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吃上饭，吃饱饭，对老百姓而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而研究如何让老百姓吃饱饭的人，自然会受到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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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7日，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

妇产科大夫林巧稚，在产房里顺利接生了一个男婴。

男婴的母亲叫华静，父亲叫袁兴烈。看到脸色红润的儿子在怀中哇哇大哭，这对年轻的夫妇非常兴奋，以至于都忘了给孩子起名字。在商量了几句以后，爸爸在这个孩子的出生登记材料上，临时随手写了一个名字：袁小孩。

那一年，林巧稚29岁。她是北京协和医院历史上第一位毕业留院的女医生。后来，她成了中国妇产科界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她当时肯定不知道，那天她接生的那个叫“袁小孩”的婴儿，后来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个更值得让人铭记的称谓：“中国杂交水稻之父”。

当然，那个孩子后来肯定不叫“袁小孩”了，父母帮他想好了名字：

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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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从1岁起，就跟着父母在全国各地辗转了。

袁隆平的父亲在国民政府铁路局做事，再加上当时日本开始侵略中国，所以全家人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光是袁隆平的小学学业，就是在湖北、湖南和四川三个地方拼凑完成的。

虽然全家总是在迁徙的路上，但小小年纪就“行万里路”，让袁隆平从小就有了“脚踏实地”的习惯。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组织参观园艺场，那些生机勃勃的花草果木给袁隆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袁隆平最初却想当一名运动员。

袁隆平很喜欢游泳，而且水平相当高。1947年，他回到湖北读高中，在高一暑假，他轻松获得了汉口赛区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冠军，随后又获得了湖北省男子100米自由泳的亚军。后来袁隆平还参加过国家游泳队的选拔，结果人家取前三名，他正好是第四名，与国家队失之交臂。

既然做不成运动员，就好好读书。1949年8月，袁隆平和家人商量过之后，报考了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农学系，专攻农作物专业。

不过，此时袁隆平还有另一个想法：参军。

1951年，还在西南农学院学习的袁隆平报名应征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身体素质极佳的袁隆平轻松通过了体检，随后通过了政审。全校还为他举行了欢送大会，欢送他成为一名光荣的空军。

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时期，袁隆平入伍后，经过训练很可能就会踏上朝鲜战场。但当时国家有关部门觉得培养一名大学生很不容易，再加上当时朝鲜半岛战事相对趋于稳定，所以又把袁隆平送了回来。

运动员和空军，这两个不同的人生大门被关上之后，袁隆平回到了自己原本的那条轨道：学农。

1953年8月，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服从分配，到湖南怀化的安江农校任教，之后又被分配到更偏远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

一个教书匠，开始了自己的农业研究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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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一开始并不研究水稻。

在安江农校教书的时候，袁隆平最早研究的是红薯育种，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让袁隆平触动很大，印象深刻：“生产队一口大锅，七八十人吃的菜，就放一小杯的油涂一下，然后把红薯藤、老茎秆煮一大锅来吃。……那时候搞什么‘增粮法’——双蒸饭，就是把饭蒸两次，本来二两米蒸一碗饭，就蒸到一碗半那么大。……但照样饿，而且饿得更快。”

由于一直吃不饱肚子，袁隆平连最喜欢的游泳也停止了。但他还算运气好的，根据他自己回忆，有一次他在路上亲眼看到五个活活饿死的人——他说那一幕他永远都忘不了。

尽管那时候袁隆平搞红薯育种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他认为这是副食品，无法起到让老百姓吃饱的作用，所以决定改变研究方向。

当时湖南90%的农田都种水稻，而水稻是全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所以，从1960年开始，袁隆平决定：开始搞水稻！

在农村实习的时候，袁隆平经常看到一些农民到高山上去兑种子，然后挑下山到田里去种。农民们说，山上的种子质量好一些，这叫作“施肥不如勤换种”，这给袁隆平很大的启发：要给农民培育出最好的种子。

