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代史，中国和日本的各种纠葛，很难离开一个地区，那就是朝鲜半岛。

1

关于这个政变的故事，要先从朝鲜的一个条约、一位王妃和一次兵变说起。

一个条约，指的是《江华条约》。

1875年，以日本“云扬”号为首的三艘军舰侵入朝鲜的釜山、江华岛一带，引起朝鲜士兵的反抗。最终日军获胜，签下了打开朝鲜门户的《江华条约》。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帝国在这次事件上态度暧昧，这无疑给早就觊觎朝鲜半岛的日本增强了信心。

一位王妃，指的是当时掌握权力的朝鲜闵王妃，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皇后。

1864年，朝鲜国王李昪去世，由于没有子嗣，身为王室旁支的李熙继承了王位。当时李熙才12岁，所以就由他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大院君摄政10年，品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在自己儿子22岁的时候也不愿交出权力了。但这时候，性格懦弱的李熙其实已经完全听妻子闵妃的指挥了——朝鲜政坛最高权力的角逐，成了大院君和闵妃的角力。（闵妃其实是大院君自己选给儿子的。）

一场兵变，指的是1882年的“壬午兵变”。

大院君和闵妃两派的权力斗争，其实在1873年就分出了结果——闵妃通过一场宫廷政变取得了权力，大院君被迫交出了权力。相对来说，大院君一方非常传统，不愿做任何变革，倾向清朝一些，而闵妃一方因为要巩固自己的政权，摆出了愿意改革的开明姿态，当时和已经进入“明治维新”的日本走得比较近。但是，整个闵妃集团在执政期间其实并无改革之意，且贪污腐败，民愤四起，大院君一直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朝鲜高宗李熙画像

终于，1882年7月，因为大院君负责发饷的“旧军”与闵妃发饷的“日式新军”（日本人担任教官）待遇差别过大，再加上一直积压的“仇日”情绪，“旧军”的部队发生哗变，聚事的士兵和民众焚毁了日本公使馆，并杀了一批日本人。

当时闵妃的手下逮捕了一批闹事的士兵，大院君抓住这个机会，传出风声说是闵妃背地里勾结日本人，开始鼓动朝鲜民众“排日”，进而派兵捕杀以闵妃为代表的“后党”，闵妃化装成宫女才逃了出来。

消息一出，立刻给了日本机会。日本决定向朝鲜派兵，签订新的条约以扩大在朝鲜的权益。但这一次，清廷也反应神速，同样立刻派兵进入了朝鲜。由于闵妃在逃亡途中指示在天津的亲信向清廷求救输诚，所以清廷在权衡了两边利弊之后，决定扶植本来就是正统，且手里还有朝鲜国王李熙的闵妃集团。

闵妃画像

“壬午兵变”的最终结果是，带兵入朝平乱的清朝提督吴长庆在宴请大院君时将他一举擒获，送到中国国内软禁，清政府全面支持闵妃集团。

经此一变，闵妃集团自然大大感激中国，而作为宗主国，中国的势力在朝鲜得到了全面加强，基本上控制了朝鲜的外交和海关等各方面重要事务。

但是，故事讲到这里，还只是一个交代背景的开头。

（关于李熙和闵妃的故事，可参看后文《朝鲜最后一个国王》。）

2

现在，轮到这场政变的主角之一，朝鲜的“开化党”登场了。

朝鲜的开化党大致形成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化党”这个称呼其实是日本人给的，是“由野蛮进入文明的状态”之意。

彼时，朝鲜国门被迫打开，虽然相对于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来说，朝鲜人“睁眼看世界”已经晚了，但还是涌现了一批希望能够通过改革改变国运的人。这批人主要是由朝鲜的青年贵族子弟组成，他们的家庭有足够的财力送他们东渡日本进行参观考察。这批贵族子弟到了日本后，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新气象和新发展，感触颇深。再比较也在进行“洋务运动”的中国，这批贵族子弟觉得学习日本是正确的方向。

