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教育版图上，大家常念叨的是“北清复交”。但还有一个学校的名字，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而且有不少人听到后会肃然起敬，这个名字，叫“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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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44岁的严修想办一所学校。

严修，字范孙，早年入过翰林院，后来当了贵州学政，是著名的书法家，但其实他更是一个教育家。严修一直提倡新式教育理念，主张学以致用，光绪年间科举增设的著名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皇上按他的奏请批准的。

1904年，严修去了一次日本，专门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制度，回国以后感慨万千，觉得一定要在中国也办一所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学校。

10月17日，一所中学就在天津严氏的私宅成立了，最初名叫“私立中学堂”，后来叫“敬业中学堂”，最后因为搬到一个天津乡绅捐出的面积10亩、名叫“南开洼”的地方建校，所以正式更名为“南开中学”。

严修（左）和张伯苓（右）

办学校，就一定要物色一个好校长。严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和自己一起去日本考察的同伴，认为他是不二之选。

那一年，严修的这个同伴才28岁。

他叫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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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1876年4月5日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秀才家庭。

在张伯苓15岁那年，因为家道中落，没有钱再继续读书，他就去报考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这个学堂的学生学费全免，还能一个月领四两白银。

张伯苓在学堂里一直名列前茅，并且接触了大量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但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学堂的总教习教给他们的各种闻所未闻的理念和知识，包括那句话：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这位总教习的名字，叫作严复（关于严复的故事，可以参看《历史的温度3》收录的《严复的人生，为何最终会拐个弯？》）。

张伯苓的专业是轮船驾驶，毕业那年，他的成绩是全班第一。按理，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应该到北洋舰队的船上实习一年，但张伯苓发现，整个北洋学堂的学生居然找不到一艘船可以供他们实习——那一年是1895年，北洋舰队在之前的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

最终，张伯苓等到了一艘“通济号”。这是一艘在甲午海战中幸存下来的练习船。在以下级军官的身份上船实习后，张伯苓发现整个清朝海军中都弥漫着一股沮丧的气息。在听老兵们讲述黄海大战的屈辱时，张伯苓觉得自己悲愤难平，几欲痛哭失声。

但真正让张伯苓做出自己人生第一次抉择的，还是在三年之后。

1898年7月，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那一天，张伯苓所在的“通济号”负责运送清廷官员去威海卫完成交接仪式。在交接仪式上，张伯苓目睹了日本太阳旗被降下，清朝黄龙旗升起，但随即黄龙旗又被降下，换上了英国的米字旗。

让张伯苓深受刺激的还不是这个场景。

前往参加仪式的清朝兵丁，每人穿一件破旧坎肩，前胸一个“兵”字，后背一个“勇”字。而服装的尺寸五花八门，有的上装长过腰际，有的长裤露出脚踝。清兵们个个面黄肌瘦，垂头丧气，有的人甚至后腰还别着一杆烟枪。而反观英国士兵，个个身材魁梧，穿戴整齐，步伐一致，神采飞扬，在中国的国土上，骄傲地升起自己国家的国旗。

在那一刻，张伯苓做出了和当时很多人相反的决定：

脱下军装，去做教育。

他觉得自己想通了：“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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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不久的张伯苓，很快就遇见了刚刚开始在家开私塾的严修。

这两个人的相遇，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会面。

当时严修的私塾只有5名弟子，虽是私塾，但只有半天教四书五经，还有半天教的是西学。严修最早只是想请张伯苓当英语老师，但后来发现，张伯苓擅长的远远不止英语，后来就聘他做教整个西学的老师。

虽然只有5名学生，但张伯苓教得非常认真，让这些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英文、数学、自然科学这样的科目。（在张伯苓最早教的5个孩子中，有一个叫陶孟和，他后来成了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1949年后，陶孟和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由于在孩子中的反响非常好，张伯苓很快出名了，天津一位叫王奎章的绅士，专门来请他兼职做王氏家馆的老师。

学生多起来后，张伯苓就给他们加了一门当时旧私塾根本不可能有的课：体育课。

在体育课上，张伯苓在两把太师椅椅背中间加一根长鸡毛掸，让学生们把辫子盘起，长袍撩起，一个个练起了跳高；让一个同学从另一个同学弯下腰的身体上跳过去练跳马；请木匠打造出哑铃，让同学们练肌肉；课余还带孩子们到户外去打球、跳高、跳远、骑自行车……