当时在农业育种行业里有一种最常用的方法，叫“系统选育”，就是在农田里选出最优秀的稻株，然后培育，再优中选优，从而得到最优秀的种子。

1961年7月，袁隆平在农校的试验田选种时，忽然发现了一棵“鹤立鸡群”的稻株：穗子大，籽粒饱满，10多根达8寸长的稻穗向下垂着，像瀑布一样。

袁隆平挑了一穗细数，竟然有230粒！照这估算，培育这棵稻株做种子，一亩水稻的产量能够超过1000斤！袁隆平大感兴奋，立刻将这棵稻株的种子收好，在第二年春天播种，种下了1000多株。

转眼禾苗抽穗，“望籽成龙”的袁隆平却大失所望：这些稻子全都是普通品种，没有一株有哪怕半点它们“爸爸”的雄风。

呆立在田头的袁隆平心里不是滋味，望着那些蔫不唧的水稻，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按道理后代和前代是不可能产生那么大差异的，但这株水稻为何是“老子英雄儿狗熊”呢？

原因可能只有一个：那株“威猛”的“爸爸”水稻，是一株杂交品种！

这个发现对于外行人而言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对袁隆平这样的专业人员而言，无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而这扇大门原来是被紧紧锁住的，因为大家公认它通向的是一条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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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袁隆平，面临两大难题。

第一大难题是，杂交水稻到底有没有优势？当时世界五大粮食作物中，小麦、玉米、大豆、土豆都通过杂交实现了增产，唯独水稻在这一方面基本没什么建树。国际上的主流观点是：杂交水稻是没有优势的。

第二大难题是，水稻实现杂交本身就很难。水稻是天然自花授粉植物，花非常小，而且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由雄配子和雌配子自己完成授粉，很难进行大规模人工干预。1963年，美国人亨利·毕切（Henry Beache）在印度尼西亚首次实现了人工杂交水稻，但他的方法存在缺陷，无法大规模复制。

但袁隆平认准了这个方向，就一定要搞出名堂。

他选择的突破口，是找到“雄性不育株”——如果水稻的雄配子失去了授粉能力，那么雌配子只能与其他水稻的花粉进行杂交。

这个理论也不是袁隆平提出的，早在1926年一个叫琼斯的美国人就提了出来。20世纪50年代，日本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验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始终不能形成规模。

通过1961年在田间发现的那株“雄壮”的水稻，袁隆平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水稻里一定存在天然的“雄性不育株”。

带着这个信念，袁隆平开始了寻找之旅。

每天天刚亮，他就吃完早饭，带着一个水壶和两个馒头，下田去寻找了。头上顶着太阳，脚下踩着凉水，袁隆平日复一日，在几千几万株水稻中不断寻找，不言放弃。

1964年7月5日，在袁隆平寻找“雄性不育株”的第14天，在仔细筛选了14万根稻穗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株野生的“雄性不育株”——这证明他的推断是正确的。

1964年和1965年，袁隆平通过整整两年的田头寻找，一共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株”。盆栽实验显示，天然“雄性不育株”的人工杂交结实率可高达80%以上，经杂交繁殖出来的后代，有些明显表现得比常规水稻有优势。

1965年10月，经过大量的实验积累和理论数据比对，袁隆平将初步研究成果整理撰写成一篇论文，投到了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杂志上。

那篇论文——《水稻雄性不孕性的发现》，后来成了业界的里程碑。

在这篇论文中，袁隆平正式提出了通过培育水稻“三系”（即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雄性不育恢复系）的配套方法来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设想与思路。

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1966年2月《科学通报》的第4期上。随后，杂志社给他寄来了30多元的稿费，之后又寄来了30多元——那篇论文还登上了英文版的《科学通报》。

《科学通报》英文版上《水稻雄性不孕性的发现》的正文

当时袁隆平一个月的工资是73元，这笔60多元的稿费对他而言不是一笔小钱。

但他当时没想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论文后来救了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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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篇论文，其实赶上了《科学通报》的末班车。

