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虽然“城头变幻大王旗”，但能坐上总统宝座的，也就那么几个。其中有一个，“总统”前面还有个定语，叫作“贿选总统”，也被叫作“猪仔总统”。

不过这个人，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

1

1862年12月12日，曹锟生于天津。

曹锟家有十口人，全靠父亲曹本生在船厂里打工过活，日子穷苦。但曹本生是个明白人，日子过得再苦，也要省下几个钱供孩子们念书，所以曹锟小时候也读过几年私塾。

曹锟16岁的时候，父亲想让他和自己一样造船，但曹锟死活不肯，让他去种地，他也不肯，家里人只能问他愿不愿意去卖布。曹锟这个人喜欢四处晃荡，和人打交道，所以卖布他倒是肯的。

由于家里穷，曹锟卖布别说开店，最初连辆手推车也没有，就是把布搭在肩上，走街串巷地叫卖。曹锟外表忠厚，又不太喜欢算计，因为在家中排行老三，结果得了个“曹三傻子”的外号。不过也正是因为他性格大大咧咧，对别人挺大方，所以他的人缘还是不错的。

一个流传颇广的说法是，布贩子曹锟的命运第一次发生转折，是一次在保定城门口被人羞辱。

那天，已经“鸟枪换炮”的曹锟推着一辆车，载着布通过保定城门的时候，被两个守城的士兵拦住勒索，曹锟不肯，守卫的士兵不仅不让他进城，还嘲笑了他一番。曹锟尽管性格还算宽厚，但被那次羞辱激怒，由此决定不再做小买卖，而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弃商从戎，报名参军。

这就是一个坊间传说，曹锟投军的真实原因，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在那个年代，有不少穷人为了吃上一口饭而去参军。在那时的传统职业观里，做小买卖固然地位不高，但当兵也不是什么好差事。

不过，在那个充满变数的年代，有些人的命运确实就是从参军开始改变的。

2

20岁参军的曹锟，很幸运得到了三次机遇。

第一次机遇，是认了一个“爸爸”。

曹锟当时报名参加的是淮军，面试的管带叫郑谦，50岁出头。曹锟原本练过一些武术，长得粗壮，又念过几年私塾，还会写字，立刻就得到了郑谦的赏识。入伍后，曹锟也感到郑谦对自己不错，就表现很好，处处巴结。郑谦一喜之下，就收他做了义子。

有了这个干爹，曹锟也算是有了人生的第一个靠山。郑谦虽然军阶不算太高，但帮了自己干儿子一个大忙：推荐他上了北洋武备学堂，成为首届学生。

位于天津的北洋武备学堂是李鸿章创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培养他嫡系部队的大本营。曹锟的很多同学后来都成了北洋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比如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卢永祥、段芝贵、田中玉、陆建章……

所以，武备学堂给曹锟提供的不仅仅是一张有用的文凭，还有一个日后派上大用场的朋友圈。

1900年初北洋武备学堂的师生合影。不久之后，八国联军侵华，这所1885年成立的学堂也被八国联军炸毁

第二个机遇，是他认了一个“爷爷”。

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曹锟只是登上了人生的第一步台阶。他之后以哨官的身份随淮军入朝鲜参加了甲午战争，败退回国后一直没有得到什么升迁，陷入了职业生涯的“停滞期”。

郁闷之际，曹锟打听到在天津有一位从甘肃提督位置上退下来的老前辈，名字叫曹克忠。曹锟提了厚礼前去拜见，曹克忠看曹锟外表忠厚老实，一查族谱，好像还真是自己的族孙，很是高兴，索性就认了这个“孙子”。

曹克忠当时已经快70岁了，虽然是个退休老干部，但这个“干爷爷”的人脉毕竟要比曹锟“干爸爸”提供的交际圈更广一些。

第三个机遇，是他认了一个“领导”。

“爷爷”曹克忠给曹锟介绍了一个关键人物：袁甲三。而袁甲三有一个侄孙，是当时朝中崛起的实力派人物，名字叫袁世凯。

通过曹克忠的介绍，曹锟就这样顺藤摸瓜搭上了袁世凯。

忠厚又忠诚的曹锟很快获得了袁世凯的信任。恰逢当时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曹锟在1905年连升三级，很快就当上了京畿第一镇第一混成协的协统（相当于旅长），成了北洋新军的高级将领。

