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我是谁？在这个伟大的民族面前我将要扮演什么角色？”我思索着那些已成过往的重大事件，以及那些正在进行着的更为重大的事件，并意识到一直以来我是那样努力地去触发某些事件的机关，推动某种进程的转轮，而这些举动已经引发并将继续引发这样的效应。每当想到这些，我心中便深怀敬畏之情，这种感受难以言表。

——约翰·亚当斯1776年5月17日写给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的信

到1776年春天为止，英国军队与北美殖民地军队惨烈地相互厮杀已整整一年。莱克星顿（Lexington）和康科德（Concord）的战事只是一些小规模的冲突，而邦克山战场却成了一片血海，其中英军伤亡尤其惨重，他们损失的一千多名将士几乎占去了进攻兵力的半数。北美军队的阵亡者总计有数百人，不过这一数字还应该更多，因为这一数字不包括那些被遗弃在战场上的伤兵，他们死于英军清场行刑队的刺刀之下，这些英军士兵由于众多战友的离去而怒火满腔。在伦敦，人们曾听一位退休军官说，要是北美军队再有几次这样的胜利，英军就要尽数覆灭了。

在随后的九个月里，在一场被称作“波士顿围城”（the Boston Siege）的马拉松式的会战中，乔治·华盛顿将军指挥的那支由两万民兵部队组成的联军成功牵制了威廉·豪指挥的7000名英国守军。对峙局面在1776年5月结束，华盛顿凭借安放在多彻斯特高地（Dorchester Heights）的大炮，迫使豪撤离该城，并由此获得军事主动权。阿比盖尔·亚当斯目睹了英军从佩恩山（Penn's Hill）附近驶离北美的场面。“你可以看到有一百七十多艘船，”她记叙道，“它们看起来就像一片森林。”在那时，人员混杂的民兵已经被称作大陆军了，而华盛顿则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战争英雄了。

除了这些战事以外，还有英国海军发动的几次对新英格兰沿岸城镇的袭击，以及由贝内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领导的1000名美军进行的一次不成功的远征，这支部队能够于隆冬时节穿越缅因州的荒野开路行进，却在试图攻占魁北克（Quebec）的英军要塞时遭遇惨败。尽管大多数军事行动都只限于新英格兰与魁北克境内，但是没有人能够有理由否认，争取北美独立的战争（当时还没有被称作美国革命）已经开始了。

但是如果你将镜头拉远一些，将费城的大陆会议纳入视野，那么这幅争取独立的图景就会变得模棱两可，非常奇怪。因为尽管战场上的厮杀在不断升级，但是该会议的官方立场却仍然是继续保持对英国王室的忠诚。会议代表们虽然还不至于否认战争的爆发，但是他们却拥护“乔治三世（George Ⅲ）并不知道这场战争”这种奇怪的说法。［他们认为］那些撤离波士顿的英国军队不是国王陛下的军队，而只是“内阁的部队”，也就是说，英国政府内阁的人在采取行动时没有让国王知道。

大陆会议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只是妄想般的捏造臆想，然而它却也是非常重要的虚构说辞，它维持了殖民地与英国王室之间的联系，并开启了和谈的可能。毫无疑问，托马斯·杰斐逊心里隐藏着这样的动机，因为他在几个月后写下了如下文字：“的确，出于谨慎的考虑，一个统治已久的政府不会因为转瞬即逝的轻率理由而被改变；相应地，一切经验都显示，人类更易于在邪恶能够被忍受的时候去忍受邪恶，而不会通过废除他们已经适应的习惯来改进自身。”

也许有人会反驳道，北美军队中那些在邦克山战场死于刺刀下的受伤的孩子已经远不是转瞬即逝的轻率理由了。华盛顿自己曾经透露，他一了解到战场那种惨烈的情形，就对会议里的温和派们失去了耐性，这些温和派——这成了他最喜欢的说法之一——“仍然在想着用‘和谈’这道大餐来喂饱自己”。尽管华盛顿向部下们声明了军队接受的命令是来自大陆会议——人民对军队的控制是会议不容置疑的信念之一——他却不相信，除了北美独立，还能有其他更为次要的事业可以让他送这些勇敢的年轻人去为之献身。对于他而言，对于军队而言，这就是“这项事业”的含义。虽然华盛顿在费城的上司们在爱国的道路上已经落后于他，但是他直言不讳地预测道，他们迟早会赶上来。

然而与此同时，在1775年最后几个月里，北美独立战争的军事阵线和政治阵线并没有结成一致的同盟。北美对于大英帝国的淫威的反抗实际上有两种表现形式；对于英国议会对北美统治权的认定，北美人民的回应也由两个中心所代表。由华盛顿统领的大陆军已将北美的独立视为必然结果，认为它只是对既成事实的合法化。而大陆会议则认为北美独立是万不得已的最后选项，由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约翰·迪金森领导的温和派们仍然认为，独立是一种自杀行为，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

