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在穿行于运河之中的贡多拉上、圣马可广场及其周边小巷里以及面对运河的屋顶阳台上进行。

贡多拉这种小船坐上去后感觉并不很舒服啊。

对于威尼斯人来说，这是他们的代步工具，所以，不舒服也无所谓。它们好比穿梭于城市里的小汽车，不是用来进行长途旅行的工具，所以不需要舒服的感觉。当然在陆地上行走和在水面上行船，区别还是很大的。请看去往那边的渡船。威尼斯有一条大运河（Canal Grande）把市中心一分为二，整条运河上面只有三座桥。若想去对岸，要么绕道从桥上走过去，要么就只有坐往返于大运河两岸的“站站停”渡船。坐“站站停”渡船经常会绕远路。于是，大运河上出现了私营渡船，只要花公交车走一个区间的钱，就可以把你送到对岸。观察一下乘坐这种小船的人，可以判断出他们是本地人还是外来客。本地人通常会站在船上，外来客往往坐在船内，尽管时间很短。好像是歌德很高兴地写过这样一句话：此时，自己也能像威尼斯人一样站在渡船上了。现在的威尼斯人早已没有了雄飞大洋彼岸的想法，但是，他们终究继承了不惧怕坐船的习惯。

话虽如此，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即便是现在，人们还会相互提醒：高速公路上看到挂有威尼斯车牌的车，一定要小心避让。威尼斯是一个无车城市，汽车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因此，人们对威尼斯人的驾车技术深表怀疑。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人坐马车出行时的笨拙样子甚至还被画成了漫画。

威尼斯人说话听上去好像也和佛罗伦萨人不一样。威尼斯人虽然和佛罗伦萨人一样都说意大利语，但是感觉很从容。

佛罗伦萨人说话语速很快，很直接，常常会冒出一些警句直刺他人要害。与此相比，听威尼斯人说话感觉很舒服。但这不是因为威尼斯人性格温和，而是因为在风声、波涛声不绝的船上，要顺利传递信息，只能放慢语速。在早已成为旅游胜地的威尼斯，这又是保留至今的海洋国家时代的习惯之一。

共和国时代的威尼斯不是旅游胜地吗？

不仅仅是。自古以来，威尼斯有“海上之都”之称，有独一无二的地理条件。威尼斯人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美。不管是艺术品还是别的什么，他们愿意充分利用一切已有资源来吸引游客的到来。所以，还是共和国时代的威尼斯就已经是一个旅游胜地，只不过那时的威尼斯不仅仅是旅游胜地而已。

再来说说不仅仅是旅游胜地时代的威尼斯吧。在路过基安蒂时，你说过佛罗伦萨是精英外流的国家，威尼斯不是。那么，威尼斯是人才流入型的国家吗？

15世纪末之前，佛罗伦萨也是一个人才流入型国家。14世纪中期以后的百余年里，有才能的人都向往佛罗伦萨，都愿意去佛罗伦萨。首先因为佛罗伦萨的雇主有智慧，有很高雅的审美观，需求旺盛；其次，来自各地的有才之人聚在一起、相互切磋的气氛很热烈。佛罗伦萨成为人才外流型国家可以说是始于美第奇家族族长洛伦佐去世。至于和佛罗伦萨并列为意大利城邦之雄的威尼斯成为人才流入型国家的原因，在需求旺盛这一点上和佛罗伦萨一样，但是第二个原因不同。当时反宗教改革时代已经拉开序幕，所以，第二个原因当然是“自由”，无论是言论还是在艺术表现上。

佛罗伦萨共和国作为共和政体于1530年垮台，之后是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君主国家。威尼斯共和国与此相反，从建国到灭亡的1200年间，自始至终都实行共和政体。当然，说是共和政体，既不是古代雅典那样的直接民主政治，也不是现在的代议制民主。那时威尼斯的共和政体是由少数人统治的政体，叫寡头政治。如果要在历史上寻找同类，与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有点相似。