1904年10月17日，严家和王家各出一千两白银，建立了本文开头提到的私立中学堂，聘张伯苓为校长。第一年就有70多个学生来报名。而这一批学生中，涌现了很多人才，除了陶孟和之外，还有梅贻琦（后来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儿童，之后任清华大学校长）、喻传鉴（后获得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教育学硕士学位，协助张伯苓创办重庆南开中学）、金邦正（后来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林学硕士，担任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校的校长）等等。

到了1917年，在张伯苓的悉心运作下，南开中学已经成了在全中国都有名气的中学，学生超过了1000人，各类学科和各种基础设施都堪称国内一流。

但张伯苓想要做的，还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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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的梦想，是办一所一流的大学。

当时偌大的一个天津，只有一所北洋大学，而且只开设工科和法科，并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存在。

而张伯苓想办大学，不是说办就办，他是认真想做好这件事的。所以在1917年，他就去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留学——要办好学，自己要先学好。

那一年，张伯苓已经41岁了。

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是一所著名的学府，院长是“心理起源论”的创始人、著名的教育学家孟禄（Paul Monroe），而教授里更是有杜威（John Dewey）、克伯屈（W.H.Kilpatrick）等教育名家。尽管张伯苓已经41岁了，但却非常受欢迎，学院甚至免除了他的学费，并且给了他荣誉奖学金。

在一年多的学习时间里，张伯苓刻苦认真，并且不断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再结合自己的实践和想法，逐渐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国的教育理论。1918年年中，张伯苓觉得自己学得差不多了，而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提出愿意再给他追加奖学金，希望他留下来，张伯苓婉言谢绝。

他要学以致用，回去开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

回国之后，张伯苓和严修等人开始四处募捐，因为办私立大学最缺的就是一个“钱”字。为了钱，张伯苓四处低头求人，甚至会去求一些军阀，但他认为这不丢人：“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严修、张伯苓等在美国考察教育时的合影（前排居中为严修，右为张伯苓）

在张伯苓等人的奔走下，连黎元洪等人都纷纷解囊资助，共募得捐款近9万元。1919年，南开中学南面的空地上建起了两幢教学楼，9月初进行新生入学考试，共招得96名学生。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

大学成立之后，张伯苓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师资力量的问题。在张伯苓等人的努力下，在南开大学任教的老师名单是让当时其他所有大学羡慕的：

梅光迪（文学）、竺可桢（气象）、邱宗岳（化学）、应尚德（生物）、姜立夫（数学）、饶毓泰（物理学）、司徒月兰（英文）、蒋廷黻（历史）、薛桂轮（矿物学）、李济（人类学）、杨石先（化学）、徐谟（政治学）、萧公权（政治学）、黄钰生（心理学）、何廉（经济学）……

这些人很多都是从美国哈佛大学、克拉克大学等知名学府毕业的博士，甚至原先就已经在美国的大学担任副教授乃至教授。当时的南开大学因为是私立大学，缺乏资金，开出的教师薪金其实低于其他大学，但很多著名的学者和教授还是愿意到南开大学来任教，一是因为南开大学从不拖欠工资，二是因为南开大学的学术氛围很好，大家都专心教学和学习。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张伯苓的人格魅力。

张伯苓担任校长期间，南开大学财务状况全部公开，放在校图书馆供人随便查阅。他本人长期只领120元月薪，只相当于当时其他大学校长的1/3，而学校的不少教授月薪都达到了300元。他的公车是一辆人力车，自己不用，全校老师均可使用。他出差随身带杀虫药，因为他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馆，卫生状况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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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开大学的实力和声望迅速崛起。

当时，美国罗氏基金团（现称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员前来参观，听了一节邱宗岳先生讲的化学课，对中国大学的化学教学水平大为惊叹，立即决定为南开大学的科学馆捐款12.5万元——当时科学馆还没开建。而南开大学的理科实力当时全国闻名，也获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支持。

1922年，黄炎培曾与胡适有过谈话。黄炎培说：“怎么才能评价一个学校的好坏？那就是你我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去读书。”胡适回答：“我的子弟，我都叫他们去上南开了。”

