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这个词，大概是2000年前后成为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名词的。很多时候，“海归”代表的不仅仅是学问、文凭或者资历，而是一种梦想，一种回到祖国、让祖国变得更富强的梦想。而这个“海归”的梦想，恐怕要上溯到160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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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年，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

在容闳7岁的时候，他被父亲送到了澳门马礼逊教会学校的预备班——原本属于香山县管辖的澳门，那时已经被葡萄牙实际占据了近300年。

容闳有一个哥哥，之前被父亲送去了传统的私塾。如果按照现代人的思维，父亲应该比较疼爱作为弟弟的容闳——把他送到了所谓的“国际学校”。但事实恰恰相反：容闳的父亲只能承担一个人的学费，送哥哥去读私塾，是希望他走“正道”考取功名；而送弟弟去读教会学校，只是因为教会学校是免费的，将来毕业能做洋人的生意挣点小钱。

没想到，容闳天资聪慧，在学校里的成绩非常出色，以至到了1846年，当校长布朗牧师因身体原因准备回国，并提出可以带三个学生一起去美国的时候，容闳成了入选的三个孩子之一（另两个分别叫黄胜和黄宽，后来一个在报界，一个在医界，均有所成）。

必须指出的是，布朗先生确实是一个优秀且慈善的教育家，他负担了三个孩子所有的出国费用，并给了三个孩子的父母一笔不菲的赡养费，然后就带着三个勇敢的孩子去了美国。

漂洋过海后的容闳，进的是著名的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孟松中学（Monson Academy）。孟松中学可以资助一部分贫困学生读大学，但条件是学生毕业后必须要做传教士。面对这样一个优惠政策，当时正愁学费没有着落的容闳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他在后来写的《西学东渐记》中是这样回忆的：“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

好在后来佐治亚州的一所妇女会愿意不加任何附加条件地资助容闳，他最终得到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而且考入的是连美国学生都羡慕的大学——耶鲁大学。

当留着辫子、穿着马褂的容闳走进耶鲁大学校园的时候，一度成了美国学生围观的对象。容闳一年以后就剪去了辫子，但他依旧有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地方：一边勤工俭学，一边用成绩说话——他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英文论说”还在第二和第三学期都获得了第一名。

青年容闳

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成了第一个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当时，以耶鲁大学的文凭，容闳如果留在美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其实是毫不困难的。但容闳却拒绝了友人的建议和挽留，决意回到中国，因为这是他出国前就立下的志愿：

“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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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27岁的耶鲁大学海归容闳，回到了中国。

刚开始，容闳遇到了不小的困惑。

一方面的困惑，来自他自己。

由于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中国，容闳发现自己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中国反而成了异乡”。在回程路上，别人问容闳用中国话怎么说“暗礁和沙滩”，他竟然半天无法表达，他自己也觉得非常尴尬。

另一方面的困惑，来自他的职业。

在回到中国后，容闳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来又在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这些职业给容闳带来了颇为丰厚的收入，但这些并不是容闳真正想要的——如果想要高薪和舒适的生活，他留在美国就行了。

容闳想做的事情，是改变中国。

而他为此付诸的第一次行动，就石破天惊——1860年，他受两名传教士邀请，去了当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

按照后来容闳自己的说法，他去天京的目的，是想“考察一下太平天国”。接待容闳的人，是他在香港时就认识的熟人——洪秀全的族弟、干王洪仁玕。洪仁玕为了体现对容闳的重视，特地给他封了一个“义”字头的爵位并附上一封委任状，希望他为太平天国效力。

但容闳经过几天的观察，很快对太平天国大失所望，认为这场革命不会成功，即便成功，也不过是“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于是他退回了委任状，立刻离开了天京。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实现自己的抱负呢？在又兜兜转转了三年之后，35岁的容闳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他崇拜一生的人。

这个人，叫曾国藩。

1863年，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幕僚介绍，结识了容闳。善于“看相”的曾国藩认为容闳面相很好，有威严又有胆识，一开始提出来让容闳带兵，但容闳却认为这并非自己所长。一直在与太平军苦战的曾国藩随即又交给容闳一个任务：去外国采购机器，回来开工厂，生产枪械。

这是容闳想做并且擅长的，但他立刻给曾国藩提了一个建议：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制造武器的工厂，而是生产制造武器及其他设备的机器，即所谓的“制器之器”的工厂——机器母厂。容闳甚至在当时就做出预言：“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

当时的江南制造总局

曾国藩欣然听取了容闳的建议，授予容闳五品军功头衔，并请赐戴蓝翎，让容闳携专款赴美国购买机器。时值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容闳在购买机器的时候遭遇了不少困难，但他还是不辱使命，花了8个月，将采购的一批机器运抵上海。