形势在当时就很明显了，人们回过头看也只会发现，它随后也只是变得越来越明显而已。英国政府内阁的策略显然打算利用两种立场之间的鸿沟，其方法是提议对大英帝国进行局部重组，给予北美殖民地一部分对自身内部事务的控制权，而作为回报，北美殖民地需要重新对国王宣誓忠诚。两年以后，英国政府内阁也确实提出过这样的方案，但到那时已经太晚了，有太多的人已经死去或将抱残终生，有太多的妇女已经惨遭蹂躏，有太多人的生活已经被永远地改变。除了北美彻底的独立已别无他途。

事情为何会发展到如此地步？作为一份全面的历史记录，需要花费大量的篇幅来回顾在当时已经持续十多年的宪制争端（constitutional arguments），那场争端要从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the Stamp Act）讲起。而更为简洁的政治历史的解释则会将这项宪制争端的核心视为关于统治权问题的冲突。英国方面的基本论点由英国伟大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清楚而有力地提出，在他的《英格兰法律评论》（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1765）中，他以最权威的口吻坚定地声称，在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不可抗拒的、绝对的、不受控制的权威，该权威拥有主权权利（jura summi imperii），或者说是统治权权利”。在大英帝国，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就是议会。一旦你接受了这个论点，按照其逻辑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议会拥有向北美殖民地征税以及为它制定法律的权力。

殖民地人民反驳了这种法律上的解释，他们用那条半神圣的辉格党原则来审视自身的情况，该原则认为，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对任何英国公民征税或是要求他们服从法律。由于北美殖民地人民并未在议会取得代表席位，因此议会通过的法令对他们没有效力，他们只需要遵守他们自己的殖民地议会通过的法律即可。

到18世纪70年代早期，这场争端在逻辑上和法理上都已经陷入僵局，两种关于大英帝国的对立观点被迫持续共存：具有浓重大英帝国色彩一方的观点认为，北美的统治权在英国议会手中；而支持北美的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当地人民的同意才是最根本的重点，统治权在各个地区自己手中，所谓共同的北美殖民地联盟只是对于英国国王而言。英国模式的构建受到了过去的欧洲帝国（主要是罗马帝国）的启发。北美模式没有任何过去的先例，但它却预示了一个世纪以后的英邦联（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在1774年，英国政府认为这种僵局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同时为了回应在波士顿港发生的被称为“茶党事件”（the Tea Party）的恶意破坏行动，英国政府决定在马萨诸塞实行军事戒严。回想起来，这可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决断，因为它将宪制争端转变成了一场军事冲突。这场冲突正好缓和了关于大英帝国的两种对立观点，即这个帝国的形成或是基于胁迫，或是基于共识。

但是在那个时候——1775年初——来自大西洋两岸的声音呼吁谨慎行事，双方都充分意识到如果开战他们将得不偿失，并且他们都竭尽全力要不惜一切避免战争。

在英国这一方，关于改变路线的争论来自议会中最杰出的两名成员。在上议院中，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William Pitt，Earl of Chatham）这位公认的为英国在法印战争（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中赢得胜利的人物，当仁不让地成为意见领袖，并挺身谴责将冲突军事化的决定。他建议英国军队从波士顿全面撤离，认为这些军队只是火药桶，将会引发导致战争的煽动性事件。英国政府应该通过谈判谋求政治解决，以确保“他们的财产的神圣性不受侵犯，并且仍然处于他们的支配之下”。皮特认为，北美殖民地十分珍贵，万万不能失去，英国政府应该听取忠告，给予北美殖民地人们所要求的一切。

来自下议院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多次发表同样的观点，尽管他强调的重点显露出辉格党的价值观。他认为北美殖民地人民拥护——甚至是强行地推行着——英国内阁政府所提倡的价值观。在伯克看来，北美人民在这场争论中扮演着更具优势的那一方，如果接下来爆发战争，他们很可能会赢。政治智慧的精髓就在于，要避免这样一场战争，以及它所引发的令人痛苦的后果。

皮特和伯克是最能言善辩、最受尊敬的两位议会成员。在1775年初，他们的言论一起给予了英国内阁警告，他们认为内阁正在走向一场不明智、不必要并且也可能难以取胜的战争。

来自大西洋另一端的声音同样建议谨慎和妥协。在大陆会议内部，大多数温和派代表来自中部的几个殖民地，主要是宾夕法尼亚和纽约。至少因为两个原因，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大影响：首先，英国政策的愤怒矛头明确指向的是马萨诸塞，尽管费城和纽约的居民觉得有义务与他们在波士顿的兄弟们同仇敌忾，但是这种感情并没有转化为那种能够引领他们渡过困难的深渊、走向北美独立后的新世界的决心；其次，比起新英格兰，中部殖民地的人口在种族构成上、政治上以及宗教信仰上都更为多样化，更像是一锅各类人口的大杂烩，其中德国人、苏格兰-爱尔兰人、法国胡格诺派教徒与贵格派精英共生共存，这种现象激发出的社会效应使得“和平共存”的宽容原则受到普遍重视。

结果就是，北美的政治气候，就像地域性的季节气候一样，在哈德逊河西南方总是要温和一些。如果挥之不去的加尔文教派残余赋予了像约翰·亚当斯这样的新英格兰人一种锋芒，那么中部殖民地的杰出领导者们就更像是那些掠过激流表面的圆滑石头。因此，只是从波士顿来到了费城，本杰明·富兰克林就能够自我塑造成为拥有和善平静品性的典范人物，这绝对不是偶然。