当时的社会各界名流，从梁启超到黄兴，从黎元洪到冯玉祥，从张学良到陈寅恪，从叶圣陶到陶行知，他们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送到“南开系”去读书。因为他们信任南开的师资，更信任张伯苓的理念。

张伯苓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就是他立下的南开大学校训：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张伯苓要求南开的学生“允公”，指的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说到底，就是要将自己学习到的知识和才能，学以致用，报效祖国，奉献社会。

而“日新月异”，是要求南开的学生能够打破陈规，积极进取，不断适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共选出81名院士，其中有9人都是南开出身。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开毕业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57人。

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周恩来、曹禺、吴大猷、陈省身，都是南开大学培养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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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还要提一下的，是张伯苓对体育的态度。

事实上，张伯苓非常注重“寓教于乐”，最反感的就是“死读书”。在南开，戏剧和音乐等科目都是非常受校方重视的，而其中最受重视的，是体育。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中学在校学生不过千余名，但整个学校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和两个带有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各种体育轻重器械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专程从美国购进的最新式的全套背力器、手球、护膝等各种体育用品。

无论是南开中学还是南开大学，张伯苓规定学校必须保证每周3小时的体育课。无论男女学生，体育课课时没上满，或者测验不及格者，都不能毕业。体育课考试分笔试与术科两种。笔试是考各种运动规则，术科是考核实际运动成绩，其中男子100米的达标成绩是14秒，篮球要求1分钟投中7个球，其他如跳高、跳远、标枪、俯卧撑等项目也都有具体标准。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南开大学的篮球队是最强的，足球队也非常有名。

张伯苓认为，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和竞赛精神，书读得再好也是有欠缺的。

1932年，天津的河北体育场举行了华北运动会。当时离“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不远，看台上，南开中学学生900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小旗，哨子一响，900人顿时打出“勿忘国耻”四个大字。成千上万的观众先是愣住了，紧接着响起狂风骤雨般的掌声。掌声未断，哨子又响，“收复失土”四个大字随即出现。这时候，体育场里的中国观众很多都哭着跟着呐喊。被邀参加华北运动会的日军驻津总领事怒不可遏，愤怒退席，随即向天津政府提出抗议。

张伯苓当时是裁判长，他事后把学生领袖找来，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你们讨厌！”第二句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是：“下回还那么讨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在天津的重点轰炸目标就是南开中学和大学，全部炸毁。

张伯苓的体育情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支撑：奥运会。

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给了张伯苓第一次触动：各国平等，公平竞争。1907年，张伯苓在天津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上发表了《雅典奥运会》演说。他第一次提出：“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获奖希望甚微，但他们仍然派出选手参加奥运会。”他还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这是有记载的中国人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

1908年，张伯苓有幸观看了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四届奥运会，深受触动，回国后就在校园里向学生们介绍了奥运会的情况和理念。

也就是这一年，几个南开的学生在《天津青年》上撰文提出：

“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

这就是著名的“奥运三问”。

前两问，张伯苓都努力给出了答案。

1932年，在张学良和张伯苓等人的支持下，短跑运动员刘长春远赴洛杉矶参加了第十届奥运会，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而刘长春的报名，就是张伯苓亲自操办的。

四年后，在张伯苓等人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积极支持下，中国派出由141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前往德国柏林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会议上提出：“中国可以提出申办1952年的第十五届奥运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提出申办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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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张伯苓73岁了。

现在不少关于张伯苓的故事，会或多或少地略去他的晚年生活。

但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这个结尾，是必须要交代的。

1949年11月，陷入大败局的蒋介石专门去了一次张伯苓家，希望他能一起去台湾。但是，出于各方面原因，张伯苓拒绝了。张伯苓的孙女张媛和后来回忆，这里面有张伯苓觉得自己年事已高，想叶落归根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有人给张伯苓带来一个口信：“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飞飞”，是周恩来的笔名。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届文科学生，和张伯苓的师生情谊长达数十年。

张伯苓留了下来。

1950年4月，张伯苓由重庆飞回南京，受到了周恩来的热烈欢迎，当时的天津市市长黄敬还受命要关照好老先生。

但很快，风向就变了。

张伯苓之前担任过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还出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院长，虽然他担任职务后没多久就深居简出。此外，南开大学也在1946年被国民政府改为国立大学。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里，他作为“教育家”的身份被忽视了，而作为“国民党高官”的身份却被放大了。