这批机器随后成了江南制造总局里最新式、最重要的母机，不仅让江南制造总局一跃成为当时远东最大最完备的机器制造厂，也标志着中国工业化正式起步。

经此一事，容闳声名大振。

但在外人眼里肥得流油的所谓“采购”，并不是容闳最希望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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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一直认为，要改变中国，就要从教育入手。

按照容闳的设想，中国最好能每年固定派一批儿童去先进国家学习，学到本领后，再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经过容闳的不断努力和游说，1872年，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奏请之下，清廷终于答应每年选派30名儿童去美国留学。容闳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称自己：“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得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偃卧床笫间。”

不过，容闳对于“幼童留美”这件事，还是估计得太乐观了。

按照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想法，“幼童留美”之事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必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派幼童留美已经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举动，这样要求也可以理解。但是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这批留美幼童到了美国后，依旧要学习《孝经》《小学》等传统典籍，整个“留美幼童”团的监督是翰林出身的陈兰彬，容闳只是副监督。

第一批留美儿童在出国前合影留念。当时因为消息闭塞，以及普通老百姓视西洋为“蛮夷”等各种原因，第一批留美幼童在广东没招满，去香港后才招满

到了美国后，这批中国儿童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迅速成为各个就读学校中的优秀学生。到了1880年，共有50多名中国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

而这些人也开始慢慢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不太愿意穿中式服装，开始和美国女生谈恋爱，有些人甚至剪掉了辫子，信奉起了基督教。

对此，当时的清廷惊慌失措。再加上当时驻美管理游学委员（监督）吴子登的一些夸大其词的报告，清廷终于做出决定：在1881年8月前，撤回全部留美幼童。

对于这件事，别说容闳，连当时的耶鲁大学校长波特、作家马克·吐温，美国前总统格兰特都纷纷劝阻，但依旧没有任何作用。

1881年8月，原定留学期为15年的120名中国留美幼童，除先期因不守纪律被遣返、执意不归及病故者外，其余94人分三批被遣送回国。

当时的《申报》在留美幼童回国后做了如下评述：“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谴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

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

据统计，留美幼童中，后来成为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工程师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9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医生3人，律师1人，报界人士2人，电报局官员16人……

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都留在了民国历史上：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

虽然“留美幼童”计划从后来的结果看，还算宽慰人心，但这个计划的夭折给了容闳极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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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希望。

在“留美幼童”计划夭折后，容闳不遗余力地推行自己的两个计划：帮助中国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

这两个计划是如此庞大，以至容闳必须要接触自光绪帝以下大大小小的清朝官员。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容闳终于清楚地感受到，这个庞大帝国的各个阶层已经腐烂到了什么地步：自李鸿章、张之洞以下，荣禄、刘坤一、盛宣怀等，虽然都是“洋务派”的干将，但围绕各自利益集团不择手段地明争暗斗、贪污腐败，使得许多明明利国利民的大事最终都不了了之。容闳更是感慨：“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

但是，容闳依旧抱有期待，只是他的期待已经从旧体制的自愈转向了自上而下的改良——戊戌变法。

此时，已经70岁的容闳最欣赏的人，是比他小30岁的康有为。

容闳本来就认为中国现存最大的问题是体制和制度问题，所以他对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的维新主张大加赞赏。容闳不仅参加了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的“保国会”成立大会，而且但凡维新派的活动，他都参加。容闳在北京东华门的寓所是维新派长期聚集开会的场所，很多重要的奏折、建议都是在那里产生的。

1898年6月中旬，光绪帝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开始。

然而，仅仅百日，变法夭折。

在戊戌变法的最后关头，容闳再次成了见证历史的人——谭嗣同与袁世凯密谈“勤王”之后，返回容闳寓所，告诉大家情况已不容乐观的消息。

当时的容闳挺身而出，表示愿意出面去请美国驻华公使对清廷进行干预，但因为美国在中国没有驻军，对慈禧完全造不成压力，这个提议被康有为否决。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软禁光绪皇帝，四处捕杀维新派人士。容闳在第一时间请求美国公使营救康有为，请求英国传教士营救梁启超。然而他自己其实也早被清廷视为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体仁阁大学士徐桐早就参奏他“与洋人时相往还”，暗示他勾结洋人。

很快，容闳自己也被列为通缉对象，只能潜逃至上海，躲进租界。

至此，容闳对“改良”已经彻底放弃希望。

5

如果改良不行，那该怎么办？

容闳在1900年3月，通过留美幼童中一个族弟容星桥的介绍，知道了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孙中山。

