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念 “文胆”之死

“文胆”一词,是褒义词,一般指给国家领导人撰写各种文告和讲稿的;也指为人刚正,文采斐然。但熟悉国民党历史的人都知道,一般说起国民党的“文胆”,是特指一人的。

1

1948年11月13日的早晨,秋高气爽。

蒋君章早上起床,先是打了一套太极拳,然后坐在办公桌前看报纸。

大概9点半的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打来的,催陈布雷先生快点去开会。

作为陈布雷的机要秘书,蒋君章想了想,替陈布雷请了个假。

蒋君章在后来的口述回忆录里说:布雷先生在两天前就关照我,不要让他见客。连11月12日的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他也没有参加。

但到了上午10点,陈布雷依然没有从房间里出来。

蒋君章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陈布雷一般是早上8点就起床的。


陈布雷

于是,蒋君章找来陈布雷的副官陶永标,一起想方设法弄开了陈布雷房间的门——然后,就看到了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陈布雷:

“天哪!蜡黄的脸,睁开了的眼,张大了的嘴,而枕旁边却是一封给我的信,这是我平生所遇最大的晴天霹雳。是麻木了吧,一点没有感觉,本能地立刻拉开他的被窝,抚摸他的手,是冰冷的了,又抚摸了他的脚,是僵硬的了,最后抚摸他的胸口,还有一点温暖……”

蒋君章急忙喊来包括蒋介石专用医生在内的三位大夫。几针强心剂打下去,陈布雷依然没有任何复苏迹象。在场的人都意识到了一个事实:

蒋介石最信任的“文胆”陈布雷自杀了。

2

陈布雷,原名陈训恩,浙江慈溪人——没错,是蒋介石的老乡。

1911年,也就是中国天翻地覆的那一年,21岁的陈布雷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随后实现了他的夙愿——进入上海的《天铎报》,成了一名记者。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陈布雷连写10篇《谭鄂》,按天发表,在当时上海很多报纸称武昌起义军为“逆军”的背景下,对起义进行大力的颂扬。他在文章中指出:

“鄂事成败之问题,关系吾四万万同胞之生死;鄂事万一无幸,期吾同胞无万劫回复之日。”

在那几年里,无论是在《天铎报》还是后来去《商报》担任主编,陈布雷凭借自己充满激情和预见性的评论,大力拥护辛亥革命,反对封建帝制,在上海乃至全国报界声名鹊起。

陈布雷当时对国内局势的评述和对革命的理解,得到各方面的高度欣赏:国民党方面,孙中山称他写的文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宣传革命更有成绩;共产党方面,当时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专门致函《商报》,称主笔(即陈布雷)具有“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曾在《生活》周刊上评价陈布雷:“我国现今第一流政论家。”


《天铎报》

那个时期,陈布雷的文字,立论客观,分析透彻,但同时又充满着热血激情,气势如虹。比如他在揭露袁世凯欲称帝时写过这样的句子:

“今生今世休再作此妄想,倘不死心归顺,愿提刀勒马一战耳!”

也正是因为如此,“陈布雷”这个笔名在当时名闻遐迩,人们称他为“布雷先生”乃至“布公”,清末著名的诗僧八指头陀曾赠诗曰:“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

3

1926年,盛名之下的陈布雷,被一个人看中了。

其实从1926年初开始,因为一直撰文赞扬当时代表先进力量的国民党,陈布雷就已经进入有关人士视线。那一年的11月,陈布雷的堂兄陈屺怀向陈布雷转达了一个信息:有一个人想见你。

这个人,就是当时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

蒋介石为什么要见陈布雷?因为出于形势的需要,蒋介石越来越希望自己身边能有个得力的新闻秘书。

蒋介石原来的秘书是邵力子,但邵力子已多次流露出亲共的思想,蒋介石不想用。他本来想起用当时的《商报》社长陈屺怀,但陈屺怀觉得自己比蒋介石大了一轮,做秘书不合适,于是就推荐了自己的堂弟陈布雷。

在国民党方面的再三邀请之下,陈布雷启程前往南昌,面见蒋介石——后来他才知道,那其实是一场“面试”。

那次和陈布雷一起参加“面试”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叫潘公展(时任《申报》总编辑)

面对当时已颇有威严的蒋介石,潘公展的神态举止比较拘谨,且目光闪烁。而陈布雷瘪嘴,头发蓬乱,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一点给蒋介石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随后蒋介石问了两个人一个问题:“怎么应对上海的工人运动?”