只要出身于一个权贵家族，一到成年即可得到共和国国会的议员席位，不需要经过选举。但是，以后的晋升之路则采取选举制。120到200人不等的元老院议员就是由共和国国会议员投票选举产生的。元老院人数并不固定，这是因为一个家族只能拥有一个元老院席位。元老院相当于威尼斯共和国事实上的国会，所有官职都由元老院议员担任。尽管如此，没有内阁，威尼斯同样无法行使其职能。如果想了解详细内情，我只能再推荐你读一读《海都物语》。事实上，威尼斯共和国有一个类似于内阁的机构叫“十人委员会”，虽然事实上有17个人。当急需出台一项政策时，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它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这些方面，威尼斯与古代共和政制的罗马非常相似。但是，一个国家需要最高领导人。在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是每年选举产生的两位执政官，在威尼斯，最高领导人则是元首，只有一人，一旦当选，任期终身。元首不世袭，儿子等直系亲属不能成为后任。元首是共和国的“面子”，所以，他的威望高于所有人，但是他的权力只是元老院200张票中的一张，“十人委员会”17票中的一票。为了少数人统治的政体能充分发挥作用，威望和权力不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威望和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是君主政体，在古罗马就是帝制。

这样一来，普通市民完全被排除在国政之外，我们只能把它看作专制政体。那么无缘国政的普通市民没有揭竿而起吗？还有，在这样的政体下，为什么威尼斯共和国还会有充分的自由呢？

启蒙主义时代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

在威尼斯，有权势的人都是通过贸易积累起财富的人们。由这样的人把持国政是有威尼斯特色的共和政体。他们深知要守住自己的财富，国家——威尼斯必须发挥其国家的职能。在威尼斯，从来没有出现过堪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以及德国的富格家族匹敌的大富豪，但是，财力仅次于美第奇家族的人家很多。贫富差距当然存在，只是这种贫富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威尼斯有一个让失败者有机会重新站起来的体系，另一方面，对于为保护在外利权，在参加不可避免的战争中不幸遇难的人们，即使他们只是普通市民，政府每年也会向他们的遗族发放抚恤金。抚恤金的金额不高，以最低额为例，相当于当时著名画家提香·韦切利奥一幅画的画料的十分之一。所以，单纯依靠抚恤金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尽管如此，抚恤金制度在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尚未出现。

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经济人管理的国家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在威尼斯，无论你多么财大气粗，个人不得拥有大型划桨商船，以利润最高的胡椒为首，各种香料都是这些商船的主要货物。所有大型划桨商船归国家所有，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委托发送货物。到了东方，他们可以用带来的货物售后所得买来胡椒再运回威尼斯。这一政策不仅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了和东方国家的贸易之中，同时也有效地分散了有钱人的风险。除了上述商船，也允许个人持有用于运输利润较低的商品如羊毛、原棉、小麦等的帆船。所以，在威尼斯，像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描写的那样，拿出全部财产投资的两条船不幸沉入海底而还不起债的威尼斯商人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有这样的人，那真是丢尽了威尼斯商人的脸面，他们在被放债的犹太高利贷者追债之前早就被喜欢行政指导的威尼斯政府叫去接受调查了。

威尼斯在对外政策方面做得也很好。在西欧，教皇派和皇帝派争执不断的时代，威尼斯共和国装出一副自己属于遥远的拜占庭帝国管辖的样子，保持了中立。当然，他们没有单纯地静观其变，而是主动请缨，力劝罗马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解，促成了二者在威尼斯的会谈。当全欧洲抱成一团向伊斯兰势力发起决战的时候，还主动派遣军队站在西方一边。

如此灵活的外交政策得以实施，原因有三：第一，没有威尼斯从中起着桥梁的作用，东西方就没有贸易往来。在同一个城市里，既有德国商行也有土耳其商行的只有威尼斯。第二，要想解决与伊斯兰之间的问题，威尼斯的海军力量必不可少。没有威尼斯舰队就没有勒班陀海战。第三，威尼斯拥有大量高质量的信息。威尼斯共和国早于其他任何国家建立起在国外常驻外交官的制度，他们收集情报之快、之准确绝非其他国家所能比。对于威尼斯人来说，不能准确把握市场动向就无法进行买卖。

但是，尽管掌权的是商人，他们并没有忘记充实军备。和佛罗伦萨一样，威尼斯的陆地兵力依靠雇佣军，而保护本国市场所必不可少的海军则由本国国民组成。在元首选举中，最重要的一点不是别的，就是候选人是否担任过海军总司令官。威尼斯海军不可能出现莎士比亚剧作《奥赛罗》中主人公那样的人，摩尔人做了海军将领。

