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念 陈公博——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不忘初心”,这句话只有四个字。但真的要做到,却又何其难,何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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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10月19日,广州北门的陈府张灯结彩,鞭炮连天。

陈府的主人叫陈志美。他可不是一般人,是清朝的广西提督,堂堂从一品的大官。

而陈志美之所以要庆祝,是因为这一天,他以60岁的高龄喜得贵子。

他给这个宝贝儿子起名叫“陈公博”。

虽然是老年得子,又家境富裕,但陈志美对这个儿子倒也不娇惯,从小就对他进行严格的教育,而令他感到宽慰的是,这个儿子对读书也有极大的兴趣。

事实上,除了必读的“四书五经”之外,陈公博童年最钟情的是小说。不过陈公博看小说,会在看完之后举一反三,再去找正史看。比如他迷上《三国演义》,就会再去看《三国志》印证;看完《隋唐演义》,就会去看《新唐书》《旧唐书》;看完《说岳全传》,就会再去翻《宋史》。


陈公博

应该说,陈公博从小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国学和文学底子,这也使得他之后以“一支笔”而闻名。

而作为父亲的陈志美,除了在读书方面对儿子进行刻意培养之外,还有一点也对陈公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革命。

陈志美是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才官拜广西提督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看到了清廷的腐败无能。在晚年,陈志美是非常同情甚至倾向“造反”的。他甚至将原来的部下化作“会党”,真刀真枪谋划过一次“起义”,但最终起义失败,陈志美自首揽下全部责任,最后凭借各种关系保下了脑袋,被判终身监禁,但家产充公,陈家家道从此中落。

在父亲的影响下,年幼的陈公博也在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而且,他的理想比父亲更进一步:不是换个皇帝,而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

2

年轻有才的陈公博,可谓生逢其时。

1917年,25岁的陈公博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彼时的北大校长是蔡元培,学校风气开放,名师云集,各种先进的学术思想交汇,让陈公博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毕业后的陈公博回到老家广州担任法政学校的教授,此时更是觉得风云激荡:从清末开始,广州就一直是革命的中心地带,而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又回到广州主政,再次让广州成为革命中心。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刚刚结束,各种民主思潮波涛汹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已被一部分中国人熟悉并接受——其中就包括陈公博。

当时的陈公博感觉广东的报纸文字粗鄙,思想平庸,于是大笔一挥,自任总编辑,办了一张《广东群报》。陈公博才华横溢,写的文章又针砭时弊,贴近社会,再加上宣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让人耳目一新,所以《广东群报》当时轰动广东,一时洛阳纸贵。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公博被陈独秀看中,被任命为中共广州党支部的宣传委员(书记是谭平山)。担任宣传委员后的陈公博开辟了多个专栏,在《广东群报》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还开办“宣传员养成所”,培养了大批年轻革命骨干。

因为工作出色,1921年7月23日,陈公博作为广州支部的代表,带上自己的新婚妻子李励庄,以“度蜜月”之名,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了当时出席会议的13个人之一。

在这次大会上,因为政党初建,从各地来的代表互相交流乃至互有争论。这本属正常的场景却让陈公博感到颇为失望(他后来回忆说,觉得张国焘太盛气凌人),再加上他极力反对大会提出的“共产党员不能去资产阶级的政府里做官或成为议员”的规定,所以在会上他就似乎觉得有点“心灰意冷”。

7月30日晚,大家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闯入了一个法租界的密探,会议顿时中止,大家四处分散。而陈公博是留在屋子里的,受到了后来闻讯赶来的法租界警察的盘问,心中更是惊恐。

当晚回到旅馆,陈公博就和妻子商议,准备打退堂鼓。巧合的是,当晚陈公博下榻的旅馆房间隔壁,正好发生了一起枪杀案。虽然事后证明这是一起情杀,但又把陈公博吓得不轻,他与妻子将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在房间内焚毁,然后匆匆退房。

当中共一大代表决定转移到嘉兴继续开会的时候,陈公博告诉大家,他和妻子要去杭州,就不再去嘉兴开会了。

原本在各代表心目中是一个新起点的中共一大,却成了陈公博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自从中共一大之后,他对共产主义就失去了兴趣。

回到广州后,他与党组织渐行渐远。在后来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后,陈公博在党组织已经明确表态支持孙中山的前提下,发表文章支持陈炯明,更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1922年底,陈公博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去美国留学。

而在去留学前,他发表了声明,决定进行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转弯:脱离中国共产党。