大陆会议中这种温和心态的典型就是约翰·迪金森。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迪金森都是亚当斯的反面：高大、瘦削，肤色略显苍白，沉稳谨慎的举止风度传达出他对于自己在贵格派精英中的地位以及他在伦敦四法学院（the Inns of Court）所受法律教育的自信。早年所体验过的英国社会的世界主义景象，让他确信大英帝国是一个由共同利益与相互好感所联系起来的、横跨大西洋两岸的大家庭。亚当斯将英国议会向殖民地征税的企图视为英国旨在奴役他们的有计划的阴谋；与亚当斯不同，迪金森相信，这些强制性措施只是暂时的失常，只是一次家庭的内部争吵，是航船之下终会平息的波涛。

在这场帝国危机的最初几年里，迪金森也许是帝国内部最杰出的殖民地权利拥护者，这主要是因为一套名为《宾州农人信札》（Letters from a Pennsylvania Farmer）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认为，英国议会不仅缺乏向殖民地人民征税的权力，并且也不能为了增加税收而操控殖民地贸易。与亚当斯一样，他通常被认为是北美一方最引人注目的法制思想家，因此1774年他当选大陆会议代表也只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但是，亚当斯相信，否定英国议会的权力一定会不可避免地使北美走上脱离大英帝国的道路；而迪金森则坚信，一定存在某条中间道路，它既能保护殖民地权利，又能避免北美独立，他认为北美独立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英国肯定不会允许北美和平地脱离帝国，这意味着一场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没有希望获胜：

我们未曾深刻地品尝过那名为“战争之运”（Fortune of War）的酒杯中的苦涩滋味……一场惨烈的战斗输掉了……疾病在不适应营地封闭生活的军队中肆虐开来……南部殖民地黑人奴隶起义的危险……不时闪现的分裂思想……错误的期待与自私的计划在现实中也许只会对我们不利。

这并非不切实际的想象（实际上，迪金森所预见的一切后来都发生了）。于是，出于种种理由，人们需要寻找一条除了独立以外的走出这种两难境地的道路。所以，虽然迪金森坚定地支持着马萨诸塞被围困的人民，并且还为大陆军募集钱财和人手，然而他最赞许的方案，还是组建一个和平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前往伦敦，并通过协商达成某种明智的妥协。

尽管这样一个委员会未能得以组建，但是迪金森的妥协思想的大体要旨已经相当清楚了。［他认为］英国内阁将会承认殖民地议会所有征税和立法行为的主权。而殖民地人们将自愿地服从英国议会对殖民地贸易的管制，这种管制不是为了增加税收，而是为了确保殖民地与大英帝国之间特别的商业关系。殖民地人民还需要公开表明他们对国王的忠诚，以及继续接受国王庇佑的愿望。这实际上等于回到了先前1763年时的状态，那时英国内阁也曾试图强制推行帝国错误的改革。

只要这场帝国危机停留在法制冲突的阶段，迪金森的妥协思想就会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的确也明显是伯克和皮特等英国政治家乐意拥护的方案。但是1775年4月的战事一打响，从法制冲突到军事冲突的转变就永远改变了双方的政治走向（邦克山战役之后更是如此）。大西洋两岸的温和派被清扫出了这场争斗，而最显而易见的妥协就是战争的伤亡。

亚当斯认为，在这种新的形势中，迪金森坚持和解的思想是错误的，更是让人气愤的。“这位有着非凡运气与游说才能的人的名声是如此如雷贯耳，他让我们的全部事业蒙上了一层愚蠢的色彩。”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件中如此嘲讽道。当后来英军截获了这封信并设法将它出版的时候，亚当斯备感尴尬，尽管他仍然坚持对朋友宣称，所引起的争议只会暴露迪金森那些不断幻灭的愿望的无济于事。因为迪金森温和的解决方案完全是指望着会有一位能够接受和解的国王，而1775年末和1776年初的一系列事件最终表明，乔治三世（George Ⅲ）没有任何兴趣去扮演这样一位国王的角色。

许多年以后，当约翰·亚当斯被问及“对于推动大陆会议关于独立的议程中谁的贡献最大”时，许多提问者原本以为，亚当斯会先谦虚一番，然后将这份荣誉归于自己。但是他却饶有兴致地将这个奖项颁发给了乔治三世，这着实让大家吃了一惊。毫无疑问，他所指的是1775年8月发布的皇家宣言，以及随后国王在10月对上下议院的演讲。

显而易见的是，乔治三世被关于那场事后被称为“毁灭性的胜利”的邦克山战役的报告所震惊，这使他确信，北美殖民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超过了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政治手段解决的临界点。所以他宣布，殖民地人民正处于叛乱状态，并且已经不在他的保护之下。随后，他冻结了大英帝国内所有的北美殖民地资产，让所有英国港口向北美船只关闭，并敦促派出一支特遣部队以给予刚刚兴起的叛乱致命一击。除了2万名英国正规军，他还下令招募了1万名雇佣军，这些雇佣军有的来自俄国，有的来自德意志各诸侯公国，这些公国有着按照腓特烈大帝的严格传统训练出来的专业士兵。当关于这一新近出现的先发制人行为的消息传到北美时，亚当斯忍不住以他那一贯的不屑语气对此进行了一番评论。“通过从国外不断传回的情报，”他在给友人的信件中这样写道，“我们越来越能够确信的是，一种邦联组织将会形成，它将与那些头戴冠冕的君主和那些反对人性的欧洲傻瓜们并立。”

