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孙传庭部的覆灭和李自成西安建国 第一节 吴甡督师之议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部义军攻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地,左良玉部不战东窜,明王朝在湖广的统治迅速瓦解。朱由检心急如焚,把希望寄托于选拔一个有能力的大臣出任督师,组织有效的堵剿。他内定的人选是大学士吴甡,因为吴甡曾任过陕西巡按和山西巡抚,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经验。三月,在一次召对大臣时谈到承天祖陵失守,朱由检声泪俱下地说:“朕不德,忧及陵寝”,接着便指责臣下调度失宜,暗示要另遣大臣出马。包括吴甡在内的大臣们对当时局势都心中有数,一个个只是叩头引罪,却毫无自告奋勇之意。朱由检引而不发的策略没有实现,只好在第二天再次召对时点名指定吴甡,他说:“自杨嗣昌死后,督师无人,致有今日。卿曩历岩疆,可往湖广督师,以图恢复。”吴甡表示自己不惜一死,愿意出任督师。不过,他指出李自成等部农民军声势浩大,左良玉部官军“兵无纪律,不肯用命杀贼”,要想扭转败局,单派他孤身一人前往湖广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拨给他“精兵三万,挑选敢战之将统之南征。”具体方案是他先往南京,用直属精兵胁制左良玉部,取得驾驭之权,然后促之西入湖广,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则统兵东出潼关,对农民军展开东西夹剿。这个方案同朱由检的意图显然存在很大的距离。在朱由检看来,左良玉部兵多将广,只要抚御得宜,自然会为朝廷卖命。三月十二日,他在文昭阁召见吴甡时说:“昨先生疏,欲需多兵,岂能猝集?南京隔远,似不必退守。”他还为左良玉的望风逃窜辩护说:“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官不为措给粮饷,朕故加意激劝,留此一支劲兵助先生徂征半臂耳。”他们的分歧在于吴甡认为左良玉的军队跋扈难用,他鉴于杨嗣昌、丁启睿、侯恂督师时调度不灵的教训,坚决要求朝廷拨给他三万直属精兵;朱由检却认为,在内外交困之时,抽调三万精兵谈何容易,放着左良玉的二十万大军不用更是失策。次辅陈演摸准了朱由检的心理,从傍进言道:“督师出,则督抚之兵皆其兵也。”吴甡老大不悦,回敬了一句:“次辅读书中秘,未谙军旅,臣之请兵正为督抚无兵耳。”他列举河南总督除了左良玉拨给的几十名扈从外“并无一卒”,河南巡抚自从开封淹没后止剩下标营一千多人屯驻河北(指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怀庆府一带),湖广巡抚在襄阳、承天失守后“兵尽死逃”,哪有什么督抚之兵可供指挥。这样,在朝廷内部围绕着吴甡督师的问题便出现了顶牛的局面。

朱由检内心虽然很不高兴,但他知道吴甡的意见不是全无道理,故决定先调兵一万名随督师南征。兵部尚书张国维建议抽调总兵唐通部七千人、马科部二千人,另加京营兵一千,凑足一万。可是,那时正值满洲贵族军队深入畿辅、山东等地饱掠而归,唐通部正奉命追击,要等到辽东局势暂告稳定以后才能依调南下。吴甡请调的军队没有着落,迟迟不肯出京。朱由检表面上敷衍说:“姑俟兵集启行未晚也”,内心却仍然希望吴甡能尽快赶往湖广组织围剿。

到五月间,朱由检的忍耐已经到了尽头。陕西总督孙传庭在朝廷的催促下,上疏表示即将统兵出关。次辅陈演又施展落井下石的诡计,一面提出唐通部官兵负有拱卫京师重任不可轻调,一面又以孙传庭的“奋勇直前”同吴甡的畏葸不进作对比。朱由检果然大怒,下令由孙传庭接任督师,吴甡致仕回家。张献忠部义军攻占武昌后,朱由检迁怒于吴甡,八月以“故延师期,以致楚省不守,根本震邻”的罪名,把吴甡逮捕来京,不久便发往金齿卫(今云南保山县)充军。在封建社会里,出将入相历来被视为人臣最高的宠遇。吴甡的规避不前,表明明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连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都没有多大的信心了。

朱由检越是意识到自己的统治已经日薄西山,就越是倒行逆施,象输红了眼的赌棍一祥,把希望寄托于孤注一掷,妄图侥幸取胜。他除了严令陕西总督孙传庭领兵出关外,还力图调动整个地主阶级的力量同起义农民决战。崇祯十六年四月,朱由检下令对各地结寨自雄的地主武装赦罪录功,宣布“但能擒斩伪官即与授职,能收捕贼徒即与给赏,能破贼恢城献俘者即行超擢,断不逾时。”六月又颁发赏格:有能擒李自成者赏给白银一万两,封爵通侯;能擒张献忠者赏银五千两,官极品,世袭;其他按“功劳”大小分别给赏。为了欺骗群众,朱由检又一次地玩弄口惠而实不至的把戏,宣布“免河南五府田租三年”,以体现“朝廷德意”。当时河南五府已经处于农民政权管辖之下,明政府根本不可能到那里去征收租税。这种拙劣的宣传手腕能收到多大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