潘公展的回答是:“总司令自有妙策。”这句话答了等于没答。

而陈布雷提出的建议是:先派可靠的部队包围上海,然后再利用上海的帮会势力打头阵。

那次谈话之后,蒋介石单独留下了陈布雷,希望他在总司令部暂住一段时间。

然后,陈布雷接到了蒋介石的下一轮“面试题”:帮蒋介石起草一篇给黄埔军校学生的文章。

没多久,陈布雷就拿出了一篇《告黄埔同学书》。

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无论是文风、气势,还是文字里流露出的情感,完全符合蒋介石的要求。于是,蒋介石当即提出:希望陈布雷留下来为自己工作。

但陈布雷拒绝了——他说他的志趣不在官场,还是想回上海当记者。

蒋介石当时很不高兴,但没有强求。

1927年,蒋介石率北伐军攻克南京,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国民党都已具有“正统”的气象,这对陈布雷这样的传统文人来说,还是有影响的。

这一年,在蒋介石的再三邀请之下,陈布雷终于决定出仕——担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

但刚刚出仕的陈布雷,随即遭遇了蒋介石人生的第一次下野。为了表示与蒋介石同进退,陈布雷也同时辞去了职务。

掌握实际军权的蒋介石,在重新出山后,第一时间就邀请陈布雷再度出仕。

陈布雷在推辞了好几次后,向蒋介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的初愿,是以新闻工作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对公能有涓滴之助,机关重职,非我所能胜也。”

于是,陈布雷最终出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他的命运,终于和蒋介石,和国民党捆绑在了一起。

4

1933年,陈布雷的政治生涯迈出了关键一步。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觉得身边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于是在1933年设立了“侍从室”。


陈布雷和陈诚,堪称蒋介石一文一武两大亲信

“侍从室”是蒋介石最重要的幕僚机构,地位相当于清代的军机处。“侍从室”下辖三个处,一处主管军事和情报,三处主管人事考察,二处主管党务和政治业务——出任二处主任的,就是陈布雷。

可以说,陈布雷经此一步,成了蒋介石身边最重要的“幕僚长”。

但他的矛盾与痛苦,也由此开始。

在这个时期,最让陈布雷纠结的,就是抗日的问题。

从个人意愿来说,陈布雷当然是主张积极抗日的,但从他所处的职位而言,却必须服从蒋介石的意志:隐忍,退让,攘外先安内。

而且,陈布雷的身份特殊——他是蒋介石的笔,他必须将蒋介石的这个思路充分阐述出来,动之以情,说服众人。

1935年11月,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的外交报告交由陈布雷起草。

这是一份要表明蒋介石“暂缓抗日”意图的报告,却和陈布雷的本意相悖,几度修改之后,终于成文。

11月12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公开朗读了这篇当时著名的对日政策演说,其中那段文字,似乎能让人咀嚼出主笔人内心的艰涩:

“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作最大之努力。”

但让陈布雷感到痛苦的事,还远没有结束。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陈布雷本来是要跟随蒋介石去西安的,却因为在洛阳时生病没能同行。“西安事变”爆发后,陈布雷当时的心情不是感到庆幸,而是感到后悔——当时没能和蒋介石在一起。

但是,被张学良护送回来的蒋介石,很快给陈布雷出了一道难题:要他写一部记录“西安事变”经过的《西安半月记》。

蒋介石对陈布雷下达的要求很明确:

第一,要让世人知道张杨二人犯上作乱的狼子野心;

第二,要让世人知道自己是怎么感化张杨二人的;

第三,要让世人知道自己是怎么化险为夷的。

这就让陈布雷非常为难,因为他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犯上”的目的并不是要“篡位谋反”,而是要“逼蒋抗日”。而且,在整个记录中,只字不能提周恩来代表的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斡旋作用。

陈布雷一开始以“不熟悉事变经过”为由推辞,但蒋介石再三表示只能由他写才放心。结果这篇文章耗费了陈布雷的大量心血,却迟迟不能完稿。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陈布雷交出第一稿,蒋介石不满意,回去改了再交,蒋介石仍不满意,再改——这在陈布雷的“作文”生涯中是很罕见的。

而陈布雷的家人也罕有地见到了陈布雷发火的一幕——他枯坐在书桌前,许久不能写下一字,拿着笔在纸上乱涂一气,最终愤怒地把自己心爱的毛笔给戳断了。

两个月后,《西安半月记》附加了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终于问世,重印30余次,成为畅销书。

蒋介石本人非常满意,但不知他是否知道陈布雷所经受的折磨。陈布雷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5

真正让陈布雷“解脱”的,其实是“七七事变”。

卢沟桥事变,最终逼尽了蒋介石所有的后退余地。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讲话”:

“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而这篇讲话中最有名的那句,就是: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这篇讲话的起草人,就是陈布雷。