这批人慢慢聚集在了一起，就有了统一的称谓——开化党。他们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对内进行社会改革，对外脱离清朝的宗主统治，依靠日本的力量，让朝鲜成为“亚洲的法兰西”。

事实上，闵妃集团一开始也被日本人统一称为“开化党”。由于“壬午兵变”驱逐了大院君的极端保守势力，开化党一度以为到了可以大展身手的时候。但他们很快发现，闵妃集团只是打着“开化”的名义，其实根本不愿意进行任何变革。时间一长，开化党也分裂了：以闵妃集团为代表的人成了“事大党”（来自中国儒学观点，指实力悬殊的时候，小国应该侍奉大国以保安全，就是要效忠中国），而以金玉均为首的一批人为“激进开化党”，要求通过强烈变革乃至暴力革命，从中国倒向日本。还有一派中间派称为“稳健开化党”，他们认为应该改革，但不要破坏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激进开化党代表人物金玉均

于是，朝鲜政坛就在这样内忧外患、暗流涌动的环境下进入1884年。

这一年，是甲申年。

激进开化党觉得自己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

3

1884年，中法战争全面爆发。

这一年的8月，法国舰队突袭马尾港，大清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南方战事吃紧，原来以6个营3000人驻守朝鲜的吴长庆率一半部队回国增援，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兵力削弱。

另一方面，由于慈禧太后在这一年发动了“甲申易枢”，换下了一直主张软禁大院君的恭亲王奕䜣，使得在朝鲜掌权的闵妃心中存疑，觉得清廷可能要放回大院君，朝中双方发生了猜疑。

在这个当口，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等人为首的开化党人，决定趁此机会动手，铲除清朝在朝鲜的势力，推动朝鲜改革。

首先，金玉均带人频繁拜访高宗李熙，告诉他中法之战中国必败无疑，此时机千载难逢。权力不是捏在父亲就是捏在妻子手里的高宗被说动了，给了金玉均一封密函，类似“衣带诏”，授予金玉均带人起事的权力，希望借此机会亲政。

随后，开化党人就做了一系列安排，包括成立“忠义契”敢死队，准备刺杀事大党的大臣等。万事俱备之后，金玉均知道还有最关键的一环没有去做。

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

那就是日本人的帮助。

开化党人试图清除在朝鲜的中国势力，当然正中日本下怀。但鉴于当时日本自视国力还不能与中国抗衡，所以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做了两份方案汇报国内：甲方案为开化党起事后日军出动配合，击退清军；乙方案为袖手旁观。

当时，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日本政坛高层认为时机未到，先不要招惹中国，所以下令竹添不要让日方参与此事。但由于来往信函需要时间，在等待命令的过程中，怀着一个“帝国梦”的竹添进一郎和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样，擅自决定选择了甲方案。

按照计划，开化党人将在12月4日晚上借汉城邮政局落成典礼之机，由开化党成员、邮政局总办洪英植出面邀请一批事大党骨干和清朝驻朝鲜官员，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去别处放火吸引客人注意力，然后将他们全部围捕猎杀；另一路去王宫告诉国王和王妃是清军作乱，将他们挟持到易守难攻的景佑宫，逼迫国王宣布改革。

开化党人全程都算计得颇好，但他们低估了这起事件的另一个主角——中国的能力。

确切地说，是低估了一个中国人的能力。

4

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的伯父袁保庆和吴长庆关系非常好，所以袁世凯也被托付给了吴长庆，随吴入朝。在朝鲜期间，当时才20岁出头的袁世凯精明干练，遇事果敢，给吴长庆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初在要软禁大院君的宴席上，吴长庆一度不忍心下手，还是袁世凯敦促动手，把大院君推入轿子带走的。

在吴长庆率一半兵力回国增援之后，袁世凯就留在了朝鲜。他其实当时已经从种种蛛丝马迹中嗅到了开化党要动手的苗头，甚至还写信给国内的李鸿章汇报，说如果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回到朝鲜，短期内肯定会有大事发生。