就在发表袁隆平的论文后不久，《科学通报》就停刊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当时袁隆平正准备根据论文提出的设想开始全新的工作，但黔阳地委派出的工作组进驻了他所在的安江农校，要开始扫除“一切牛鬼蛇神”。

当时安江农校有不到200人，按计划指标，必须揪出8个“牛鬼蛇神”，已经揪出了6个，还差2个。

袁隆平的名字已经被“内定”了，因为他“修正毛主席的八字宪法”。

所谓“八字宪法”，是毛泽东1958年为提高农业耕作水平提出的八个字：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袁隆平平时一直在田间地头搞实验，知道“八字宪法”，但不知道这是毛主席说的，以为是农业部提的，于是他在一次和别的教师讨论时就多说了一句：“这八个字里还少了一个‘时’，农时的‘时’。”

袁隆平随口一说，结果被人举报，成了一大罪状。另一条安在他头上的罪名是“引诱贫下中农的子女走白专道路”——袁隆平平时强调学生要多做实际调查工作，不要只局限于纸上科研。

当时批斗袁隆平的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牛棚”里的床位都给他留好了，他的名签也被人写好了，袁隆平自己也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有一天晚上，工作组组长王宝林把他叫去，说了一番让他意外的话：“中央的精神是要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正值收早稻、插晚稻的季节，工作组要搞一块晚稻试验田，请你选一块好田，并要你做我们的技术参谋。”

袁隆平一听，又惊又喜：不仅不让他进“牛棚”，还让他继续从事水稻研究工作！真的是工作组“开恩”了吗？

袁隆平到第二年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当时工作组已经准备揪斗袁隆平了，所以详细地查他的档案，打算“新账老账一起算”，但在查档案时，发现了一封来自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委）的函件：责成湖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与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搞杂交水稻研究工作。

原来，袁隆平当初发表的那篇《水稻雄性不孕性的发现》，被国家科委九局的局长赵石英看到了。赵石英认为这篇论文很有可操作性，若能研究成功，肯定会对中国粮食生产产生重大影响。于是赵石英立刻请示国家科委党组，当时的科委主任聂荣臻当即表态：一定要支持！

那封来自国家科委的函，不仅救了袁隆平，也挽救了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事业。

自此之后，袁隆平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开始了他基于“雄性不育株”的杂交水稻研究。

各方面的保障都到位了，可是一门心思投入研究培育的袁隆平却遇到了大问题。

6

从1966年到1970年，几年辛苦下来，袁隆平并没有培育出具有优势的“杂交水稻”。

那些杂交稻到了验收的时候，没有显著增产，有的甚至稻谷少了，稻草倒是增多了。有人开始说起了风凉话：“袁隆平，可惜人不能吃稻草，不然你这个种杂交水稻的方法是大有前途啊！”

面对嘲讽，袁隆平并不在意，让他感到痛苦的是，难道真的是自己的“三系培育法”出了问题？

苦思之后，袁隆平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之前世界上关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包括自己做的“三系培育法”实验，统统用的是人工栽培稻。

换句话说，虽然他找到了天然的“雄性不育株”，但也是出自栽培稻的。而栽培稻之间的种性差异并不大，亲缘关系太近，相当于“近亲繁殖”，所以杂交优势不可能明显。

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要找到野生稻里的野生“雄性不育株”！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天下很大，野生稻却不多，要找一株野生稻的“雄性不育株”，更是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这阻碍不了袁隆平。他开始带着学生，背着可以吃几个月的腊肉、辣椒，奔赴云南、广东、海南等地寻找合适的野生稻。很多时候，他都是卸一块门板，铺一张草席，挂一顶蚊帐，和当地农民一起睡在田间地头。