到新年伊始的时候，乔治三世的一意孤行已经断送了大陆会议中温和派的和解计划。因为温和派将他们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位明智而友善的君主身上，这样一位君主对北美臣民的父母般的关怀最终会让英国内阁和议会中的主战派们恢复理智。现在乔治三世已然表明，他也许就是英国政府中最积极的战争拥护者。国王自己采取了主动，而他的朝臣们也立即在他的身后列队支持。当温和派们还在忙着阻止任何宣告北美脱离大英帝国统治而独立的行为时，乔治三世实际上已经发表了他自己要“脱离”北美而“独立”的宣言。

对于政治和解这一愿景最后的一击——鉴于伦敦方面传来的消息，这几乎算是致命一击了——以一本长达50页的小册子的形式出现了，这本由某位匿名作者所写的、名为《常识》（Common Sense）的小册子出现于1776年1月。《常识》一书的文体和内容都很切合它的题目，因为它是用人们习惯的日常语言写成，既通俗易懂又令人振奋，它直接使用了小酒馆和咖啡店里的普通美国百姓交谈中的用语，在这些场合中，复杂的宪制争端被“一座岛屿不能统治一片大陆”这种更为直白的断言所替代。《常识》也是对君主制本身的正面攻击，它调侃了“国王直接与上帝说话”这种荒谬的说法，将王室群体形容为一群强盗，并且它还将“乔治三世对他的北美臣民会有哪怕那么一点点的关怀”视为天真的幻想，或者说将之视为所有有责任感的公民都应该从中清醒过来的一场迷梦。《常识》出版的时机非常到位，因为它提供了一封指向英国王室，特别是乔治三世的总起诉书，而此时乔治三世计划发动大规模入侵的消息正开始在美国报刊中流传开来。这本小册子因其文体、内容和出版时机而造成轰动效应，短短三个月内就售出了15万册。

最后浮出水面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39岁英国男子，当时他仅仅从两年前才开始在费城居住。潘恩的出身背景并无任何优势使他有可能跻身伟大人物之列。在刘易斯（Lewes）和伦敦时，他作为店主、丈夫以及紧身内衣生产商都很失败，作为伦敦贫困工人阶级一员的经历让他心里对英国社会的不公正有着深刻的认识。至于他光彩夺目的文体风格，则是像美女的美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上帝的恩赐。由于没有人听说过潘恩，加上约翰·亚当斯是最引人注目、最坦诚的北美独立倡导者，一开始亚当斯被当成了《常识》一书的作者。“这部作品让我就像个无知婴孩般难以望其项背，”亚当斯回应道，“我无法达到他的文体的简洁有力，也不具有他的简练优雅或是具有穿透力的情感。”

《常识》也有一些地方让亚当斯觉得有问题，主要是潘恩给出的一个方案，即在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之后建立作为合适政府形式的庞大单院制议会（a large single-house legislature）。潘恩抨击亚当斯“更擅长于破坏而非建设”。但是由于殖民地仍然处于对它们与乔治三世及大英帝国之间关系的“破坏”阶段，《常识》对于“这项事业”有着十分显而易见的重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本书的影响，到1776年春天的时候，支持宣告北美独立的人在大陆会议中从少数发展为多数。中部殖民地的政治意见仍然不甚明了，尤其是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那些亲英派和温和派家族。

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资格来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的人是约翰·亚当斯，他已经成为大陆会议中激进派的领袖人物。而他本人看起来与这个角色并不相符。在1776年，当时的他已有41岁，他的牙齿已经开始脱落，头上残存的头发也正在一点点褪去。他身高5.6英尺（约170厘米），比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成年男子都要矮小，他的政敌们将他的矮小身躯比作一枚炮弹，最终给他贴上了“胖墩阁下”（His Rotundity）这样的标签。在他还是一位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的时候，他就开始记日记，在日记里他多次提到感觉有头“愤怒的公牛”在自己的灵魂里横冲直撞。这些内心的涌动暗潮会周期性地以戏剧化的情绪起伏的形式出现。在1764年他与阿比盖尔·斯密斯结婚后，这种情况有所消退，但是从未完全消失，这也给他的朋友和敌人都留下了“他偶尔会失去控制”的印象。他将“平衡”（balance）奉为自己政治哲学的理想模式也绝非偶然，因为他将自己内心感受到的斗争激烈的情感投射到了这个世界之上，并且将政府当作一种平衡机制，这种机制可以防止派系冲突和愤怒失去控制。

亚当斯于1774年进入大陆会议，在那时他已经确信，在大英帝国的计划中已经几乎没有留给谈判或者和解的空间了。决定在马萨诸塞实施军事戒严的《强制法案》（the Coercive Act，1774）的通过，已经将他推上了走向独立的道路，而一旦越过这个困难的障碍，他便再也没有回过头。“我已经破釜沉舟，”他回忆道，“无论是幸运还是不幸，无论是生是死，无论是成王还是败寇，我都将与我的祖国同生共死，这是我不曾改变的目标。”