1907年，袁世凯麾下最精锐的北洋第三镇（相当于一个师）奉命调往关外，这支部队是袁世凯的“老家底”，第三镇的统制（相当于师长）就是曹锟——可见此时曹锟已经成了袁世凯的绝对亲信。

当时清朝的新军之中，数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六镇”实力最强，而曹锟的第三镇又是其中的精锐。

到目前为止，如果回望曹锟的职业生涯，似乎起最重要作用的还是他所处的这个时代给予他的机遇，以及他对人脉的经营。

不过，时代的进程固然重要，个人的奋斗也不能被完全抹杀。

3

把曹锟的发迹全部归结于他会钻营和运气好，也不公平。

曹锟能够在军队里一直晋升，和他对待官兵的态度颇有关系。

曹锟担任第三镇统制之后，知道自己资历欠缺，所以经常深入一线，去了解基层士兵的疾苦。第三镇驻守关外，天寒地冻，曹锟看到有些士兵耳朵上都生了冻疮，就下令军需处为每个士兵缝制一副皮毛耳套，这让官兵们都很感动。

曹锟做到直隶督军之后，有一次去保定检阅部队，看到有一名士兵在队列里哭泣，上前问原因，得知这名士兵父亲去世却不能去奔丧。曹锟立即当众让人给这名士兵50大洋，让他回家奔丧后再来——50大洋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另外，曹锟颇知人善用，且用人不疑。

曹锟做第三镇统制的时候，手下有个营长。曹锟一直不太喜欢这个营长，一度打算撤他的职。结果之后做到过海军部次长的汤芗铭来问他讨这个人。曹锟向来佩服汤芗铭，寻思这个人如果汤都要，肯定是个人才，立刻就婉拒了汤芗铭，把那个营长升成了旅长。

吴佩孚是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1924年），当时封面的配文是“中国最强者”

这个营长，名字叫吴佩孚。

吴佩孚很快就展现出过人的才华，帮助曹锟打赢了好几场关键战役。更重要的是，吴佩孚还有政治眼光，在他的力劝下，“护国战争”爆发后，曹锟没有傻呵呵地蒙头帮袁世凯镇压反对帝制的“护国军”，而是两头敷衍，静观事态。最终，袁世凯一命呜呼，“帝制梦”烟消云散，曹锟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反而一跃成为北洋系中的实权人物。

在被国务总理段祺瑞任命为直隶督军后，曹锟驻军保定，在吴佩孚的主持下，迅速扩编了9个混成旅，一下子拥有了6万人马。

1920年7月14日，以曹锟为首的直系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之间爆发了争夺京津地区控制权的战争。由于曹锟麾下兵强马壮，吴佩孚指挥得当，再加上有奉系张作霖的协助，段祺瑞的皖系兵败如山倒，只打了5天就崩盘了。

7月19日，段祺瑞知道大势已去，通电下野。曹锟的直系与张作霖的奉系共同接管北京。

但是，曹锟和张作霖很快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翻脸。1922年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以吴佩孚为总司令的直系10万军队击溃了12万奉系大军，张作霖被迫退回关外。

至此，直系完全掌控了京津地区，而曹锟也俨然成了当时中国的第一号实力派人物。

1923年6月，并无实权的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在曹锟的各种手段逼迫之下逃亡天津。在天津杨村站，曹锟的部下王承斌将黎元洪截住，威逼他交出大总统印和签署辞职书后放行。

