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以国家之名 1944,刺杀希特勒

在诸多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中,1944年的这一次,应该是最著名的。关于这次刺杀行动,有各种版本的描述。这一次,我们从一个人的视角来感受一下——他就是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

1

源于德国南部的施陶芬伯格家族,可以追溯到13世纪。

1907年11月15日,施陶芬伯格家族又添了一个男丁,他被取名为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没错,他的名字中有一个“冯”字,那是德国贵族的标识——施陶芬伯格的父亲是一名将军,母亲是伯爵。

和所有的贵族孩子一样,施陶芬伯格到了读书的年纪,就被送入私立学校,接受精英教育。

在施陶芬伯格11岁的时候,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德国成立了共和国,帝制时代结束了。

这个变故,对贵族出身的施陶芬伯格打击颇大,直接改变了他的人生选择——1926年,19岁的施陶芬伯格决定参军,他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重新振兴家族和国家。


施陶芬伯格

施陶芬伯格加入的是德国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第十七骑士兵团。三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在一年后升任少尉。

在施陶芬伯格的人生进入上升通道的时候,他所热爱的祖国,却境况不佳:

一方面,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在《凡尔赛和约》的约束下,承受着各种束缚乃至屈辱。但在英法两强同样也只是惨胜的背景下,德国民众认为这不是一种公平的生存状态,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慢慢滋生。

另一方面,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横扫全球,德国的中产阶级开始大幅度萎缩,大量的工人失业,人们都开始感到迷茫:我们的未来究竟在哪里?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施陶芬伯格和他身边的很多同胞一样,开始热切地期盼有一位带领德国人民走出泥潭困境的领袖出现——他们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人。

1933年,施陶芬伯格和无数热情乃至近乎疯狂的德国民众,用民主的选票,把他们认为的那位“救世主”选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

那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2

施陶芬伯格对希特勒的情感,一开始就有点复杂。

一方面,他非常认同希特勒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高度赞扬希特勒在废除《凡尔赛和约》对德国不合理条款上做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他很反感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宣扬的对犹太人的镇压乃至清洗,同时也对希特勒几乎疯狂的作战计划感到无比担忧。

为此,当时的施陶芬伯格虽然加入了冲锋队,但没有加入纳粹党。不过,作为一名军人,他在1939年被从第六装甲旅调到了德军总参谋部,更进一步接近了整个纳粹军队的神经中枢。

也正是在1939年,希特勒一声令下,德国百万大军闪击波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序幕。在德国和苏联的两面夹击下,波兰在一个月后沦陷。

施陶芬伯格对希特勒的这一举动是感到吃惊的,尤其是之后德国直接和英法开战,更让施陶芬伯格感到心慌——他认为自己的祖国并没有做好这样的战争准备。

但和当时很多德国民众及军人一样,德军初期超乎想象的巨大“胜利成果”,让很多人都暂时闭住了嘴巴,施陶芬伯格也把质疑埋在了心里。

虽然德国军队胜利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但1941年6月22日的那个消息,还是彻底击碎了施陶芬伯格对希特勒的所有幻想: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出动500万大军,全面入侵苏联。


1933年,施陶芬伯格结婚。他坚持在婚礼上穿军装,因为他坚信军人在任何时候都要穿军装

在西线还没安定的情况下,德国又在东线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炼狱战场,施陶芬伯格终于清楚地认识到:疯子希特勒,正在把德国拖向毁灭的深渊。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施陶芬伯格彻底参与了德军秘密反希特勒的地下组织——这个密谋集团其实从希特勒下令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时就已存在,只是施陶芬伯格一直不是核心成员。

在一次德军伤亡惨重的战役之后,施陶芬伯格终于忍不住向自己的一位密友发出了哀叹:“希特勒的大本营里,难道没有一位军官能够用枪杀了那头野兽吗?”