1950年10月16日，也就是南开中学四十六周年校庆的前一晚，南开中学的一位老师专门来到张伯苓家，找到了他的三子张锡祚，婉转地表达了一个意思：“请老校长第二天不要去参加校庆了，可能会不方便。”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都被收为国有。

第二天早上，天空下起了细雨。张伯苓起床后，穿起雨衣后就要去南开中学——这所他一手创立的学校。张锡祚这时候说：“爸，外面下雨了，您还是别去了。”

聪明如张伯苓者，立刻体会到了儿子话中的含义。

他很快就脱下了雨衣：“好，既然下雨了，就暂时不去了吧。”

神色如常。

没几天，张伯苓的儿媳妇瞿安贵看到自己的公公站在房间内的窗前，长长叹气。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因为第二次中风，在家中溘然长逝，享年75岁。去世时，他口袋中仅有7元4角钱和两张旧戏票——钱，还是坐电车找的零钱。

张伯苓去世之后，只有天津的报纸刊登了他家人的“哀启”，其他媒体都没有做报道。

周恩来在第二天就赶来吊唁，但也没有公开报道。

张伯苓的追悼会也开得很低调，当时很多人在观察风向，连花圈也不敢送。送来花圈的，基本都是他的学生。

张伯苓的学生黄喻生念悼词，当他念到“他悲伤他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这句话时，自己也痛哭失声。

赶来的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哭着发言：“张伯苓一切都是为了南开，他当考试院院长也是因为他想把南开搞好，希望蒋介石帮助。如果张校长要做官，早就做了，南开就没有今日了！”

当时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陶孟和无所顾忌专程赶来，他哭着发言：“我们今天追悼的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他不仅是中国的教育家，而且是全人类的教育家！他为新中国准备了各种人才，并且他有许多学生是共产党员，甚至还有共产党的领导者。……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读书时张校长没要我一分钱，张校长培养了我，是我一生都无以报答的！”

张伯苓的遗愿，是希望将自己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但在当时被拒绝了，理由是“南开大学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

南开大学后来重新立起了张伯苓塑像，并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和夫人的骨灰合葬在塑像之下，让他长眠在自己最爱的这片土地里（图片来源：新浪博客“陈导的博客”）

但是，没有人会忘记张伯苓。

正如那一年，曾在南开中学教过语文的老舍，和南开的学生曹禺在美国合写的那首诗：

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馒头说

1900年，有个人写下了一篇《少年中国说》。

其中有一句，大家如今口口相传：“少年强则国强。”

写下这句话的，是梁启超。

真正去实践这句话，乃至奉献出自己一生的热血和生命的，是张伯苓。

张伯苓的一生，历尽艰辛，先后创办过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先锋楷模。

他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难免会有历史局限性，但正如他的追悼会上的悼词所言，无论如何，“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

张伯苓的一生，可以说是问心无愧。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而他所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升官、发财或者扬名，而是真真切切让这个国家更富裕、更强大，他是在用实际行动让“少年强则国强”。

如今，我们谈起教育和理念，都会说张伯苓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谈起体育和奥运，都会说张伯苓是中国的“奥运第一人”。

但是，我们也不应忘记曾走过的一些弯路，对张伯苓曾经有过的不公。

时代当然是在曲折中发展和前进的，人的观念也是。所幸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生活在过去，但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应该铭记一些人和事。

昔日少年今已强，勿忘张伯苓。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梁吉生，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

2.《严修与张伯苓共同教育事业的开创》（陈鑫，《南开大学报》，第1313期，第3版，2016年10月14日）

3.《我在南开大学的前十年（1926—1936）》（何廉，英文版《何廉回忆录》中的一章，收入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编《张伯苓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页）

4.《教育家张伯苓》（胡适，1947年）

5.《说不完的张伯苓先生》（“晋绅”，新浪博客，2013年2月4日）

6.《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雨飞，《人民日报》，2008年1月25日）

7.《鲜为人知的张伯苓追悼会》（南开大学校史网，2013年11月2日）

8.《“南开先生”张伯苓晚景凄凉》（百家号“挖历史”，摘自《故人何寂寞Ⅱ》，叶克飞著，京华出版社）

9.《民国往事之张伯苓不爱风花雪月，只为事业洒热血》（曾雅娴，一点资讯，2018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