12月4日的邮政局晚宴，开化党人的请柬也送到了袁世凯这里，但袁世凯一打听，听说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称病不去，当即也决定找借口不去。

袁世凯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当天晚上，政变果然发生了。

尽管出现了一些波折，但是开化党人基本上还是实现了他们的目标：放了火，杀伤了几个事大党的大臣，然后连哄带骗把高宗和闵妃等人拉到了景佑宫，汇合了竹添进一郎率领的200名增援日军，将宫殿守卫得严严实实。随后金玉均假借高宗之名召集一批事大党的核心大臣入宫，派埋伏的刺客来一个杀一个。

一开始高宗和闵妃还有一些怀疑和犹豫，但金玉均在关键时刻当着大家的面手刃了几个声称“外面并无变故”的事大党重要大臣，其中包括高宗最宠幸的大臣柳在贤，宫内已经无人敢反抗开化党人。

这时候，唯一能改变局势的，就只有驻朝的清军了。

12月4日那天晚上，代表中方去赴邮政局“鸿门宴”的是清朝驻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他从邮政局逃出后回到公署，立刻将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袁世凯当即就带了200名士兵前往邮政局，发现无人。随后找到了在事变中被砍伤的事大党大臣闵泳翊（闵妃的侄子），这才知道果然发生了政变。

当时袁世凯考虑到宫内有日军驻扎，为避免引起冲突，于是同驻防营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一起联名致书高宗，请求允许派清军入宫护卫。但信都被交到了挟持高宗的金玉均手里，他都以高宗的名义一口回绝。

此时，宫内的局势正在按照开化党人的计划顺利进行。

1884年12月6日，开化党公布了清洗事大党后的新政府官员名单，并颁发了14条政纲，宣布进行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要求清政府释放大院君回国，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打破门阀制度，登用人才，四民平等，惩处奸吏，革罢冗官，改革租税，整编军队，限制国王和宫廷的权力，等等。

应该说，这套施政纲领还是反映出朝鲜迫切需要与世界强国接轨的愿望。但问题在于，由于开化党长期形成于宫廷和贵族阶层，并没有群众基础，朝鲜的普通百姓很少有人理解并拥护这些改革，而这些限制王权和收拢财权的措施，本质上也是为高宗和闵妃所反对的。

不过，由于当时高宗自己被控制在开化党手中，所以还是在这一天接受了来自日本、英国、德国和美国公使的觐见，表示改革总是需要发生一些大事才能成功。

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开化党的“甲申政变”已经大功告成。

但是，也就是在这个当口，清朝军队出动了。

5

12月5日整整一天，袁世凯其实都在做准备。

当时，中朝之间的公文都要靠北洋水师的兵船送到天津的北洋衙门。朝鲜发生如此大事，如果按常规请示到北京的清廷最高层，至少要几天时间——如果等北京的回复再到朝鲜，肯定大局已定。

这时候，驻扎在朝鲜的清军将领内部发生了分歧。吴兆有和张光前两个将领都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能轻举妄动。陈树棠也转达了美、英、德三国公使的意见：劝清军不要行动。朝鲜的大臣金允植也发来劝告：高宗在开化党人和日本人手里，不要弄伤了他。

唯一坚持速战速决的人，只有袁世凯。

金允植是当时朝鲜“稳健开化派”的代表之一，赞成改革，但主张“东道西器”，和中国的“中体西用”类似。“激进开化派”没有得到“稳健开化派”的支持，是一大失策

虽然袁世凯当时在驻朝清军中只是一个后勤主管，但他一直深受吴长庆信任，见识也确实比吴张二人更高，再加上他在汉城一直广结人脉，所以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经过一番争论，清军将领会谈的结果是，清军暂不出动，派人向在国内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紧急汇报。

但是，从下午开始，袁世凯就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袁世凯先要解决部队问题，于是联络了由他自己编练的朝鲜亲卫军的左营和右营，向他们发放了600两上等成色的黄金，秘密约定准备进宫护驾。