3

陈公博去美国留学,倒也真的是想好好读书的。

陈公博读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第一年,他依旧埋首研究马克思主义元典,第二年,开始攻读美国的经济。在勤工俭学的过程中,陈公博接触了美国的底层社会,进而对英美的社会制度也产生了反感。

他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但也不认同英美的经济理论,当时的他相信,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

1925年初,陈公博顺利读完硕士,想继续读博士,无奈囊中羞涩,就向自己的故友,当时已担任广东省省长的廖仲恺求助。但廖仲恺的回复是:给钱读书,不干!给钱回国,可以!因为现在国内革命正是用人之际。

陈公博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他还把中共一大的纲领写到了自己的毕业论文中。他在论文里面否定了共产主义,但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胜利。”

无奈之下,陈公博只能放弃学业回国。

回到广东后不久,廖仲恺就找他面谈,劝他从政。于是,陈公博在脱离共产党三年后,加入了国民党,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二次转弯。

刚刚入党,陈公博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书记。如此年轻、如此资历就能坐到如此高位,陈公博认为这是廖仲恺对他的赏识。但1925年8月20日,身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廖仲恺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公然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举国哗然。

廖仲恺去世后,陈公博本以为自己失去了靠山。但是,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公博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农工厅厅长,接着又出任中央农民部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1926年1月,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跃进入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

如此迅速高升的背后,是陈公博找到了一直在背后真正“撑”他的人。

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4

汪精卫其实在1919年就注意到了当时27岁的陈公博。

那一年,陈公博写了一篇叫《督军问题》的文章,全文两万多字,痛斥当时“督军”制度的危害,并提出了一系列整改措施,让当时的汪精卫和廖仲恺眼前一亮。

汪精卫很欣赏陈公博的才华,所以对加入国民党后的陈公博一路提拔,一直试图让他成为“自己人”。而从小爱看各种忠君和侠义小说的陈公博,也一直将汪精卫的“知遇之恩”铭记在心——“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主而从”,陈公博已经将汪精卫视为自己的“明主”。

当然,陈公博当时明面上要“效忠”的人不是汪精卫,而是蒋介石。

蒋介石一度也很欣赏陈公博的才华。北伐战争期间,陈公博是作为重要随员跟着蒋介石北上的。在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迁往南昌后,他还把江西省政务委员会主任的重要位置交给了陈公博。在“迁都南昌”的问题上,蒋介石也采取了陈公博“韬光养晦”的策略,服从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并委任陈公博为组织部代理部长,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

但是,1927年4月的“宁汉分裂”一发生,陈公博就迅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跟随汪精卫到了武汉。虽然不久后“宁汉合流”,汪精卫和蒋介石重新走到了一起,但是陈公博已经完全表明了态度,自此成为汪精卫最坚定的支持者。在后来的“国民党改组”等事件中,陈公博在很多事情上都惹恼了蒋介石。

但蒋介石自己也知道,他已无力争取陈公博,因为他已经完全是汪精卫的人了。

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了1931年9月18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部的各个党派斗争暂时都平息了下来,而两股最大势力的代表,汪精卫和蒋介石也开始了至少是表面上的合作。

日本人的入侵改变了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发展趋势,也改变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人的命运。

当然,也改变了陈公博。

5

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陈公博和汪精卫其实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抗战”,陈公博和汪精卫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坚决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在“一·二八抗战”期间,陈公博还和李济深一起,带着刚造好的10万颗手榴弹到上海,鼓舞十九路军一定要抵抗到底。

但到了1933年的“长城抗战”期间,汪陈两人的思想都开始发生变化。

当时刚刚就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派陈公博为代表,前往古北口抗战一线慰问部队。陈公博在前线碰到了一个幸存的伤兵,伤兵告诉他,他所在的连队有100多个人,只有3个人活了下来:“我们很多弟兄根本没见到日本鬼子的影子,直接就被他们的飞机给炸死了。”

日军强悍的战斗力给陈公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汪精卫也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了中日当时在国力和军力上的差距,两个人在这一点上相互认同、相互影响:中国肯定打不过日本,要找一条“和平”的道路。

自那以后,陈公博和汪精卫一起,从当初的“主战派”转为了“主和派”,认为“中日问题,用军事难以解决,应该走外交途径”。

但是,汪精卫最终走出的那一步,大大出乎陈公博的意料。

1938年11月,陈公博正在成都训练党员,忽然接到了汪精卫的电报,要他到重庆去一次,“有要事相商”。陈公博赶到重庆的汪公馆后,汪精卫直截了当告诉他:已经和日本和谈,即将离开重庆。