亚当斯要追求“这项事业”还为时过早，因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还在寻求着“事业”。毕竟，这只是一个年轻人，他还站在镜子前练习着西塞罗（Cicero）反对喀提林（Catiline）的演说，还在不断改善自己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以达到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效果。与大英帝国之间的法制危机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鞭策着他去追求超越自己的伟大事业，也召唤着他走出自己作为波士顿律师所拥有的那一方狭小世界，去迎接有着真正历史意义的广阔天地。他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不断试演着“北美的西塞罗”这一角色将近十年。现在，在乔治三世的推动下，英国内阁一帮无能之辈已经将一个最终被命名为“美国革命”的剧本交到了他的手中。他也做好了担任剧中主角的准备。

从一开始，他在大陆会议中就疏远了那些温和派同事，他告诉他们，他们对英政策的核心——建立在某种与英国议会的权力共享或某种国王的仁慈关照的基础上的和解——不过是一种幻想。“我曾晓之以理，也曾冷嘲热讽，也曾拍案而起，痛批过这种致命的妄想，”他惋惜道，“但是晓之以理无法阻挡这股急流，冷嘲热讽也难以缓和这场风暴。”在1774年和1775年的时候，温和派在大陆会议中还是实际上的多数，对他们而言，独立意味着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开战，这是不可想象的。而与他们相反的是，亚当斯回应道，无论结果如何，独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最终将会相信，这颗毒瘤生长得过于根深蒂固，”他预测道，“扩散太过广泛，以至于没有什么能够治愈它，除了切除之外别无他法。”正如他对阿比盖尔所说：“我们等待着一位弥赛亚……但他永远不会到来。”

亚当斯承认他让自己在很多同事眼中变得面目可憎，这些人将他视为一堆独自燃烧的虚荣之火。这从未让亚当斯感到困扰过，他带着“举世皆浊我独清”的神情宣称，他的不受欢迎正好提供了不言自明的证据来证明他所坚持的立场是有节操的，因为很明显他并没有在迎合大众的意见。因此，他的孤立也展现了他的正直。最令他的对手们沮丧的是，后来的历史事件一件件地都按照他的预言发生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如此看重乔治三世，将他视为不可或缺的同盟——这也更加印证了他所宣称的“知道历史将走向何方”。

令人觉得讽刺的是，到了1776年春天，当事态按照他的预测接二连三地涌来的时候（即乔治三世拒绝了政治和解并倾向于采取战争手段，以及《常识》一书造成的轰动效应），亚当斯的言行却开始变得更加谨慎。尽管他曾声色俱厉地抨击过主流意见，并且讥讽温和派代表们令人绝望的幼稚，但是他却担心北美独立运动不断加速的步伐已经大大超过了人们的理解能力。潘恩的小册子的确曾为“这项事业”推波助澜，但是它丝毫不清楚北美人民（尤其是中部殖民地的人民）是否已经准备好与国王决裂。（亚当斯）这团先前的熊熊烈焰现在却成了革命力量的谨慎管理者，他所致力于的不是加速这一政治进程，而是让它放缓速度。北美殖民地正“以缓慢而坚实的步伐走向那场伟大的革命”——在关键的这一点上，他还是相当自信的——但是“揠苗助长的催促行为将会带来不满情绪，也许还会带来动乱”。

尽管大家都知道亚当斯是一位脾气火爆的激进派，但是现在他才显露出他作为最罕见的野兽、保守的革命派的真正本色。他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北美从大英帝国的分离，但同时他也认为，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在北美人民中就革命达成公开的共识。在这种共识变得令人信服地清楚以前，大众的观念就需要达到“瓜熟待蒂落”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从英国殖民地到美国各州的转变也必须自然而然地发生，不能留下创伤。“我认为这是整个这项事业中最困难也是最危险的部分，”他警告道，“即要想出某种办法，以让人难以察觉的方式，让各殖民地摆脱旧政府的统治并转而对新政府报以和平的、令人满意的顺服。”他想要精心策划一场革命——如果你愿意这么形容的话——并且由他自己亲自来引爆。他对历史的真诚的解读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历史证明，其他任何打算这么做的人中没有谁曾取得过成功。

亚当斯将自己视为有责任感的革命派，在当时的形式下，这就意味着，在正式宣布独立之前，北美殖民地就需要建立起一套新的政治体制。阿比盖尔已经预见到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大不列颠分离出来，我们将建立怎样的法律体系？我们将怎样组建政府以保留我们的自由权利？不受普通法管制的政府能够变得自由吗？谁来制定这些法律？谁能给予它们权力和活力？”因为除非是新的政治机构已经存在，否则北美将会面临摆脱了大英帝国的暴君统治却换来本土的无政府状态的危险。

