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秋，张献忠、罗汝才两部起义军为了摆脱困境，决计联合入川。九月初九日，进抵大昌城下。明四川巡抚邵捷春领着官兵在这儿据守。起义军便绕过大昌，向开县、新宁（今开江县）、梁山（今梁平县）行进。十七、十八两日，张、罗二部在达县地区作战不利，又转回大昌、大宁（今巫溪县境）。本月底，起义军在达县尤溪口击败追袭而来的总兵方国安、参将罗于莘部官军，趋势进取巴州（今巴中县）。十月初三日，在巴州同敌副将张奏凯部作战。十一日，过广元县，渡嘉陵江。十三日，攻剑州（今剑阁县），破城后杀署印官。占领剑州以后，张献忠、罗汝才曾打算北上广元，经宁羌（今宁强）入陕西汉中，由于明陕西当局深恐义军重返陕境，派总兵赵光远，贺人龙统重兵扼险于川陕交界的朝天关。张、罗见入陕有困难，即于十六日从剑阁起营向南攻克梓潼县。十九日于庙垭击毙明副将罗万象、韩光荣、刘贵、谭绎等。二十一日又败陕西官军贺人龙、李国奇部，活捉并处死了叛徒张一川（即扫地王），随即进抵绵州（今绵阳）。

起义军在剑州、梓潼的胜利，迫使杨嗣昌向朝廷请罪。他在疏中说：

“窃臣入川督剿，贼由广元、昭化将奔剑州、梓潼，业于十月二十四日自梁山县（今梁平）拜疏上闻。臣即冲泥冒雨，于二十七日早发梁山，经过大足（当是大竹）、广安、岳池，至于顺庆（今南充）。亲见随行步兵跋涉之苦，马骡倒损之多，臣亦心忧身病，憔悴支离，无复人理，始知蜀道之难果难于登天也。日望官兵一战之捷，挫败狂锋，蹙之遄死。岂期蜀兵之脆，将领之愚，至不堪言。该署镇方国安遣罗万象（原作罗万家，误）、韩光荣、刘贵等，一溃于剑州之上真铺；抚臣邵捷春遣寅启高、孙逢圣、卫嘉增、邹鸣等，再溃于绵州之亢香铺（他书作沉香铺）。皆行无哨探，止无营垒，梦梦焉如寻常走路，掉臂邀游，而倏然遇贼，稳步入其伏中。即客将李国奇、贺勇、张应元与署镇方国安等梓潼一战，亦不隄防贼‘打倒番’，而先胜后败，得不偿失。臣在中途闻之，拊心顿足，仰天嗟吁。何区区二孽，若是其凶且狡，而我兵未能得志也。”

杨嗣昌把围剿的失败归罪于四川当局的疏于防范和陕西官军的挟饷譟归。四川巡抚邵捷春竟因此革职逮问，论罪弃市。巡抚一职由监军道廖大亨接替。陕西总督郑崇俭也被革职，由丁启睿继任。

十一月，义军经中江破什邡县，进至汉州（今广汉县），又经绵竹、金堂、简州、资阳进至安岳、乐至一带。杨嗣昌和监军大理寺评事万元吉见官军进止不一，处处被动，乃拔总兵猛如虎为总统，张应元为副总统，负责组织各部官军追剿，由于四川当局腐败已极，无力组织有效的阻击，起义军一到往往不攻而下，加上张献忠、罗汝才采取了“以走致敌”的战术，使追剿官军疲于奔命。在当时的官军士兵中传布着“想杀我左镇，跑杀我猛镇”的“流言”。他们留恋左良玉的按兵不动，而对猛如虎驱迫他们一味跟在起义军后面穷追不舍深为不满。

十二月初一日，起义军破隆昌县；初五日破泸州，杀了途经该城赴任的明松潘道黄谏卿和泸州知州苏琼。初七日，攻克南溪县；十一日又克荣县，进围井研。十四日克仁寿县，杀知县刘三策。十六日清晨，起义军到达成都东门外，见官军守御严密，即绕城北上，再次攻克德阳。此后又继续北上，于昭化县境渡过嘉陵江，二十九日夜间以骑兵诈称杨阁部差兵赚开巴州。这样，张献忠、罗汝才起义军自崇祯十三年九月入川之后，在四个月里拖着官军在四川腹地来了个千里大游行。他们既然已经把督师杨嗣昌、监军万元吉和相当一批官军牵进了四川，下一步的文章就是如何抢在官军的前面打出四川，到湖广地区去开创新局面了。起义军战士们胜利实现了“以走致敌”的方针，不禁心情激荡，“饮酒鼓掌而歌，以诋嗣昌曰：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歌词表达了起义农民对反动统治者的鄙视和对未来充满着胜利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