他们处理诉讼的权力,这不是走回头路了吗?另外,这些乡正都是本乡本土的人,难免有三亲六故,你怎么能保证他们处理诉讼时立场公正?这不是培养恶霸吗?两名主要大臣意见相左,多像当年虞庆则和李德林争论要不要杀北周宗室的场面?

那一次,隋文帝请高颎裁决,结果高颎投了虞庆则的赞同票,李德林因而败北。这一次,隋文帝又问高颎。那高颎投谁的赞同票呢?这一次,高颎又放弃李德林,支持苏威。他说:李德林这个人对同僚凶狠,遇事又固执己见,还是苏威可靠。

高颎这番表态太厉害了。为什么?他不比较观点,直接攻击人格,不就等于把李德林连根拔起吗?二比一,隋文帝下令,按苏威的意见来,各地马上设立乡正。

可是,这事还没完。一年后,到关东地区视察的虞庆则回来,向隋文帝汇报,新设的乡正果然横行乡里,地方社会又遭到他们把持。

隋文帝一听,也很郁闷,只好下令废除乡正。按说,这是回到李德林的想法来了,李德林应该高兴吧!没想到,李德林又上谏。他说:这件事我本来就说不行。但是,现在刚设立乡正,又旋即废掉,这不是朝令夕改吗?法令如果太不稳定,就没有权威了,请陛下三思。

隋文帝本来就觉得没面子,现在听李德林又牵扯上朝令夕改、政令不一这些刺激性意见,马上恼羞成怒,干脆把李德林贬官,让他到地方担任刺史,永远离开中央。

这时,隋朝的政治核心变了。原来是高颎、虞庆则、李德林、杨雄位高权重,随着苏威登场、李德林失宠,隋朝的掌权者变成了高颎、苏威、虞庆则和杨雄。此即所谓的隋初四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