在1776年整整一个春天里，随着亚当斯将独立的想法变得“成熟起来”，他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集中在独立后的美国政府的体制规划上。他脑中所预见到的一系列符合时宜的事件将会确保北美殖民地从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到稳定的北美共和国的过渡。“各殖民地首先将一致认定所有政府权力都归属于各自的机构”；然后，在他们遵循着共和制的路线对自身的政治体制做出调整以后，“他们应该相互联合起来，然后再确定议会的权力”。只有在这些步骤的每一步都完成了以后，才能做出公开的独立宣言。尽管后来的历史事件将给予这个井然有序的计划以狠狠的嘲笑，但是它却准确地反映了亚当斯内心深处希望掌控这种由与英国当局断绝关系引发的爆炸性力量的愿望。在一跃而起之前，各个殖民地需要知道它们将降落在何处。

接下来，各个殖民地的首要任务就是调整各自的政府体制以适应共和制的原则。因为亚当斯被视为大陆会议中宪制思想家的领袖人物，他被三个殖民地——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的代表邀请去出谋划策。为了这件事情，亚当斯在3月末到4月初的这段时间里起草了三份章程。他后来决定写出第四份章程并将它出版，以使各殖民地都能分享他所提出的这些意见。这份章程在4月22日的《宾夕法尼亚邮报》（Pennsylvania Packet）上以“关于政府的思考”（Thoughts on Government）的题目刊出。

尽管亚当斯将《关于政府的思考》仅仅当作一份“匆匆写就”的“粗谈浅论”，但是它却代表着他提出了一个英国式的“混合制宪法”（the English “mixed” Constitution）的共和制版本。各州政府应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按照英国模式而来的执法部门、两院制的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但是它不会设立通过世袭产生的君主，取而代之的是通过选举产生的统治者，同时它也不会设立通过世袭产生的上议院，取而代之的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上议院或参议院——这明确声明了，政治权利是从“人民”这一最初源头自下往上流动，而不是从国王手中自上往下流动。

他也特别强烈地反对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提出的能够以最纯粹的方式代表“人民”意愿的庞大单院制议会的方案。对于亚当斯而言，“人民”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有着多种声音和多副面孔的东西，它需要被分散放入不同的机构之中。他认为，潘恩相信一个和谐而同质的大众集体的存在，这不过与有的人相信能有一位英明神武的君主存在一样，都是一种妄想。亚当斯的公式中蕴含着两个互有重合的原则的早期雏形——制约平衡原则与三权分立原则——这两个原则将成为11年后的邦联宪法的核心特征。

要建立一个共和制国会有许多种可能的模式可供选择，亚当斯很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他在《关于政府的思考》一文中提出的模式也不应该被奉为金科玉律。不同的殖民地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传统。每个殖民地应该从《关于政府的思考》中汲取最适合自己的政治经验的思想，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对旧的制度进行共和制改造，以使人们感受到的变化最小化，并最大限度地保证延续性。

为了实行亚当斯为新的国家体制提出的方案，以取代由英国国王的权威所批准实行的殖民地体制，大陆会议在5月12日一致通过了一项正式的决议。亚当斯将它形容为“北美大陆有史以来做出的最重要的决议”。三天之后，他又为它添加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让这项决议朝着独立迈出了很大一步。

这篇序言首先历数了对国王的一系列不满，着重强调他回绝了殖民地人们要求他就这些不满做出改正的请愿，然后提到了他决定集结“举国之兵力，并求助于他国的雇佣兵，以准备摧毁这些殖民地善良的人民”（大陆会议有文件暗指国王是这场冲突中的同谋犯，这是第一次）。接下来序言中提到的是，所有的英国法律“以及国王之下的各种权威都应该完全被取消”，而联合起来的殖民地人民应该用自己创设的政府去填补这个空白，“依靠殖民地人民的权力而运作的政府的目的是保护其内部的和平、美德和良好秩序；以及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他们的敌人的恶意侵害和残酷剥夺”。

亚当斯立即意识到，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发生了。两天以后，也就是5月17日，他写信给阿比盖尔，信中洋溢着自豪感，因为他刚刚为自己在历史的记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摩西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我是谁？在这个伟大的民族面前我将要扮演什么角色？”我思索着那些已成过往的重大事件，以及那些正在进行着的更为重大的事件，并意识到一直以来我是那样努力地去触发某些事件的机关，推动某种进程的转轮，而这些举动已经引发并将继续引发这样的效应。每当想到这些，我心中便深怀敬畏之情，这种感受难以言表。

在接下来的数年内，亚当斯一直倾向于认为，5月15日通过的决议是真正的独立宣言，而杰斐逊六周以后那篇广为人知的宣言只不过是事后仪式性的补充。实际上，闪电在5月就已经降临大地，7月里那一纸公文不过是收尾的雷声。这场关于作者身份的争论，这场关于谁在推动殖民地“破釜沉舟”上有贡献的争论，曲解了1776年暮春时分业已存在的政治形势的复杂语境。亚当斯的观点肯定是对的，他认为，5月15日通过的决议是走向独立的重要一步，而在投票之前大陆会议中就此进行的激烈辩论则表明，代表们很清楚，一旦通过这项决议，就不会再有回头路了。而来自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代表投出的否决票也表明，独立事宜在大陆会议内部仍然是富有争议的。