1970年11月23日，是世界杂交水稻史上值得被铭记的一天——一件后来被认为是统计学意义上“超级小概率”的事件发生了。

在海南岛的南红农场，袁隆平派去的助手李必湖接到了一个叫冯克珊的农民技术员通报：在一处铁路旁的水坑边，找到了一片野生稻。

李必湖立刻赶到现场，花了不到20分钟就找到了一株有三个分蘖的“雄性不育株”！

当时袁隆平正在北京开会，听到消息后立刻赶到海南，经过反复辨认，他确认这就是一株典型的野生“雄性不育株”。欣喜若狂的他将这株野生稻命名为“野败”。

“野败”的发现，让世界杂交水稻研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1971年，在袁隆平的牵头下，“野败”被转育成少量不育材料。1972年，多个“不育系”和“保持系”培育成功。1973年，强优势“恢复系”培育成功。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0月，袁隆平在全国水稻科研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籼型杂交水稻研究已全面实现“三系配套”。

这一次，袁隆平用事实说话：1974年4月，世界上第一个强优势杂交组合“南优二号”在中国的海南岛育成，当年在安江农校试种，亩产高达628公斤，第二年作双季晚稻栽培亩产511公斤，对照常规稻，增产达到50%以上！

初战告捷，国务院在1975年做出了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的决定。1976年，400多万公斤的杂交水稻种子收获成功，随即被播撒在湖南的208万亩农田里，平均每亩水稻增产20%以上，取得历史性突破。

湖南成功，全国推广。从1976年到1988年的短短12年间，全中国累计种植杂交水稻面积12.56亿亩，平均每亩增收稻谷20%以上，累计增产稻谷1000多亿公斤，增加总产值280亿元。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杂交水稻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领先，功劳不只是袁隆平一个人的。

1981年，国家用10万元重奖杂交水稻研究团队，一共有20多人获奖，按奖金分配多少排序为：袁隆平5000元，江西省萍乡市农业局的颜龙安（最早成功培育出“不育系”）4600元，接下来是广西农学院教师张先程（第一个成功培育出90%以上结实率的“恢复系”），然后是袁隆平的学生、助手李必湖等人。

袁隆平在田间

作为杂交水稻的领军人物，袁隆平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

1987年，由袁隆平领衔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被列入国家“863计划”。

1995年，“两系杂交水稻”研究成功，比同熟期“三系”水稻增产5%~10%。

1997年，已经67岁的袁隆平又主动请缨，立项“超级杂交稻”研究计划。

袁隆平

1999年，“超级稻”百亩示范片实现第一期目标：亩产水稻均超过700公斤。2004年，第二期目标提前一年完成：亩产超过800公斤。2011年，第三期目标完成：亩产超过900公斤。2014年，第四期目标实现重大突破：湖南省溆浦县百亩示范片平均亩产达到了1026.7公斤，突破1000公斤大关。

此时的袁隆平，也已名动天下。

7

2017年，有人在网上爆料：袁隆平买豪车，住豪宅，腐化了。

这个话题一度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但真相却出乎不少人的意料：袁隆平买豪车的那张照片，后来被证实是在2008年的湖南车展上，他觉得好奇，走上前去摸了一下车，被人拍了下来。

袁隆平的第一辆车是别克赛欧，第二辆是吉利熊猫，都是为了去稻田方便买的。他后来买过两辆奇瑞，还有一辆沃尔沃S60——这辆大概是他买的比较贵的车。

袁隆平的“豪宅”，位于青岛市李沧区，小区的名字叫“青岛国际院士港”——顾名思义，是为院士准备的。而袁隆平把这套住宅改成了科研中心，把客厅改成了公共办公室和会议室，各个房间堆满了各种研究器械。之所以来青岛，是因为在这里他要带领团队研究盐碱地的海水稻种植项目——中国有近15亿亩盐碱地。（2020年10月16日，袁隆平实验的青岛基地编号yc—2003的耐盐碱水稻，亩产达542.5公斤。）