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抗日,这让陈布雷精神大振,斗志昂扬。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年那支“惊雷之笔”又复活了,陈布雷写了大量激励国人坚持到底、抵抗日寇的文章,如名篇《告入缅将士电稿》《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告空军将士书》《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等。

1944年9月,蒋介石在重庆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那一句流传至今的话: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这个讲话文稿是出自陈布雷之手(但可能性极大),但陈布雷自己立刻做出表率:鼓励自己的一个侄儿和两个儿子报名参军,奔赴前线。

陈布雷的文笔,确实得到了国共两党的一致认可。1941年,周恩来托人给陈布雷带话:

“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有加,但同时希望你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

陈布雷并没有正面回答这句传话,而是说:

“恩来先生我也衷心敬佩,可惜共产党里像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对决,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很快就到来了。

陈布雷重新陷入了痛苦之中。

6

按蒋介石的规划,抗战结束后的半年之内,就可以彻底消灭八路军和共产党。

作为蒋介石的幕僚长,陈布雷也是对此深信不疑的。但事实的发展过程,却出乎每一个人的意料——战争开场才打了两年多,国民党军队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国民党从上风一步步落到下风,位于神经中枢的陈布雷,全程经历,所以他所能感知到的痛苦,更甚于外人。

第一,陈布雷是切身感受到国民党的腐败的。

陈布雷做的官,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巴结他的人成千上万。但他一直衣着朴素,自己从不搞特权,家中会客室只有三张旧沙发,配给他用的汽车,从来不准家人使用。

但国民党从上到下的腐败之风,早已一发不可收拾。1943年,还在抗战时期,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悄悄塞给陈布雷一个信封,陈布雷满面通红地退还给了孔祥熙。后来有人告诉他,信封里塞的居然是一张100万元的银行本票。陈布雷当场就大叹:“腐败!腐败!”

第二,陈布雷自己心里也知道,国民党从士气上已经垮了。

1947年,陈布雷曾向自己的浙江同乡毛翼虎分析过他自己所认为的“势力”二字:

“‘势力’这个词要分开来看,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力量。按照力量来说,国民党无论是陆军,无论是空军,都远远超过共产党。但是形势的话,那很难说了,形势越来越不对了,形势变化了。”

陈布雷自己也知道,当时的人心,已经不在国民党那里了。

第三,对陈布雷打击更大的,是蒋介石对他的信心。

随着战局的恶化,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各方面工作越来越不满,其中也包括宣传工作。陈布雷曾向蒋介石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国民党的很多实际问题需要尽快改善,宣传才能取信于民,否则问题不解决,怪到宣传头上,是不公平的。

1948年初,毛泽东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摆到了蒋介石的案头上。蒋介石自己都感到,中共提出的各种策略和政策,都恰好戳到国民党的痛处。蒋介石遂召见陈布雷,表示为什么中共能有这样的文章,而国民党所谓人才一堆,却没人能写出直击共产党要害的文章?

据说那天陈布雷情绪激动,脱口而出一句话:“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写的!”

蒋介石当时一言不发,拂袖而去。

第四,陈布雷更是从自己的身上,感受到了国民党不可挽回的崩溃。

1948年7月,为了挽回已如脱缰之野马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在庐山召集新任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新任财政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人,开会商定币制改革,由中央银行发行金圆券。

陈布雷当时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以及总统国策顾问。他虽然不懂经济,一言没发,却在会后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坚持把当时中央宣传小组的100亿元法币经费存入了银行——当时有人劝他换成黄金避免贬值。

第二件事,他会后从庐山回南京途经上海时,回到家里,让夫人王允默把家中的金器、银器都整理出来,去兑换金圆券,并表示“我们要带头遵纪守法”。

于公于私,陈布雷都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最后一搏”。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陈布雷用自己家的家当兑换的金圆券,最终成了一堆废纸。而当初存在银行的100亿元法币,最后只值几千元金圆券。

这两件事也给了陈布雷很大的触动:

“国家利益被牺牲了,个人利益被牺牲了,却便宜了金融家。”

面对这些困局,陈布雷也做过挣扎,也试图劝谏蒋介石,一是争取和共产党和谈,二是拿出些具体的办法来拯救党国。

蒋介石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讲话,他说曾有人劝他,要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陈果夫和宋美龄一起拿出5亿美元来充入国库。蒋介石当时大光其火:“宋子文有什么钱,嗯!孔祥熙有什么钱,嗯!至于夫人,那就更没有钱了。所以,这个,散布这个言论,不管怎么说,只会给党国带来危害,有利于共产党!”