稍作回顾就能发现，当时的政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没有退路的地步。十年以来（1765～1775），北美殖民地人民被卷入了一场与英国议会的宪制斗争中，从最初反对英国议会向他们征税的权力，一直到最终彻底反对英国议会为他们立法的权力。这种对立情绪在1775年春天的爆发，改变了这场宪制争端的政治走势，使得与国王的联系成为与大英帝国最后残存的唯一联系。现在，乔治三世富于敌意和侵略性的举动使这一残存的联系变得岌岌可危，有效地断送了“通过谈判取得政治和解”这一想法的任何现实可能性。这样看来，5月通过的决议与7月发表的著名宣言，都是对一场不可谈判的政治危机在话语上做出的回应，这场危机早已经从伦敦和费城的外交谈判桌转到了战场上，而这一战场就在纽约。在4月的时候，华盛顿就将大陆军调遣到了那个地方，因为根据预测——事实证明这一预测是准确的——英国的进攻将发生在那里。军事事件催生着相应的政治决定。

话虽如此，5月15日通过的决议也有特别的地方，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与杰斐逊后来的宣言不同。因为它不仅仅是对于大英帝国权威的拒绝，而且是对于创立新政府以取代不合理的英国统治这一需要的肯定。在这个意义上，它也鼓励着人们公开地宣布，一个独立的北美共和国，或者说是共和制联盟，应该是什么样的。亚当斯有理由满怀信心地认为，原先的殖民地将会在独立的召唤下联合起来，并且遵照他所提议的路线起草新的宪法。然而除此之外，他也担心自己已经揭开了潘多拉魔盒的盖子，担心那些最狂热的独立支持者将试图落实一份真正具有革命性的行动日程。他只能屏息以待，但是他有理由害怕独立战争会在事实上成为美国革命。

那种害怕是有事实根据的，它深深地植根于那场亚当斯及其爱国同人们与英国议会争论了十多年的宪制争端所固有的逻辑之中。在这场争端的核心问题上，殖民地一方的论点坚持认为，除非是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否则所有的政治权力都是专制的、非法的。一旦这种认可被任何名副其实的共和国确立为自己不容置疑的本质，它散发的光芒就会传遍四方，照亮北美社会的许多阴暗角落。这些角落里的群体能有足够的理由宣称，他们的权利在没有得到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被否定了。

奴隶制是对萌芽中的美国革命所宣称代表的一切的最明显否定。要忽略掉以下事实是非常困难的：北美人口的20%（也就是大约50万人）是非洲裔美国人，这群人中的整整90%是奴隶，而这些奴隶大部分又都住在波多马克河（the Potomac）以南。亚当斯数次收到请愿者们主张将这项引人注目的议题提上大陆会议议事日程的请求，这些请愿者宣称，对这个议题的不重视将会暴露整个反抗英国暴君的事业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不知名请愿者最为直白地表述了这个问题：“将许多不幸的人束缚在专制的奴隶制中，这是不是与北美正为自身自由而进行的光荣斗争不相符？这些不幸的人将会被催化成与他们现在的主人们最不共戴天的敌人。”亚当斯从一位仅能读写、化名“人性”（Humanity）的宾夕法尼亚人那里收到过也许是最尖刻的请求：“这些非洲黑人是对我们做了什么，让我们要将他们从他们自己的故乡掳走，并让他们服侍我们到死……？上帝不允许这种事情再继续下去了。”

还有一个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更大群体，那就是整个女性群体，因为一旦结婚，她们就不能投票或是拥有财产。为女性权利请愿的头号人物不是别人，就是坦诚率真的阿比盖尔·亚当斯。1776年3月31日，在一封信息冗杂、涉及许多不同话题——波士顿天花肆虐的影响啊，她计划在自家园子里种植的作物啊——的信中，阿比盖尔在最后“顺带一提”（by the way）的部分（后来这成了美国信件中最著名的“顺带一提”）中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顺带一提，在我提议你有必要去制定的法律体系中，我希望你能惦记着女士们，对她们能表现得比对你的祖先更为慷慨和讨喜……要记住，只要有机会，所有的男人都能成为暴君。如果不给予女士们特别的关怀和照顾，我们将会挑起叛乱，并且不会再让自己受那些不能让我们表达意见或取得代表席位的法律的束缚。

这是亚当斯无法忽略的一份请愿。他以幽默的语气做出了回复，他表示，阿比盖尔的提议只不过是她作为淘气的玩笑提出的。“取消我们男性的体系是不明智的，”他开玩笑地说道，“因为这种体系将让我们完全拜倒在你们的石榴裙下。”连珠炮似的质询信件在布伦特里（Braintree）和费城之间来往穿梭。在这些信中，阿比盖尔承认她的确是在开玩笑，但是她也极其严肃地坚称，她丈夫提出的关于反对英国议会专制权力的论点也深刻地暗示出在独立的北美共和国中妇女的地位。“但是你必须记住，”她在最后一封质问信中总结道，“专制的政权就像大多数困难的事一样……虽然有你们所有明智的法律和准则，我们将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仅要解放我们自己，还要使我们的主人们臣服，并且不使用暴力就将你们与生俱来的和法律赋予的权威扔在你们脚下。”