3

事实上,想杀希特勒的人不是没有,而是一直在失败。

从1938年开始,密谋暗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团体进行了不下10次暗杀行动,但每一次不是发生了意外,就是因希特勒的生性警惕而躲过——希特勒身边不仅戒备森严,而且他经常临时改变自己的行程。

1943年,渴望有人能取希特勒性命的施陶芬伯格,自己差点儿丢了性命。

那是在1943年春天的北非突尼斯战场,几架美国战斗机扫射了一条海岸公路上的一列德军卡车编队,而施陶芬伯格正好就在其中一辆卡车上。

施陶芬伯格从战友的尸体堆中爬了出来,被当时德军的北非军团总指挥隆美尔派人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他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失去了自己的左眼、右手,以及左手的两个手指,并且双腿落下了残疾。

这次的死里逃生彻底改变了施陶芬伯格。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施陶芬伯格拒绝使用任何镇痛剂,他学会了自己穿衣服、洗澡,以及用左手的三个手指写字。1944年春天,他提出要求,希望能返回部队。

施陶芬伯格如此坚毅的表现,在德军后方传开了,也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希特勒随后就把施陶芬伯格调到了本土兵团担任参谋长——在德军东西两线明显已转到下风的情况下,希特勒需要这样的军人表率。

而施陶芬伯格如此急着返回部队,并不是要继续效忠希特勒,而是通过一次生死关口的考验后,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不想再等别人去终结这个德国的“瘟疫”了,他要亲自动手。

4

调任本土兵团,确实给了施陶芬伯格一次机会。

本土兵团的士兵全部驻扎在德国国内,除了负责警戒工作外,还负责德军的征兵和训练。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国内出现叛乱——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本土军团制订了一个以北欧神话中奥丁战神婢女名字命名的“瓦尔基里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具体来说,就是一旦国内发生叛乱,本土兵团有权控制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包括电台在内的通信设施、包括火车站在内的交通设施。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帮助本土兵团制止发生叛乱的计划,但关键是,如果叛乱就是本土兵团发起的呢?

施陶芬伯格开始物色同谋者。

本土兵团的副司令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表示愿意一起铲除希特勒,但总司令弗洛姆将军不置可否——他不是支持希特勒,而是担心叛乱失败后,遭到希特勒的报复。而那些一直对希特勒心存不满的德国军官也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施陶芬伯格的谋杀集团,而另一方害怕遭到报复,表示拒绝。

为此,施陶芬伯格甚至还去找过在北非共过事的隆美尔。隆美尔和施陶芬伯格是同一天生日,两人算是有缘。但隆美尔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不管怎样,德军的内部早已不是铁板一块。

就在筹划酝酿的时候,1944年的夏天来到了,战局对德国而言越来越糟糕:在东线,苏联红军已经攻入了波兰,逼近德国本土;在西线,盟军通过诺曼底登陆,已经在德国人的后院站稳了脚跟。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整个“二战”欧洲战场的转折点,德军与其仆从国折损150万兵力,苏军由此开始转入攻势

施陶芬伯格知道,不能再等了。

1944年7月11日,施陶芬伯格第一次决定实施暗杀。

当时,他得到了一个和希特勒待在一起的机会,他的身上带了一个炸弹,和希特勒与戈林一起待了半个小时。但是,施陶芬伯格没有拉响炸弹,因为当时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不在场——施陶芬伯格希望一次性将这三个人一起炸死。


从左至右依次是:希姆莱、希特勒、戈林

7月15日,施陶芬伯格决定实施第二次暗杀。

在那场会议中,戈林和希姆莱都不在。施陶芬伯格离开房间打电话通知伙伴,说不管另外两人是否在场,他都决定要炸死希特勒。但是,当他返回会议室时,希特勒已经离开了。

两次失败后,施陶芬伯格有点心急了。

但好在,他毕竟是暗杀集团中唯一可以近距离接触希特勒的人,机会还是有很多的。

7月19日,施陶芬伯格接到了通知:7月20日下午1点,到希特勒当时藏身的地穴“狼堡”,汇报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