当时与会人士一致猜测:敢对蒋介石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只可能是陈布雷。

7

1948年11月11日,早已精神衰弱,长期失眠的陈布雷受到了“最后一击”。

那天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在会上,蒋介石宣布经济政策失败,他表示将取消“限价政策”,转而大量发行钞票,发行总额将不以20亿金圆为限。

陈布雷再没有经济知识,也知道国民党政府准备“滥印钞票”了,而这显然是一条加速灭亡的绝路。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还话中有话地说:

“各单位互不接洽,互不配合,互相拆台;党的高级干部中有人对党国前途丧失信心,未能集中精力以纾危艰;有人公开散布失败情绪,在总统府的门口竟问别人‘你有没有准备’?准备什么?准备后路还是准备投共?甚至有个别党国中坚,在此多事之秋,以国家委以的重任持敷衍、推诿的态度……”

其实,蒋介石怎会说他?但陈布雷总是在想,蒋介石是不是在针对自己。

1948年11月12日晚上,陈布雷忽然变得非常健谈,与几位秘书聊了很久,从辛亥革命一直谈到眼前局势,说完便径直上楼。

上楼前,他关照秘书:“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我想安静一下。”

“我想安静一下”,就是陈布雷留下的最后遗言。

8

在陈布雷的房间里,人们后来发现了他写的多封遗书。

他自己的遗书,是这样写的: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

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之可惜。

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

……

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太不相应了!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话说。


而他在给蒋介石的《上总统书》中写的是:


……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

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陈布雷还写了多封遗书,给朋友,给夫人,给秘书。他还特地叮嘱,自己遗留下来700元金圆券,其中拿300元给自己的副官陶永标——那个时候,300元金圆券只能买一石米了。

9

陈布雷的自杀,给蒋介石也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1948年11月14日出版的《中央日报》,在第二版以三栏长题这样报道陈布雷的死讯:


(中央社讯)陈布雷氏于昨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

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

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办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


国民党当时给出的陈布雷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

但是,深知内情的邵力子却发火了:“宣传,宣传,一生从事宣传,到后来连老命都赔了进去,还要讲宣传!”

邵力子力主将全部事实向社会公布,“警惕党人”,“警惕社会”。随后,在11月18日的《中央日报》上,国民党官方承认了陈布雷的自杀:“……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陈布雷自杀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给蒋介石,给家人,给同事写好了遗嘱,交代后事。


蒋介石率众祭拜陈布雷。后排左起第一人为李宗仁,中为何应钦,最右者为于右任

陈布雷被发现自杀后,蒋介石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虽然一言不发,但他取消了当天要参加的所有会议。

后来他曾对人说起,陈布雷给他的遗书,他“不忍卒读”,实在太伤感,说陈布雷的死,“等于砍了我的手和脚”。

11月15日,陈布雷的遗体在南京的中国殡仪馆崇敬堂进行了大殓。在大堂的正中央,高悬着蒋介石为陈布雷亲笔写的匾额:“当代完人”。

而陈布雷大殓的这一天,正是他自己的生日。

馒头说

其实,放在我面前的有三个题材供选——都和“死亡”有关。

一个是一代军阀孙传芳,他最后被自己下令斩首的人的女儿刺杀。

一个是报业大亨史量才,他最后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在路上。

这两个人一生的故事,包括最后的归宿,都有很多可写的地方。

但我却几乎没有犹豫地选择了陈布雷之死。

其实,写陈布雷的故事,挺痛苦的。因为必须从中体会一个知识分子从充满自信到迷茫彷徨,从气势如虹到悲观失望的全过程。

陈布雷的悲剧,甚至还延续到了他的子女一辈。

陈布雷有8个子女,他曾明令子女一个都不允许参与政治,所以陈布雷虽然是国民党高官,但8个子女竟然没有一个是国民党党员。

但是,没有一个政党是从来没有走过弯路的。陈布雷心爱的女儿陈琏在抗战时期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在1967年的“文革”风暴中因家庭出身受到冲击,含冤跳楼自尽(后被平反);最小的儿子陈砾也是共产党员,同样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平反(后做到《中国日报》总编辑,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而陈布雷的嫡亲长孙陈师孟,在台湾又成了当年陈水扁的得力干将,脱离了国民党,加入了民进党,大力鼓吹“台独”……

陈布雷说自己不想当官,最想做记者,但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之下,每个人都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更何况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

在陈布雷的葬礼上,他的好友,国民党的另一个理论家和“笔杆子”戴季陶号啕大哭,说不理解陈布雷为何要选择走轻生这一条路。

三个月后,戴季陶于广州服安眠药自杀。

唉,百无一用是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