2000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隆平高科”（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上市，袁隆平一开始不同意使用自己的名字，但有领导对他说，隆平高科上市后，他研究杂交水稻就可以不要外国人的投资了，他就同意了。

隆平高科上市后不久，袁隆平就辞掉了公司董事职务，继续自己的“超级稻”研究。有人劝他卖掉手里的股份，他的回答是：“我一分钱都不能卖，我一卖，隆平高科就垮掉了，人家会想，隆平高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事实上，袁隆平的生活挺简单的，他也没有什么财富追求。他的孙女回忆过一个细节，有一次全家去香港旅游，袁隆平被妻子拉进了一家钟表店，看到一块手表那么贵，他急忙拉着妻子走出了店门。“太贵了，不要了！”孙女回忆，“爷爷剥了片山楂给奶奶吃，算是说对不起。”

袁隆平对“求真”特别看重。

2002年2月，袁隆平应邀到武汉某学校交流，有个学生对他说，看到一篇报道说袁隆平院士累倒在稻田里还不放弃研究。袁隆平连忙纠正：“一定不要受误导！累倒还工作不值得提倡。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另外，我也从来没有在农田累倒过……”

2019年的博鳌论坛有个分论坛，是第三届国际水稻论坛，89岁的袁隆平参加并发言。回到贵宾休息室后，有个领导秘书进来，说有位副市长想和他合影留念，袁隆平端坐不动，拍了拍身边的沙发，示意那位副市长可以坐到旁边来合影。这时候，有位工作人员进来对袁隆平说，刚才给他献花的一群孩子想和袁爷爷合个影，袁隆平听到之后立刻站起身往门外走，要去找那些孩子合影。

袁隆平小时候拉过小提琴，有时候也会拿出琴来拉两下，还参加过一次演出。有媒体夸他小提琴拉得好，他连忙纠正：“我只会拉前四句，后面的都是乐队帮我的。”

常年在田地里工作，袁隆平错过了很多亲情时刻。2010年，他给已经过世的母亲写了一封信，回忆了从小到大母亲对他的鼓励和帮助，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之情，最后一句话是：

“妈妈，稻子熟了，我想您了！”

8

2020年12月，90岁的袁隆平去了海南三亚南繁基地。

家人担心他的身体状况，让他别去了，但他坚持要去。他每年都要去那里工作三四个月，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每天都会到田里去，察看每亩的穗数、谷粒大小、是否有空壳。

这次一到三亚，袁隆平就主持召开了杂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的攻关目标项目启动会。

2021年3月，袁隆平在基地里不小心摔了一跤，被紧急送到了当地医院，由于情况不乐观，4月初转回长沙湘雅医院接受治疗。

5月22日，袁隆平病情转危，一则误发他去世的消息，引发全网对他病情的关注。

遗憾的是，袁隆平当天最终还是在长沙湘雅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1岁。

一则疑似现场医护人员发的微信，透露了袁隆平在弥留之际说过的两句话。

一句是：“田里的稻子怎么样了？”

一句是：“我是不是快不行了？大家辛苦了，不用太费力气。”

当天下午，载有袁隆平灵柩的灵车缓缓驶出医院，沿途无数长沙市民驻足为他送行，很多人都齐声高喊：“袁老走好！”

马路上的其他机动车辆，齐刷刷鸣笛致哀。是日，长沙城大雨滂沱。

馒头说

袁隆平去世那天，我在公众号发了一张他生前的照片，用了两句张爱萍上将当年写给邓稼先的挽词：

“君视名利如粪土，功勋泽人间。”

后台有个读者留言，大意是：你说袁隆平“君视名利如粪土”，要么你是傻子，要么你把关注你的人当傻子。

我平时基本不回这种留言，但那天把他挂了出来，并留言给他，大意是：看来看去，好像就你一个人傻。轻飘飘骂一句太简单了，你有本事别删，把你认为我傻的理由写出来，我帮你贴上去供大家讨论。

