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拿功臣开刀啊？李隆基靠两次政变夺取天下，功臣们为他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一旦政权建立，功臣就成了维护稳定的障碍。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功臣太有才了。这种才，不是治理国家的才能，而是所谓临大难、建奇功的才能。这样的才华能够在政治变更的时候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一旦政权稳定下来，不再需要奇谋密计的时候，他们的才华就没有用武之地了。本来，功臣没有用武之地也没关系，如果能够安分守己，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也并无不可。但是，要命的是，有才华的人往往不安分，一旦才华无从施展，他们就会在心理上产生空虚感，就会没事找事。找什么事啊？最适合他们做的事就是政变了。只有政变才能把他们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只有他们才能让政变尽善尽美。功臣与政变，简直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功臣往往政治节操不好，今天可以为你服务，明天也可以为他服务。其实，说白了，他们就是在为自己的才智服务。唐玄宗的功臣之一崔日用说过，“吾一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必专守始谋。”很能够揭示功臣的一般状况。

功臣善变，那么，当时玄宗最需要的是什么呀？是稳定。从武则天末年到开元元年，八年的时间爆发了大大小小五次政变，换了五个皇帝。玄宗本人也是通过政变才当上皇帝的。在这种情况下，他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避免别人再搞政变推翻自己。换句话说，在当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想要稳定，而功臣最大的特点就是善变，这不是矛盾吗？功臣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该怎么处置他们呢？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王琚。此人我们讲过，是个纵横家，也是玄宗当太子的时候结交的亲密朋友，在铲除太平公主的政变中立过大功。王琚为人诙谐幽默，玄宗特别喜欢。唐朝人朋友之间都以排行相称，王琚排行第十一，所以玄宗就管他叫王十一，当了皇帝之后也是如此。王琚是唐玄宗搞政变最重要的谋士之一，只是因为资历太浅，所以玄宗没让他当宰相，而是当中书侍郎。尽管如此，玄宗还是每天都把他叫进宫里，参与政事，同时也陪吃、陪玩、陪讲笑话。王琚每天一上班就到宫里报到，直到日落西山才出来。如果赶上休息日，玄宗还专门让宦官到他家里去请他，简直是一刻都离不开王琚。王琚和皇帝待在一起的时间比宰相都长，影响力也大，所以当时号称“内宰相”。有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王琚得宠，全家都跟着沾光了。玄宗的王皇后专门派宫里的女官去慰问王琚的母亲，赏赐的东西更是不计其数，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赐赉接足”。皇帝这么宠幸，搞得王琚的老母亲心里都不安了，她对王琚讲：孩子啊，咱家祖祖辈辈都没当过大官，现在你这么招摇，是不是太过了？可以看出来，王琚是一个朋友型的功臣。可是，开元元年（七一三年）十一月，有人到玄宗面前打王琚的小报告了，说：“王琚权谲纵横之才，可与之定祸乱，难与之守承平。”这个打小报告的人是谁呀？不清楚。但是，当时功臣气焰熏天，敢在皇帝面前说他们坏话的人没有几个，所以我怀疑，这件事恐怕和姚崇不无关系。那么，玄宗听到这个意见是什么反应呢？他马上就和王琚疏远了。没过几天，就让王琚兼任御史大夫，出巡边疆，以后更是贬出朝廷。

如果说这个例子还只是怀疑和姚崇有关，那么，第二个例子就确凿无疑跟姚崇有关系了。谁的例子呢？张说。张说在武则天时期就当过宰相，声望很高，李隆基当太子时，张说是他的老师，关系非同寻常。所以，玄宗一亲政，就任命张说当宰相，而且是首席宰相——紫薇令（也就是中书令），地位比姚崇还高。我们上一回讲过，姚崇是带着施政纲领来的，有张说在这里，他施展不开啊！怎么办呢？