陈公博大惊失色,继而大力反对。

据陈公博后来自己的回忆,当时他的意见是:第一,国民党好不容易统一,不能再分裂;第二,对外问题应该保持一致,即便要求和,也要保持一致;第三,日本人出尔反尔,是没有诚意的。

两人从早上辩论到中午,吃过午饭再辩,整整一天下来,陈公博也无法说服汪精卫。

到了12月,汪精卫的心意更决,再次电召陈公博面谈,称“中国已经无力再战”,并提出已与日本的近卫内阁达成五点一致: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五、互相不赔款。中国如果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

陈公博对前三条都不同意,认为这等于是把满洲、内蒙古和华北都丢了。但他还是无法说服汪精卫,两人又争辩了起来。这时,坐在一边的汪精卫老婆陈璧君对陈公博说了一句:“你反对,那你做你的蒋介石的官去!”

这句话戳中了陈公博的痛处。他回家后反复思考,认为汪精卫若真走,自己留在重庆也将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甚至被认为是留下来的“眼线”。

1938年12月中旬,陈公博最终随着汪精卫来到了越南河内,但他临走前给蒋介石留了口信,说自己将竭尽所能阻止汪精卫投敌。

但汪精卫已经在这条路上一路狂奔不回头,经河内到香港,准备公开发表声明投敌。在这个过程中,陈公博表现出了非常矛盾的两面性。

一方面,他称自己要照顾病重老母,一概不参加汪精卫和日本的任何谈判,并且还和汪的另两个亲信高宗武和陶希圣一起去做过最后努力,试图劝阻汪精卫。

但另一方面,他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脱离汪精卫。1940年1月,高宗武和陶希圣在最后时刻“反水”,通过《大公报》公布了汪日密约的条款,举国哗然,骂声一片。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公博依然无法做出最后的决断。

最终,在汪精卫的不断劝说下,陈公博进行了影响自己人生的最大一个转弯:加入汪伪政府。

陈璧君在得知陈公博终于愿意出山后,赞道:“公博在香港陪母亲是孝子,到了紧急关头就马上归队,忠心耿耿,真是忠臣。”

这“忠臣”二字,不知从何说起。

6

毫无疑问,陈公博立刻就成了汪精卫最看重的“二号人物”。

在汪伪政权里,陈公博担任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重要职务,参与了汪伪政权的每一项重要决策,在1940年10月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暗杀后,他还接过了这个职务。

根据当时打入汪伪政府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时雨后来回忆,陈公博做事很认真,事无巨细都会过问,能拍板当场就拍板,绝不拖拉,而且一干活就是从早上干到大半夜。他对下属也出手阔绰,给手下处长一级的重要官员,都是7到10根金条,配别墅和汽车。


陈公博陪汪精卫出访日本,和东条英机在一起

陈公博总是和下属一再强调:“我们一定要在上海搞一个廉洁政府,日本人现在说蒋介石是贪污政府,我们一定要让日本人看清,我们不是蒋介石那一套!”

但是,陈公博首先自己就做不到。

他把自己的秘书莫国康(其实为他的情妇)的弟弟莫雅德安排做亲信委员会的封锁管理处处长,管禁运毒品,收税收粮,贪污腐败;把盛宣怀的侄子盛文颐委派为上海禁烟局局长,面禁暗卖,敛财无数。

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权里的人其实已经魂不守舍了——他们绝非蠢人,不然不会两面骑墙;也正是因为他们绝非蠢人,所以心里都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这一点,陈公博自己又何尝不清楚?


前呼后拥的陈公博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一时之间,汪伪政府上下人心惶惶。

1945年1月,陈公博作为“二把手”,接替汪精卫,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这个“代”字,是陈公博坚持要求加上去的。此时此刻,陈公博开始整顿整个汪伪政府的财政和军队,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并非准备继承汪精卫的“遗志”,而是制订了一个“K计划”,试图以保证上海和南京完整交给重庆政府而不交给共产党为条件,开始和蒋介石联络。但是,早已和周佛海取得联系的蒋介石,根本没有给他任何回应。

就在陈公博怀着矛盾的心情继续主持汪伪政府工作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7

1945年8月25日清晨,陈公博带着妻子等人飞往日本。

在此之前,陈公博曾通过杜月笙联系蒋介石,希望得到宽恕,但没有任何回音。知道情况不妙的陈公博随即收拾好家当,带着家人前往日本京都——陈公博化名为“东山公子”,妻子化名为“东山文子”,最终住到了京都郊外的金阁寺。