他后来又骂了我一堆脏话，然后把他自己的留言给删了。

这些年来，网上确实有些质疑袁隆平的声音。

有些质疑，不值一驳。比如，这个读者的大致意思无非就是袁隆平也求名求利，装什么清高。

其实要反驳也很简单：就算袁隆平求名求利，住了大豪宅，买了迈巴赫，又怎么样呢？以他做出的贡献，享受这些难道不可以吗？

而有些质疑，就可以一起探讨一下。比如，质疑袁隆平名过其实，其实贡献没那么大。对此，以下是我个人的看法，供探讨。

首先，我认为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的贡献当之无愧是最大的，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

有人说杂交水稻技术是袁隆平发明的，这肯定不正确，连发现也谈不上。正如我前文所述，美国人、日本人，包括一些袁隆平的中国同行，早就投身水稻杂交技术的研究，甚至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是，袁隆平第一个用真正的成果证明了一点：杂交水稻是有优势的，且是可以实现量产的。

在他之前，其他人只是在实验室里证明这一点，或者只有小规模投产，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袁隆平这样。他是用自己开放开拓的思考、脚踏实地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毅力做到这一点的。袁隆平的发现和成果，不仅引领了世界杂交水稻的潮流和方向，也树立了中国“粮食安全”的一面旗帜。

其次，我们现在吃到的大米，确实大多都不是袁隆平团队培育的“超级稻”，因为“超级稻”虽然产量高，但对土壤、阳光和防病的要求也高。但是，以目前覆盖最广的谢华安院士团队研发的“汕优63”杂交稻为例，用的基础育种依旧是当初袁隆平团队发现的“野败型”。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我国还有朱英国院士领衔的另一条支线——“红莲型”杂交水稻，和“野败型”并列为当今世界三大杂交水稻品系（还有日本的“包台型”）。

最后，功劳确实不能全归到袁隆平一人身上。国人熟知袁隆平，最早可能缘于1987年他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奖。当时国家申报这个奖项时考虑的是农科院团体，但这个奖只能颁给个人，所以最后只申报了袁隆平一个人。

当然，如果一定要推选一个人，我认为还是非袁隆平莫属。就像有人说过：说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可能有人确实会有意见，但如果不是他，这个位置就会空缺，没人敢坐上去。

袁隆平背后的团队、他的同事，以及当时全国“大协作”的模式，都是中国杂交水稻能领先世界不可忽视的因素。所以，我们缅怀一个人，不用“神话”他，类似“他一个人喂饱了13亿中国人”“他如果申请专利，至少有几千亿身家”（水稻品种作为粮食不能申请专利），这些话严格来说都是不确切的。

但另一方面，袁隆平是值得我们所有人缅怀的。2018年，曾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请暂时忘记袁隆平，我们应该认识一下这些给我们米饭吃的人们》，但这两者本来就是不矛盾的，不要人为制造矛盾。我们确实不能忘记其他做出贡献的人，但对袁隆平，连“暂时”忘记也不应该。

袁隆平说，他有个梦想：杂交水稻长得足够高壮，能够“禾下乘凉”。

事实上，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科学家，用自己的辛勤劳作、坚持探索以及无私奉献，已经让我们这代人以及后辈享受到“禾下乘凉”的幸福了。

稻济天下，国士无双。

勿忘袁隆平。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袁隆平口述自传》（袁隆平口述，辛业芸访问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

2.《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徐欧露，《瞭望》，2020年12月5日）

3.《如何理解袁隆平的实际贡献》（项栋梁，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2021年5月22日）

4.《袁隆平生命的最后时光》（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2021年5月22日）

5.《袁隆平：从“魔稻祖师”到“90后梗王”》（上、下）（高吉全，《雷锋》，2019年11期、12期）

6.《追梦·圆梦——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姚昆仑，《中国科技奖励》，2020年04期）

7.《她给袁隆平接生！这份珍藏75年的病历曝光，网友：破防了……》（中国生物技术网，2021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