这张照片摄于1944年7月15日,地点就在希特勒总部“狼穴”。由左至右分别为施陶芬伯格、希特勒和威廉·凯特尔,与希特勒握手者为卡尔·博登沙茨。此时施陶芬伯格的公事包里便放有炸弹,但这次他并未引爆

这一次,施陶芬伯格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下手了。

5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伯格期待改变历史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这一天的上午10点15分,施陶芬伯格和副官哈夫登抵达“狼穴”附近的机场,他和副官的公文包里,各藏了一枚定时炸弹。

这是一种英国制造的定时炸弹,大概两磅重,通过溶液腐蚀金属线释放撞针的方式引爆——施陶芬伯格设定的引爆时间,是12分钟。

“狼穴”是希特勒的老巢,重兵把守,戒备森严。但由于施陶芬伯格已经是希特勒的亲信军官,所以进入没有什么困难。只是一位接待的副官发现施陶芬伯格的皮包很重,对此他的回答是:“我有很多事要向领袖汇报。”

12点过后,施陶芬伯格首先进入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办公室,然后他得知了一个变故:因为墨索里尼要在下午两点半来访,希特勒将会议时间从1点提前到了12点半。


“狼穴”是希特勒指挥所的称号,位于当时德国东普鲁士的腊斯登堡,即现在波兰的肯琴约东15公里处的密林中,为1941年的巴巴罗萨计划而修造,由一系列地堡和碉堡组成,四周有铁丝网围绕

时间紧急,施陶芬伯格马上提出需要借用一下凯特尔的卫生间。在卫生间里,施陶芬伯格弄碎了定时炸弹里装有酸溶液的玻璃管——定时炸弹开始倒计时。

但因为凯特尔在门外不断催促开会,只有三个手指的施陶芬伯格没有时间再启动第二枚定时炸弹,所以他决定只带一枚炸弹前往会议室。

在进入会议室前,施陶芬伯格对前厅管理电话总机的一位上士说,他在等候柏林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有最新材料要补充进他对希特勒的报告,所以电话一来,就立刻叫他出去——“哪怕我和领袖在一起”。

12点35分,施陶芬伯格进入了会议室,当时会议已经开始了。希特勒站在一张大会议桌前,听取陆军副参谋总长的汇报,围在他身边的,大概有20多名军官。

施陶芬伯格向希特勒问好,然后平静地走到桌子前,把公文包自然地塞到橡木底座的桌子底下——大概离希特勒的腿有2米左右远。

这时候的时间,是12点37分,距离计算中的爆炸,还有5分钟时间。

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趴在桌子上看地图,施陶芬伯格知道自己该离开了。他借口柏林的电话要来了,起身离开了会议室。但他离开后,会议室里发生了关键的一件事——

一位叫勃兰特的上校俯身上前,想进一步看清楚地图,结果脚碰到了施陶芬伯格放在桌子下那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

勃兰特并没有打开这个公文包——他当然不会这么做,因为谁也不会质疑这个核心的会议室里会出现背叛者——而是将这个公文包拿起来,放到了桌子底座的另一侧。

这样的话,公文包和希特勒之间,就隔了一层厚厚的橡木板。

这时候,该轮到施陶芬伯格汇报了,但凯特尔发现会议室里并没有他的踪影——他想起来开会前施陶芬伯格等电话的那句话。于是,凯特尔匆匆跑出会议室,希望找到施陶芬伯格,告诉他轮到他向领袖汇报了。


当时会议室的平面图。①的位置是希特勒的位置,黑色小方块为炸弹位置,当中隔了一层木板

但是,管电话总机的上士告诉凯特尔:“施陶芬伯格上校不知道去哪里了。”无奈之下,凯特尔只能回到会议室。

这个时候,时间到了12点42分。

会议室里的炸弹准时爆炸了。

站在远处的施陶芬伯格看到会议室冒出浓烟和火光,立刻通知了同谋、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

“暗杀成功了!”