然后，他要解决“师出有名”的问题。他又联络了朝鲜右议政沈舜泽，要他写封信过来。沈舜泽立刻以朝鲜政府的名义写了一封给清军的信，请求他们出兵镇压开化党，解救国王。

这时候，在景佑宫的开化党人内部也开始出现了问题。

当时开化党人漏杀了一个事大党的大臣沈相薰，他将开化党人杀害闵台镐、闵泳穆等六名大臣的事写成一封密信，放在御膳的底部，送到了被软禁的闵妃手里。闵台镐、闵泳穆都是闵妃的族人亲信，闵妃顿时怒火中烧，立刻怂恿高宗搬回不易防守的昌德宫，并利用宫女出宫带信，让自己的亲信迅速与清军取得联系，让他们杀进宫来救驾。

收到消息的袁世凯更加坚定了决心，通报了吴兆有和张光前，表示自己将带兵入宫，并且做出承诺：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绝不牵连诸位。

众人点头之后，袁世凯立刻率一营清军官兵和之前约定好的朝鲜亲卫军左、右营赶赴昌德宫。

6

12月6日下午3点，袁世凯率清军和朝鲜亲卫军共2000余人抵达昌德宫敦化门。

刚入宫门，开化党“忠义契”和日军就开始猛烈射击，清军随即还击，袁世凯主攻中路，吴兆有从左门带兵包抄，双方立刻展开激战。守军方面除了开化党和日军之外，还有一批朝鲜士兵。但之前这批士兵都是袁世凯督导训练的，所以一看到袁世凯，很多人立刻倒戈加入了清军一方。由于“忠义契”人数较少，清军的战斗对象主要就是日军。

在战斗中，袁世凯身先士卒，毫无惧色地踏尸前进。日军在气势上首先就输了一筹，再加上人数处于劣势，渐渐落入下风，越战越退，最后陷入溃败。

此时的闵妃一行已经逃入城北的关帝庙躲藏，而金玉均要求高宗一起前往仁川搭船去日本，高宗坚决不肯。在劝说期间，驻日公使竹添进一郎打起了退堂鼓，准备自己带日军先行撤退。事实上，竹添进一郎在这一天也收到了国内发来的不要招惹中国的指令，是金玉均承诺向日本借款300万元，以聘请日本人为军事顾问和财政顾问为条件，他才勉强答应留下的。如今日军已经溃败，竹添当然要撤回日本使馆。临行前，竹添安慰金玉均：清廷无理出兵，侮辱我们两国，我国肯定会以武相待！

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在苦求无果之后，思虑再三，决定让高宗也去关帝庙，而自己随竹添去日本使馆避难——这也就等于承认政变失败了。

12月7日一早，已经被袁世凯接到军营的高宗再一次召见各国使节，推翻了之前自己说的话，说他受金玉均等开化党人的挟持，这次事件是一次“叛乱”，所幸在清军的帮助下，叛乱已经被平定了。

这时候，汉城的大街小巷也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场面：得胜回营的清军一路上受到了朝鲜百姓载歌载舞的欢迎和拥戴；而另一方面，在城中的日本人则被朝鲜人追杀，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各有死伤。

开化党人金玉均的宅邸被老百姓焚毁，日本使馆被朝鲜人围攻，导致竹添进一郎只能焚毁使馆，带着金玉均等9名开化党人易服逃往仁川日本使馆，最终坐船再逃回日本。

7

一场维持三日的政变就此落幕，但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12月10日，高宗一行返回宫中，将所有责任都推到开化党人身上，并开始大清洗，将朝廷内外的开化党人拘捕并杀害，连亲属中的妇女孩子也不放过。朝鲜的政权再一次落入闵妃集团手中，开化党从此烟消云散。

在政变中吃了暗亏的日本不敢招惹中国，只能再度勒索朝鲜，在1885年同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要朝鲜谢罪、赔款、逞凶，并向朝鲜增兵。1885年4月，伊藤博文和李鸿章订立《中日天津条约》，凭借强硬的外交手腕规定中日两国如果出兵朝鲜必须互相通知，这等于提高了日本在朝鲜的地位。