就在阿比盖尔以妇女权利之名发起质询两周之前，《宾夕法尼亚晚间邮报》（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上出现了一篇评论。在这篇评论中，又一个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群体，也就是属于劳工阶层的工匠和技术工人，形容他们自己是“穿着皮革围裙的男人”，并对长久以来针对投票所设的财产要求提出了抗议：“不是说每100个北美殖民地居民里就有99个是技术工人和农民吗？如果这些人因为他们财产的原因而不能参与他们的统治者或是政府的决策，那么这不是正好承认了英国议会的司法制度吗？”

在过去的两年之中，许多费城的劳工阶层居民都积极地参与了各种掌控市政府的革命性组织和委员会。并非偶然的是，托马斯·潘恩的到来给予了这一群体一种激昂雄辩的新声音，这种声音就针对投票所设的财产要求的明显不公正性提出了自己响亮的口号。对于他们而言，公民身份不是只有那些富有的人才能享有的特权，而是每个成年男性都应享有的权利，是赋予他本人而不是赋予他的财产的。

在1776年4月，亚当斯收到过一封新罕布什尔杰出爱国人士詹姆斯·沙利文（James Sullivan）寄来的信，他在思想上与亚当斯相近。沙利文宣称自己对亚当斯得出的结论感到吃惊，但是北美与英国帝国主义针锋相对的论点的逻辑，让他达到了一种在数年之前他还会感觉陌生的境界：“法律和政府建立在人民认可的基础之上。……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只是一个完全被放逐的角色，那么为什么他应该认可这个社会？除了那些封建时代所谓的律师，没有人能回答。”

亚当斯已经被阿比盖尔以女性之名发出的连珠炮似的质询弄得晕头转向，他只能提醒沙利文，他提出的将选民范围扩大的方案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样下去将永无止境，”亚当斯警告道，“每个一无所有的人都将要求和其他人一样，在所有国家议案中都发出自己的声音。”沙利文只能回答说，是的，我们正在创造的是一个陌生的新国家，但是它是自然而然并不可避免地来源于北美人民所宣称代表的那些共和原则。

后来的历史让我们知道，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下一个世纪将会实现的整个自由主义进程被放进了政治商谈中。这实际上是即将到来的精彩事件的一次预演。但是对于亚当斯而言，在这个事态白热化的时刻中最引人注意的事，同时也是目前北美的行动日程上最重要的事，就是从大英帝国独立。如果这件事失败了，所有其他的政治目标都将成为毫无意义的白日梦。

尽管亚当斯着迷于对独立运动进展的掌控，但他现在却担心那些独立的殖民地兼殖民州在起草新宪法时可能出现的这些争论会因另一项影响更为深远的政治议题而降到次要地位，而这项政治议题将会使各地在核心的独立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对于核心问题的首要威胁就是奴隶制，因为如果一旦它成为讨论的话题，波多马克河以南的每个殖民地都将重新思考独立的事情。亚当斯相信，对于人们所期待的共和制北美国家类型的讨论必须推迟到独立战争胜利之后。在现在提及如此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就好像是骑手们在离赛马终点线还有几码的时候让马停下以加入关于奖金数额的争论。

但正是让亚当斯深感骄傲的5月15日的决议，在本质上要求所有13个殖民地就独立问题进行一次讨论，而这样的讨论很容易受到关于未来独立的北美共和国特点的不同意见的干扰。对于这种情况，亚当斯真的束手无策。因为到最后，冉冉升起的共和国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将掌控的权力交给所有市镇、乡村和农场的人民。对亚当斯而言，这实属不易，因为他对于普通人的超自然智慧没有抱有过幻想。通过自上而下的君主制模式，英国政府决定依靠发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打垮北美的叛乱，他们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横渡大西洋，给北美送上致命一击。而大陆会议则通过自下而上的共和制模式决定，就北美独立及其内容进行一场结果难以预料的全民公投。事情的进展的确变得更加混乱，但这也正符合殖民地人民宣称自己所代表的那些原则。

因此，随着夏天的临近，所有这些革命的构成因素，就像拼图的碎片一样，纷纷到了各自的位置。乔治·华盛顿刚刚将大陆军从波士顿调遣到了纽约，人们预测英军的特遣部队将会在那里发起进攻。一支将要横渡大西洋的最大的舰队，在海军上将理查德·豪的指挥下，正在英国的数个港口集结；理查德是威廉·豪的哥哥，威廉本人正带着七个兵团从哈利法克斯（Halifax）赶来，而阿比盖尔·亚当斯在三个月前曾目睹这些兵团驶离波士顿港。所有殖民地的议会都举行会议，修改他们的体制并发表他们对于独立的意见。

只有约翰·亚当斯没有行动，尽管眼看费城信使传来的消息犹如山雨欲来，他的思绪已经在内心翻涌不止。在5月14日，一位不大知名的弗吉尼亚州代表托马斯·杰斐逊与他站在了同一阵线。杰斐逊在蓝岭山脉（Blue Ridge Mountains）山麓的山顶庄园照料完生病的妻子后再次走马上任。尽管在那时杰斐逊并不知道——关于这一点，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但他却是这副拼图的最后一块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