日本政府的打算是让陈公博这样长期隐居日本。但是蒋介石政府坚持向日本要人。情急之下,日本方面甚至通过小报炮制过假新闻:陈公博开枪自杀身亡。但中国方面态度坚决:如果自杀,需要由中国方面开棺验尸。

无奈之下,连自己战犯都保不住的日本政府,只能将陈公博引渡回中国。

陈公博被引渡回国后,先是被关在南京宁海路军统临时看守所,独自一间。吃饭有人送,但马桶要自己倒,且是和其他犯人一起。没多久,陈公博向卫兵司令请求,说好歹自己担任过国民政府代主席,还是希望能给点面子。于是,他被获准每天可以提前或拖后单独倒马桶。

在被关押期间,陈公博要来纸笔,写了长达3万字的《八年来的回顾》,里面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同时竭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但是,陈公博发现这一切其实都是徒劳的。他很快与陈璧君等人一起,被转到了苏州高等法院狮子口监狱看守所——陈公博知道自己活下来的机会不大了,因为这是专门关押重刑犯的地方。

1946年4月5日下午,公审陈公博。

尽管他与法官当庭抗辩了很久,试图证明自己无罪,但法官在一周后的宣判却简单有力:

“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之生活费外,予以没收。”

1946年6月3日早晨,陈公博的单人牢房里忽然走进了几名法警。陈公博顿时知道,他的最后期限到了。


陈公博在法庭上

陈公博要求去和关押在隔壁房间的陈璧君告别。见到陈璧君,他拿出一把小茶壶递给她:“夫人,我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这把茶壶送您,权作留下纪念吧。”他还要求给蒋介石再写一封信,信中再三叮嘱一定要对付共产党,不过写到一半,自觉无用,又搁笔不写了。

临行前,陈公博走在前,执行法警走在后。陈公博还再三叮嘱:“麻烦待会打好一点,不要太破相。”到了行刑地点,他问:“站到哪里?”话音未落,法警抬手就是一枪。

子弹从陈公博后脑入,右颊出,当场毙命。

家人于一天后取回遗体,先在苏州匆匆安葬,后移到上海某公墓,连墓碑都没敢立。

馒头说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这个题目,其实适合不少汉奸。

汪精卫难道不适合吗?当年可是因“引刀成一快”而名满天下的英雄。褚民谊不适合吗?当初与蔡元培等人在法国支持中国爱国留学生,堂堂医学博士。周佛海不适合吗?当年也是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之一。

但最终,他们都晚节不保。

分析他们思想转变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比如性格问题,汪精卫优柔寡断,陈公博愚昧忠心。比如判断能力,汪精卫和陈公博都只看到了日本人当时强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人坚韧的一面。

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也非常重要,就是他们的欲望。

汪精卫一直以孙中山正统传人自居,但在国民党内却始终被蒋介石压一头,长期郁郁不得志,动不动就撂挑子不干。他最终投靠日本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希望能证明自己的能力,用权力来证明。

陈公博虽然当初力劝汪精卫,但陈璧君一句“你做你的蒋介石的官去!”还是触动了他。汪精卫一走,他有什么官可当?要当官,只能跟着汪精卫。

据传,法警最后去陈公博牢房带人的时候,陈公博正在写一副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这句后来经人考证是模仿林则徐等前人的话,意思是希望当局能以一种宽容的气度来对待他们这些并非“民族罪人”的人。

然而,这些人一直挂在嘴边的“君行其易,我行其难”或者“我是为了避免更多的牺牲,为中国保留更多的种子和希望”,是真的出于无私的爱国心吗?

呵呵,他们自己心里恐怕是最清楚的。

所以,对于这批汉奸,我们可以感慨他们的一生,反思他们的转变,但这地,不能洗,也没法洗。

汉奸,就是汉奸。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沉浮录》(苗体君、窦春芳,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7年3月14日)

2.《汪伪巨奸印象》(李时雨口述,张德旺整理,《百年潮》,2005年第3期)

3.《汉奸陈公博被枪决前写给蒋介石的自白书》(凤凰网,2009年4月16日)

4.《“乱世能臣”陈公博》(石源华,团结出版社,2008年12月)

5.《陈公博的诡谲人生》(王海龙,《羊城晚报》,2011年6月11日)

6.《陈公博:最不应是汉奸的汉奸》(球圆字方,搜狐历史,2017年12月26日)

7.《信仰路上的忠诚与背叛——中共一大代表的不同人生路》(张鹏、鲍华东,微信公众号“国防参考”,2016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