6

但是,施陶芬伯格错了。

炸弹确实成功引爆,威力也非常大,甚至整个会议室的房顶都被炸塌了。但由于之前那个叫勃兰特的上校挪动了公文包,所以,希特勒并没有被炸死。

当时在会议室的有24个人,有4人当场死亡,3人重伤,但最关键的暗杀对象希特勒,只是烧伤了大腿,烧焦了头发,震坏了耳膜。


被炸后的“狼穴”会议厅


一名士兵展示阿道夫·希特勒在炸弹行刺中被烧坏的裤子

这个时候,施陶芬伯格的密谋集团又犯了关键的错误:位于柏林的内应团伙反应迟缓,他们甚至等施陶芬伯格连闯三道关卡,花了3个小时抵达柏林后才开始全面执行“瓦尔基里行动”——其间,他们甚至连电台都没有占领。

时间不等人。

与之相反,希特勒迅速做出了反应。在爆炸发生一个小时后,希特勒就开始部署镇压行动,希姆莱麾下的盖世太保全面出动,开始抓捕各种怀疑对象。

晚上6点,希特勒通过全国广播发表讲话,表示一场针对他的政变已经失败——等到这个时候,密谋集团确实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了。

在这场未遂的政变发生后,希特勒一共下令逮捕了大约7000人,其中5000人在受尽各种折磨之后,被残忍地处决。

甚至连对暗杀不置可否的帝国元帅隆美尔,最终也被希特勒勒令服毒自杀——在一份被搜出的名单中,隆美尔被密谋集团内定为未来帝国的领导人之一(但很可能施陶芬伯格并没有征求隆美尔的意见)。

当然,没有悬念,施陶芬伯格最后也被捕了。

施陶芬伯格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在临死前,施陶芬伯格仍在试图让审判者相信:这件事和其他人没关系,只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行为。

在被枪决前,37岁的施陶芬伯格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神圣的德意志帝国万岁!”


德国抵抗力量纪念中心的一面纪念墙,上面贴满了参与刺杀希特勒行动的德国官员照片,他们都在行动失败后被处决

馒头说

历史没有如果,但肯定还是会有人忍不住问:如果希特勒被刺杀了,结果会如何?

依我看,真的未必会像施陶芬伯格他们想的那样:战争立即结束。

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甚至到了1952年,也只有20%的德国民众赞同反抗纳粹统治。哪怕是在“二战”后,作为忠诚乃至刻板的德国人,仍有不少人认为施陶芬伯格是“叛国者”,认为他破坏了德国人“忠于职守”的传统。

即便到了1994年,德国联邦参议院议长约翰内斯·劳(后成为德国总统)仍说:“不要把1944年7月20日的那些人视为英雄,而应把他们作为在矛盾中的人去理解。重要的是,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疏忽不要视而不见。”

这正是德国人在“二战”前后举国陷入纳粹狂潮的细思极恐之处:它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集团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小集团的专政,而是一个国家几千万人的真心信仰。希特勒如果被刺,还会有大批的后来者顶上,因为整个国家机器都已经被卷入了疯狂的纳粹车轮。

那么,施陶芬伯格的刺杀究竟有意义吗?

当然有。

1944年7月,施陶芬伯格执行刺杀任务前,也曾询问他的好友,同样反对希特勒的原中央集团军群作战处处长特雷斯科夫:“战局已经至此,刺杀还有意义吗?”

特雷斯科夫的回答是:“当然有意义!无论刺杀成败,都能向世人证明:德国是有那么一群人,是曾经起来反抗的。”

所以,2004年6月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的仪式上,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说:“施陶芬伯格等人的行动证明,早在德国战败前一年,一些德国人已在试图结束纳粹统治。”

回顾历史,很多民族都经历过自己的疯狂时期,尤其是整个国家都陷入疯狂的时代,让人心有余悸。而在此期间保持头脑清醒,乃至敢挺身而出,甚至做出牺牲的人,都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