开元元年十二月的一天，也就是姚崇刚当上宰相两个月，唐玄宗跟大臣一起处理完政事，宣布退朝。大臣们都鱼贯而出，只有姚崇一瘸一拐，远远落在后面。唐玄宗一看非常奇怪，问：姚爱卿，你的脚怎么啦？扭伤了？姚崇摇摇头说：我的脚没事，我的毛病在心里。玄宗一听这话说得蹊跷，赶紧屏退身边的人问：你有什么心病啊？姚崇说：陛下，我前两天看见张说偷偷坐着车，到岐王家里去了。到岐王家干什么去了？没人知道。但是，就这一句话可把玄宗吓出一身冷汗。岐王是谁呀？那是唐玄宗的弟弟，李隆范。先天二年政变中跟唐玄宗一起并肩作战立了大功。既是功臣也是宗室，身份太敏感了。张说一个宰相，没事找岐王干什么呀？要知道，唐玄宗是以藩王的身份被立为太子，又当上皇帝的，有自身的成功经验在先，他对大臣和藩王之间的交结特别敏感。现在宰相张说私自会见岐王，他当然要怀疑了。那么，我们分析一下，张说去见岐王，是不是真的想搞阴谋呢？不一定。因为根据史书记载，岐王好学工书，尤其喜欢文人，所以跟文人关系非常好。张说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也许两个人就是谈谈文学。当然，还有可能是张说看到姚崇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而功臣的处境日益艰难，想找岐王发发牢骚。不管怎么说，两个人搞阴谋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有一首古诗说得好：“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张说可能心里没什么，但是，他这样做就有嫌疑了。有了嫌疑，也就不能在朝廷里待下去了。马上，玄宗就把张说贬官，贬为相州刺史。张说贬官之后，紫薇令由谁担任呀？当然是姚崇了。这样一来，姚崇成了首席宰相。看了这个故事，我们可能觉得姚崇有点不地道，他通过告密，把别人挤下去，自己取而代之，这不是小人行为嘛！

再看第三个例子，会发现姚崇身上的权诈色彩更重了。这第三个例子是关于魏知古的。这个人为先天政变提供导火线，所以也是政变功臣。魏知古开元初年官至黄门监（也就是门下侍中），基本上算是和姚崇地位相当的宰相。但是，姚崇非常看不起他。因为魏知古是小吏出身，这在唐朝可是一个大缺陷。所以魏知古虽然工作做得不错，但是每上升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在魏知古往上爬的过程中，姚崇曾经帮过他的忙。中国是礼仪之邦，有一句古语说得好：“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之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教导人施恩要忘掉，受恩要记好。可是非常遗憾，姚、魏两人都没达到这个道德境界。姚崇始终对自己给魏知古帮过忙的事念念不忘，跟魏知古说话趾高气扬。久而久之，魏知古难受啊！所以巴不得自己没搭过姚崇这个交情，好跟姚崇平起平坐。两个人，该忘掉的记住了，该记住的又想忘掉，这就产生矛盾。

开元二年（七一四年）五月，因为选官的问题，两人的矛盾激化了。唐朝选官每年五月举行一次，在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分别进行。当然，长安的更重要一些。魏知古是黄门监，所以本来应该主持长安的选举工作。但是姚崇看不起魏知古，觉得他水平不够，于是请求玄宗让魏知古到东都去主持选举，长安的选举另外找人负责。这让魏知古非常不痛快。但是，没办法，也只能去了。恰好，姚崇的两个儿子当时也在东都，两个小伙子整天听父亲说对魏知古有高天厚地之恩，所以一看魏知古来主持选官，很是高兴，把自己的亲朋好友一大堆都托付给魏知古，让他罩着点。眼看着两个小伙子如此不检点，魏知古也是计上心来。等选举工作完了之后，他回到长安，把姚崇儿子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玄宗。玄宗一听也很生气，心想，你姚崇不是天天说要整顿吏治吗？自己的儿子就这副德行。我倒要看看，你对儿子袒护不袒护。

