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廷的残酷榨取，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客观上的革命形势正在不断成熟。到崇祯十二年春天，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农民军同明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双方暂时维持着的“抚局”，象飘荡在风雨中的蜘蛛网一般随时可能破裂。农民军在严密地戒备、仔细地观察着四方的动静。明谷城知县阮之钿在四月间写下了绝命辞，房县知县郝景春拼命向上司请求援兵。这时，明廷正策划着一场阴险毒辣的反革命围剿。四月下旬，兵部尚书杨嗣昌和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密谋，准备趁“边氛暂敛”的时机，抽调大批军队秘密向郧阳、襄阳地区集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张献忠起义军。为了实现这个肮脏计划，他们一面派人摸清“献忠营内人众若干，强弱、虚实、向背情形”，一面檄调入卫京师的甘镇总兵柴时华部、宁镇总兵祖大弼部以及京营禁旅南下湖广，同时命新任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出师关、洛，趋会郧襄，与理臣合兵夹击”；四川巡抚傅宗龙统川兵入郧；配合熊文灿标下的总兵左良玉、张任学、陈洪范、龙在田等部齐头并进。

就在明廷计谋已定，忙于调兵筹饷之时，张献忠或许得到了密报，或许从迹象中感到了迫近的危险。他果断地决定先发制人，在崇祯十二年五月初九日率部重新起义。起义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谷城县城，阮之铀服毒自尽。张献忠把曾向他勒索金钱的明政府官僚的名单和得钱数目，逐一写在墙上，公之于众，既揭露了明朝反动统治的黑暗，也从一个角度申述了重新起义的正义性。为了避免被明政府军包围，张献忠决定西进房县，同罗汝才等部会合。五月二十三日，张献忠部义军到达房县，罗汝才、白贵、黑云祥等三部立即响应，从二十四日起联合围攻房县县城。明知县郝景春等负隅顽抗，到二十八日，城上已经没有招架之力了，明郧阳卫指挥张三锡打开北门投降，起义军遂占领房县，郝景春被处死。

谷城、房县起义之后，在均州一带“受抚”的王光恩、王国宁，惠登相、常国安、杨友贤五营首领聚集在一起商议何去何从。王光恩说：“大丈夫各立门户，今献忠反，吾辈亦反，是出其裤下，吾不为也。”当场咬破手指，歃血定盟，并上书熊文灿表明他的反动立场，请求明政府“分顺逆”。王光恩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大丈夫各立门户”，拒绝同张献忠、罗汝才等一道重举义旗，实际上他并没有立什么门户，不过是钻在豪门犬窦当中充当一只看家狗罢了。后来，被王光恩挟持的一些“受抚”首领降叛无常，而王光恩却始终没有回头，在保卫明王朝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到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起义军由河南南下湖广，他盘踞郧阳，抵死抗拒，博得了地主阶级的齐声喝采。

谷城再起，象一声春雷宣告了明政府招抚政策和偷袭计划的破产。熊文灿感到大祸临头，慌忙下令给总兵左良玉，叫他率兵进剿。左良玉认为这一带尽是大山，路途险阻，运粮不易，难以追赶。熊文灿自知无法向朝廷交代，希冀侥幸取胜可以减轻罪责，坚持要进兵。左良玉只好同河南副将罗岱率领部众冒着炎暑进兵。他让罗岱打前锋，自己跟在后面。七月十五日从襄阳起程，只走了两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士兵饥肠辘辘，沿途采摘山中野桃、枣子为食，有的把军马杀了吃，有的甚至吃树叶，直至七月二十五日才赶到房县。张献忠、罗汝才在播箕寨两山之间设下埋伏，故意“佯败二阵”，诱敌深入。官军进入埋伏圈后，义军一声令下，把官军全部包围。官军情知中计，乱成一团，副将罗岱被杀，左良玉拚命突围，大败而回，连总兵官的关防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士卒死者一万多人，丧失军资器械不计其数。左良玉逃回房县清点人数，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

张献忠、罗汝才重新起义的消息刚刚传到北京，左良玉的败讯就接踵而至。崇祯皇帝气急败坏，下令把总理熊文灿、河南总兵张任学革职，左良玉降三级图功自赎。随令各督、理分任责成，合力扫除，“立限十二月成功，延违一体参处。”

谷城和房县的再度起义，对明朝廷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对其他各支农民军则是个有力的鼓舞。特别是在这以后约一年半的时间里，张献忠和罗汝才部是反抗明王朝的主力，吸引和拖住了明政府的大批官军，这就为其他农民军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崇祯十四年以后明末农民战争的进入高潮同他们的斗争业绩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