之所以上演了这一幕，是因为曹锟已经有了更高的追求。

昔日那个走街串巷的卖布郎，想尝尝当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滋味了。

4

曹锟知道，自己要当总统，按道理是不够格的。

论才，论能，论资历辈分，曹锟明白自己远远够不上当总统的标准。他的优势，一在于有枪，二在于有钱。

彼时的中国，有枪有钱的人其实并非曹锟一个，但像曹锟这样有胆子花钱并且舍得花钱的，恐怕就他一个。

曹锟首先搞定的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在暗示有可能让吴景濂出任国务总理之后，又送上了10万元的支票，让这位国民党元老心甘情愿开始为其奔走张罗。

1923年9月，曹锟设立“大选筹备处”，为了保证届时选举总统的议员能达到法定人数，他开始给一系列的政治行为“明码标价”：每个议员参加一次会议的出席费是20大洋，参加一次周会的出席费是100大洋，另有各种补助费（包括指定酒楼、饭店、妓院的招待）。这样算来，在北京的议员每月可以领到600大洋，而在上海的议员只能拿到一半。于是，大批在上海的议员开始前往北京。

但是，抵制曹锟竞选总统的皖系和奉系势力也在暗中使劲，为了不让在上海的议员前往北京选举，他们也开出了价格：在上海签到的议员可以获得300大洋，留在上海的话，每月再补贴生活费300大洋。结果有一些议员拿完上海的钱，又赶去拿北京的钱，两地奔波，不辞辛劳。

曹锟为了应对奉系和皖系的阻挠，专门派人去上海“拉人”，派过去的人叫郑廷玺，字寿臣。他刚到上海，上海的报纸就刊载出一幅题为《贩卖猪仔》的漫画，画着一个叫“寿臣”的人手持竹竿，在赶一群猪仔，暗示他是来拉人买票的。

9月12日，第一次总统选举大会在北京举行。曹锟开出的价格是每个议员出场费200大洋，带病参会者再加200大洋医药费。结果这个价格太低，大量议员没有出席，导致法定人数不够，选举流产。

痛定思痛，曹锟大幅度提高了价码：议员的一张选票最低5000大洋，根据级别资历，往上还有1万大洋等各个等级，最高能到1.5万大洋。

如此重金，确实打动了很多议员，更有外地的议员抱团坐火车去北京领钱，结果被皖系和奉系的人在天津拦住，最终这批议员商定后和曹锟方面讨价还价：人就不去了，但自己的图章可以出借，当天请人代投。曹锟答应了，但费用打对折：人不到，费用是2500大洋。

10月5日，总统选举开始。

这一天，曹锟出动了大批军警，同时又备下了1000份茶点，软硬兼施，防止一切意外情况发生。

到了下午4点，投票结束，点票结果也出来了：出席议员485人（签到人数593人），投票数590张，曹锟获得480票，达到法定票数，当选大总统。在他后面，孙中山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2票，陈炯明2票，陆荣廷2票，张作霖、卢永祥等18人各得1票。其余还有一些废票。其中有一些废票颇有意思：有一票写了孙美瑶，他是当时一场惊天大劫案的土匪头子（参看《历史的温度2》收录的《一场轰动中外的大劫案》），另一张选票上直接写了“5000大元”。

在诸多议员中，也有有骨气的。浙江籍议员邱彭瑞就没有收那5000大洋，而是选择将“贿选”的内幕公布于众，并去法院起诉。一时间，全国哗然。

10月10日，曹锟由保定抵达北京，正式宣布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只是，他被称为“贿选总统”，那届国会被称为“猪仔国会”，而议员被称为“猪仔议员”。

在全国的一片讨伐声中，曹锟岿然不动，安然坐着大总统的宝座——他手中有权有兵有钱，心里笃定得很。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年，他就被拉下了宝座。

志得意满的大总统曹锟

5

登上了最高宝座的曹锟，似乎有一些懈怠了。

当选总统不久后，正值曹锟生日。那天早上8点，各国使节和文武高级官员都在怀仁堂等着给曹锟祝寿，结果曹锟11点多才过来，明显刚吸食过大烟。他敷衍了几句后即离去，众人讨了个没趣。