《中日天津条约》

清朝看似是这次政变的最大受益方，在朝鲜作为宗主国的权益大大增强，但因为不敢进一步招惹日本，在外交上其实输了一筹。不过作为个人，在平定政变过程中立下大功的袁世凯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进入清廷高层尤其是李鸿章的视线。袁世凯在政变后被封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可以随意出入王宫，俨然成了朝鲜的“太上皇”。

这次政变虽然只持续了三天，但对三个国家而言，影响绝不止于此。

对朝鲜来说，虽然开化党的政策在当时不被民众理解，但毕竟折射出朝鲜的民族独立意识已经开始觉醒，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愿望已经萌芽。

而对中日两国来说，双方再一次认识到朝鲜半岛必然会是两国之间起摩擦的导火索。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和日本的迅速崛起，两个国家不可避免还会在这个半岛上再起冲突。

果然，十年之后，又起风波。

只是那一次，胜负逆转。

馒头说

先说说文中两个人的命运结局。

一个是闵妃。

闵妃在“甲申政变”平息后重新获得大权，但在十年之后的甲午战争中，因清朝落败，被迫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利而再度失势。非常仇恨日本势力的闵妃随后又尝试与俄国势力结盟以赶走日本人，最终引发了日本人的杀意。在1895年的“乙未事变”中，日本人公然杀入朝鲜王宫，抓出闵妃后肆意凌辱，最后杀人焚尸，将其骨灰倒入池塘。一代王妃，最终尸骨无存。

另一个是金玉均。

金玉均流亡日本后改名岩田周作，靠日本政府资助生活。但随着日本在朝鲜地位的提高，他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再加上金玉均一直在酝酿反攻朝鲜，日本政府渐渐把金玉均看成了一个包袱，一度将金玉均流放到小笠原群岛，后又安置到北海道的札幌，每个月只给几十元的生活费。对日本彻底失望的金玉均又转而希望联络清朝的李鸿章，商量“中日朝联合抵抗欧美”，结果在1894年3月抵达上海欲会晤李鸿章儿子时，被朝鲜派来的刺客暗杀于旅社，尸体被引渡回朝鲜，遭受凌迟，并被斩首示众。

这两个人的命运，折射出的其实是朝鲜这个国家在近代史上的无奈。

从历史上来看，朝鲜因为自己的地理位置，确实一直过得不容易。身处中日两个强国之间，北面还有一个强邻俄国，朝鲜一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从这一点上来说，事大党也有他们的无奈之处。

反观开化党人，虽然他们的“甲申政变”有种种理想主义的成分在内，也只维持了三日就失败了，但无论是他们的施政纲领还是改革诉求，都是希望朝鲜能够走上独立自主的富强之路，出发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是，他们找错了可以依靠的对象——1910年，朝鲜被早已急不可耐的日本正式吞并。

但是回过头来看，朝鲜希望自强，难道依靠清朝就可以？依靠俄国就可以？或者说，真的存在一个可以依靠的正确对象吗？

大变局中，哪个国家不想自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强之路，可能确实需要别人的援手和合作，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

指望完全依靠别人让自己强大起来，最终只能是背靠冰山，与虎谋皮。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中日朝三方关系视野下的甲申政变（1882—1884）》（赵玉敏，《兰台世界》，2017年第4期）

2.《从〈袁世凯全集〉看朝鲜的“甲申政变”》（胡春惠，《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七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6年）

3.《袁世凯一战成名：朝鲜甲申兵变始末》（吕峥，《文史参考》，2010年第22期）

4.《日本学术界有关朝鲜开化派金玉均的研究》（郭海燕，《韩国研究论丛》，2016年第1期）

5.《先图朝鲜，意在中国：日本武力进犯，逐步控制朝鲜》［张宪文，《日本侵华图志（第2卷）：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1894—1905）》，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