其时，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再度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在义和团进京的背景下，觉得已经“忍无可忍”的慈禧太后决定向列强宣战。

在这场近乎闹剧的宣战过程中，容闳完全支持张之洞提出的“东南互保”计划。不仅如此，他还试图劝说张之洞拥兵独立，并且积极参与谋划唐才常策划的“自立军”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容闳已经彻底放弃了“改良”，触达“革命”的边缘。

然而，理想主义者容闳最终还是输给了老辣的张之洞。在一开始选择不表态之后，看到慈禧依然能够掌握大权，张之洞选择向朝廷效忠，开始疯狂捕杀自立军，包括唐才常在内的20多个自立军骨干被张之洞杀害，容闳也再次被清政府通缉。

1900年9月1日，容闳化名为“泰西”，搭乘日本客轮“神户丸号”由上海逃往日本，在船上，他终于和化名为“中山樵”的孙中山见面，两人畅谈国家大事。

老年容闳

至此，容闳开始彻底支持革命。

以容闳的做事风格，一旦决定投入，就绝不只是口头上的支持。

1909年2月，81岁的容闳告知孙中山，他已向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金融家布思提出了一个计划，命名为“红龙计划”（Red Dragon-China）。

这个计划的核心，是筹款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资助孙中山进行武装革命。

在容闳的牵线搭桥下，孙中山在纽约与荷马·李及布思进行了多次商谈，双方敲定了各种贷款、利息、偿还的细节，孙中山也向在国内的黄兴通报了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在施行的过程中还是碰到了很多障碍，一度搁浅，但容闳始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牵线搭桥，敦促双方继续推进。

只是，历史的进程比大家预想的都要快——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武昌起义的故事请参看《历史的温度》收录的《一根香烟点燃的革命》）

此时的容闳已经83岁，染病卧床，但听到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后，他却兴奋异常，连写三封信给兴中会成员谢缵泰，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发表自己对革命的观点，还颇有先见之明地发出警告：“要警惕袁世凯。”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他第二天就亲笔给容闳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回国担任要职。

84岁的容闳此时虽然有心，但已无力，卧病在床。

1912年4月21日，容闳病情恶化，抢救无效，最终逝世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寓所。

我们无法猜测，容闳对于自己最终没有叶落归根是何想法。

但他的墓碑上，专门刻了一个汉字的“容”。

馒头说

说容闳是“中国海归第一人”，可能略有夸张。

在容闳之前，应该还有其他中国人留洋归来。但以从耶鲁大学毕业的资历，以及后来参与的各种大事件，容闳也应该算是第一人。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容闳的一生其实有点尴尬。

他其实早就入了美国籍，信了基督教，但是在美国，大家还是把他当作一个中国人；虽然他依旧是黑头发、黄皮肤，但在中国，大家却把他当作一个外国人。

而容闳提出的一些建议，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也确实让人有些难以接受，事实证明也不可行，比如全部照搬美国的政治和金融制度。

所以，容闳还有一个称号：中国近代史上的“边缘人”。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边缘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却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一笔。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无论是何国籍、身份，自始至终都是一位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者。

在中国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容闳从小到大到老，从留洋到洋务，从维新到革命，遭遇了诸多变化，他的认知和观念也一直在变，但有一点始终不变：他希望中国能够变好，能够变强。

因为有这个理想，容闳才愿意放弃别人眼里难得的舒适生活；也正是因为有这份信念，他才自始至终不选择放弃或逃避。

所幸，自容闳始，一代代的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像他这样怀着赤子之心的，大有人在。

当然，像容闳这样波澜壮阔的人生，可遇不可求。

在自费的前提下，出去，是一种选择，回来，也是一种选择。但无论最终如何选择，身在何方，只要心里有一份挂念，一份回忆，一份坚守，乃至愿意呐一声喊，尽一些心，出一份力，我觉得就是可贵的。

天下虽大，不忘中华，足矣。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走向革命：以容闳为中心》［雷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5期，2012年9月］

2.《容闳：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李华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3.《洋务运动中的容闳》（向衡，《同舟共进》，2018年第10期）

4.《“边缘人”的角色尴尬——容闳在晚清中国的人生境遇》（李细珠，《学术论坛》，2000年第5期）

5.《容闳：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开拓者》（李永贤，《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6.《未刊文献中所见之容闳》（吴义雄，《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7.《“近代中国寻梦人”：“留学生之父”容闳》（胡晓青，人民网，2013年9月9日）

8.《中国人留学史话》（吴霓，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11月）

9.《雷颐：当容闳遭遇太平天国》（雷颐，爱思想网站，2010年6月14日）

10.《略论容闳对美国经验的宣传与推广——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孔祥吉，《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