在当时的众人中，曹锟麾下的一位将领对曹锟的行为很不满，直接对曹锟的手下郑廷玺抱怨了一句：“这成何事体，真是不得了！”

这个将领，名字叫冯玉祥。

曹锟发达之后，按他的性格，自然少不了要犒赏追随他的诸位兄弟。但生性大大咧咧的他，只论亲疏，不辨忠奸，使得自己身边围了一群贪图享乐甚至挑拨离间的小人。此时，他的“用人不疑”就开始发挥负面作用了。

曹锟在位期间，还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又被称为“曹锟宪法”。图为庆祝宪法颁布而发行的曹锟纪念币

他身边有个亲信叫李彦青，善于巴结奉承，对外又以曹锟“代言人”自居，把持消息渠道，别人要见曹锟，都要向他汇报，由他安排时间。

有一日，当时已升任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苦于没钱发军饷，去找李彦青讨要5万元军饷，李彦青支支吾吾不肯答应，还显得很不耐烦。正好有个古玩商带了一件翠狗古玩来给李彦青把玩，李彦青二话不说，开出一张12万元的支票就买了下来。冯玉祥站在当场，脸色极为难看。

1924年9月，羽翼已成的张作霖亲任总司令，率15万奉军再次杀入关内，讨伐曹锟。曹锟急命吴佩孚担任总司令，率20万直军沿长城一线防御，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战争进行到10月，双方反复厮杀，陷入僵局。就在这关键时刻，直系驻扎在古北口的第三路军忽然星夜兼程，秘密潜回北京城，与城内约定好的守军里应外合，不费一枪一弹，一夜占领了北京城。

这场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发起者正是对曹锟失望，被吴佩孚排挤，对孙中山抱有极大好感的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

兵变的时候，曹锟正在总统府睡觉，冯玉祥的“国民军”包围总统府，将总统卫队全部缴械，然后将曹锟软禁在了中南海延庆楼。不久之后，冯玉祥派人拜见曹锟，客客气气地请他把总统印玺交出来。

曹锟当时放声痛哭，但知道大势已去，只得交出了15枚大小总统印玺，表示自己愿意住到东交民巷养病，不再过问政事。

曹锟原本爱听河北梆子，后来也爱看京剧，但对《捉放曹》极为反感，因为他也姓曹，感觉这是在触他霉头，这部戏一度改叫《陈宫计》。但曹锟自己恐怕也没想到，在现实生活中，他自己还是成了另一出“捉放曹”的主角。

北京一夜之间变天，在前线鏖战的吴佩孚部队顿时无心恋战，吴佩孚带着2000人的亲信部队坐军舰从海上逃跑，直军顿时全面溃败。

曹锟品尝了一年最高当权者的滋味，然后就这样离开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6

下野后的曹锟，确实不再过问政事——他也没这个实力了。

寄居在天津英租界的曹锟，平日里打打拳，听听戏，喝喝茶，写写字，开始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

但是，当他真想离开政治的时候，政治却反过来找他了。

1931年9月18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开始侵略中国，随后又在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脱离中央政府管辖。日本人一直在物色一个德高望重的中国人出来主持华北大局，想来想去，想到了曹锟。

日本人对曹锟这个人选很满意：论资历，当过中华民国的总统；论野心，从最高权力舞台上跌落，肯定心有不甘；论欲望，当初为了当总统出5000大洋买一张选票，说明是一个可以谈价钱的人。

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日本特务专程上门拜访，表示希望成立一个以曹锟为中心的“新政府”。

曹锟晚年爱写字画画，经常请齐白石等名家来指导，书法颇有造诣

曹锟

曹锟一口回绝。

日本人不死心，让曹锟的老部下齐燮元去当说客。曹锟当时和自己的配偶之一刘夫人居住，刘夫人也坚决反对曹锟和日本人合作。刘夫人堵在家门口，连门都没让齐燮元进。

曹锟和家里人约定：“就算穷到喝粥，也不能和日本人合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5岁的曹锟视力下降，但坚持让女儿每天读报纸给他听，了解抗战进展。