怎么跟姚崇谈这件事呢？我们前面说过，玄宗号称“阿瞒”，是个心思深沉的人，喜怒不形于色。他并没有立刻找姚崇质问，而是找了一个没事的时候，非常悠闲地问姚崇：姚爱卿，你有几个儿子啊？人品都怎么样啊？现在在哪个部门工作？姚崇是多聪明的人啊！一听皇帝这么问，马上就明白：魏知古刚从东都回来不久，肯定跟皇帝说了什么。怎么答复皇帝呢？姚崇略一思索，决定实话实说。他说：我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在洛阳当官。这两个孩子都没有教育好，贪财好利，也不谨慎。您既然问起他们的情况，我猜他们一定是求魏知古办事了，我还没来得及问呢！玄宗本来以为姚崇一定会替儿子掩饰，一听姚崇说得这么坦白，而且把自己的来意都猜出来了，不由得转怒为喜，问姚崇：你怎么知道的？姚崇说：魏知古当年潦倒的时候，我曾经帮助过他。我的儿子傻，以为魏知古一定会为了报答我而替他们办事，所以我猜他们肯定去找过魏知古。玄宗听姚崇这么一说，直被忽悠住了，觉得姚崇忠诚坦白，而魏知古倒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了。所以，态度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姚崇说：没想到魏知古是这样的人，他根本就不配当宰相！那么，姚崇的目的达到了，是不是就高兴了？如果这时候表现出高兴的样子，那就不是姚崇的为人了。听玄宗这么说，姚崇赶紧请求：陛下，您千万别这么做。臣的儿子不遵守法度，坏了选举的规矩，您不问他们的罪已经是开恩了，要是再因为这件事贬了魏知古，天下人肯定说您偏向我，那会影响您的盛德啊！玄宗一听，感动得无以复加。虽然当时没说什么，但是，没过几天，还是把魏知古贬官了。

通过上面的讲述，我们看到在玄宗处理功臣的过程中，幕后始终活动着姚崇的身影。姚崇为什么要对功臣穷追猛打呢？

我举这三个例子，大家会有什么感觉呢？我想，第一个印象肯定是，原来贬逐功臣都是姚崇的主意啊！姚崇为了自己独揽大权就去整人，太不地道了。是不是呢？确实，姚崇对功臣们印象不佳。作为一步一个脚印地当上宰相的正统派官僚，姚崇比较讨厌靠奇谋密计突然崛起的功臣。而且，作为一个鹰派的宰相，姚崇也不愿意和别人分享政治权力。因此，凡是对他专权构成威胁的大臣，姚崇都有除掉的心思。不仅我们举的这三个贬斥功臣的例子和姚崇有关，其他著名的功臣，如刘幽求、钟绍京等人在开元初年贬官，也都与姚崇有关。为了打击这些功臣，姚崇确实没少耍手腕，阴谋阳谋都有。说姚崇是一个有权谋的人，并不算是冤枉他。但是，贬逐功臣是不是仅仅是姚崇出于揽权需要的个人行为呢？那倒不然。

事实上，姚崇这些行为都得到了玄宗的首肯。如果没有玄宗的认可，单凭姚崇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这么多宰相级别的大臣纷纷让路啊！玄宗不是昏君，他这么做，绝不是受了姚崇的蒙蔽，而是表明，他本人清楚地知道功臣对稳定政局的不利影响。开元五年（七一七年），姚崇已经不再担任宰相的时候，玄宗又解除他的另一个宠臣姜皎的官职。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玄宗说：“西汉诸将，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意思是说，历史上功臣就两种命运，一种像西汉的功臣那样，因为手握大权而被杀了头，如韩信；另一种情况则是南阳故人，即东汉的功臣们，因担任闲职而保存下来。确实，在历史上，功臣不是被杀，就是被解除权力。贬官总比杀头好，这也算是玄宗的夫子之道。

通过玄宗和姚崇的努力，几年之间，一些主要的功臣都赋闲回家或被贬地方，功臣对于政治造成的威胁基本解除了。可是，唐玄宗要想坐稳皇位，仅仅解决功臣集团还是不够的，还有一支力量也必须加强防范，那就是宗室。一心想稳定皇位的唐玄宗早就想到这一点，那么，他会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