1938年4月18日，他从《大公报》上了解到中国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高兴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让女儿连读三遍，感慨道：“我就不相信，我们中国人还打不过那小日本！”

曹锟和当时不少人一样，都觉得中国军队会借台儿庄大捷之势，开始逆转抗战局面。然而，他却想错了。不过，他也无从得知后来战事的发展了。

7

1938年5月17日，曹锟因为患感冒转成肺炎，医治无效去世，终年76岁。

尽管曹锟早就离开了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但他的葬礼却办得非常隆重，日本方面和国民党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曹锟原来的幕僚、旧友、部下来了几百人，老部下吴佩孚派夫人前来吊丧，自己身在北平穿重孝哀悼。各方人士都送了不少抚恤金，但都被曹锟夫人刘氏谢绝。

6月14日，国民政府发布了一条特别训令：追授曹锟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虽然这个军衔没有曹锟的“大总统”名头响亮，但表彰的是他最终没有投降日本人。当时的《中央日报》曾专门发表题为《褒扬曹锟上将》的文章：“敌人谋我之急，其伎俩今日已超然于也，侵占土地屠戮人民以外，又复诱胁吾军民，为之作伥。……故上将曹锟，于北平伪府酝酿之日，乃能正气凛然，始终峻拒，不为奸恶谋所陷。”

若泉下有知，曹锟也应该欣慰了。

馒头说

我写过不少民国的事，而写到民国，总是绕不开那些大军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军阀有不少相似点。

基本上都出身卑微：卖布的，做伙计的，流浪要饭的，当土匪的……。但之后都有荣华富贵：有当总统的，有当总理的，最差也能混个总督或督军什么的。

基本上都情商不低，懂得拉关系：拜干爹的，认爷爷的，拉山头的，搞小团体的……。但自己确实也有两把刷子：打仗勇猛，忠字当头，善待部下，广撒钱财……

基本上都不讲什么政治节操，搞各种贪污腐败，把国库当家库：花钱买选票的，动不动宣布“自治”的，自己经营独立“小王国”的……。但真的到了民族危难的关头，却大多懂得要保持晚节：无论怎样，都不当汉奸。

这帮军阀，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以前说起段祺瑞、吴佩孚、曹锟、张作霖这群军阀，很多人会很简单地认为他们就是“猪猡一样”或“无恶不作”。而又有一阵子，说起他们另一面的一些小细节、小故事，似乎又让人觉得他们好像也挺可爱的，有些人甚至断章取义，矫枉过正，恨不得把他们吹到天上去。

其实哪有那么多非黑即白，说穿了，把他们当作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看就可以了。

既然是人，自然就有优点和缺点，不用无限贬低，但也不要无限拔高。面对金钱、权力、生死、大义，以及命运和前途，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文化、阅历和认知做出抉择，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说。

应该说，这批人是幸运的，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们能在千百万人中脱颖而出，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名字，已是非常不易。但从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出，哪怕曾做过总统或总理，哪怕曾统兵数十万或雄霸一方，要留下个好名声、好评价，也是很不容易的。

所谓“青史留名”，是指留下好名声。留名已难，留好名更难。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也正有此意。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民国“贿选总统”曹锟》（刘泽军，《文史春秋》，2018年06期）

2.《曹锟贿选总统之一斑》（郑廷玺，《文史月刊》，2014年04期）

3.《曹锟贿选总统的铁证》（沙敏，《北京档案》，2014年12期）

4.《曹锟与吴佩孚，从提携合作到貌合神离》（王凯，《春秋》，2020年06期）

5.《曹锟带兵有一套》（赵映林，《文史博览》，2011年08期）

6.《曹锟身后之荣褒》（《民国档案》，1993年02期）

7.《“大总统”曹锟下野之后》（马樱健，《人民文摘》，2010年12期）

8.《曹锟诗文所见仁论初探》（陈炜舜，《关东学刊》，201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