说到这里，大概你又要问，这样的威尼斯共和国和该国居民享受到的自由有什么关系？

这关系可就大了。威尼斯领导人努力保护的就是国家的独立，也就是拒绝别国的干涉。那么，独立的最大障碍来自哪里呢？来自基督教会，来自基督教会的中心罗马教廷。威尼斯不是无神论者，他们是政教分离主义者。奉行这一主义的国家和个人用意大利语叫作“信而不迷神者”。如此彻底的“信而不迷神者”，除了威尼斯人，找不出第二个民族。就连普通市民也常常把“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是基督教徒”这样的话挂在嘴边。

威尼斯共和国允许一切自由，除了不反对威尼斯特色的政体这一条件。当然，他们并非出于尊重自由的理念，只是为了避免来自基督教会以及借基督教之威的其他国家的干涉。因为在人类世界里，即便只是围绕领土之争或利权之争，打着宗教旗号的情形也并不少见。我想与基于抽象理念的自由和独立相比，只有坚持出于具体利益考虑的自由和独立才会长久。

前面已经说过，在威尼斯，宗教裁判所有三个政府方面的代表。会章规定，只要一人起身退席，裁判所的审判就流会。所以在这里从来没有过完整的异端审判或巫女审判；在这里，路德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可以无所顾忌地出版发行。我说过，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证的地方出版业难呈繁荣之势，而威尼斯的出版业始终处于欧洲领先地位。蒙田为威尼斯的自由惊叹不已。在他之后，到过意大利的法国知识分子很多，其中有一人在游记中写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他在威尼斯逗留期间买了大量的书，一切都很圆满。但是，如果把这些书直接寄送到位于勃艮第的家里，可能会引起警察机关的注意。于是，只得寄往了随员的父母家。这事发生在距离法国大革命爆发仅仅半个世纪之前。同时代的伏尔泰提出了疑问：在旧式寡头政体下的威尼斯，为什么可以保证有这样的自由？

至今，研究此问题的著作已经有很多了。研究者为了这一问题，甚至还举办过学术会议，主题是“威尼斯共和国的自由”。在这里我秉承现实而具体的威尼斯人的标准，列举三个具体事例，看看威尼斯是如何与宗教保持距离的。

现在你我所在的地方是圣马可广场，曾经的威尼斯共和国首都、威尼斯的中央广场，正面是圣马可大教堂，教堂左边现在是主教馆，右边是政府机关叫“道奇宫”（元首宫殿）。中世纪的城市由行使政权的政府机关和主持宗教事务的城市最大教堂这两大支柱构成。在佛罗伦萨，韦奇奥宫和圣母百花大教堂是该城市的两大支柱，佛罗伦萨主教居住的主教馆就在圣母百花大教堂附属的洗礼堂前面。也就是说，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是作为市民共同体的两大城市支柱。

但是，唯有威尼斯不同。圣马可大教堂是威尼斯最大的教堂。在威尼斯，无论是政治活动还是宗教活动，都在圣马可大教堂举行，游行队伍会走在前面的广场上。然而，真实的情形是圣马可大教堂只是威尼斯共和国元首个人礼拜用的小教堂，教堂的主权也不属于罗马教廷。威尼斯的主教和东方基督教界首脑一样叫“Patriarca”，而不是西方的“Vescovo”，他所居住的主教馆也没有设在威尼斯最大的教堂圣马可大教堂周边。共和国时代的主教馆设在造船厂对面距离市中心很远的地方。现在的主教馆位于圣马可大教堂左侧，是威尼斯共和国垮台、威尼斯成为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后迁来的。这就是威尼斯共和国存续的1200年间，威尼斯人在与宗教界保持距离的问题上，固执到甚至有点神经质的证据。了解这一历史就会理解罗马教皇为什么会感叹自己走到哪里都是教皇，只有在威尼斯不是。

第二个证据就是威尼斯教堂里随处可见的圣遗物。昨天你看到后，曾经很吃惊地问这是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戴在头上的棘刺冠上的一根棘刺、圣人的一根腿骨等，这样的东西就叫“圣遗物”。中世纪，从东方向西方进口圣遗物也是一桩很红火的买卖。威尼斯人是东西方贸易中的佼佼者，他们在东方收购圣遗物，运到西方后出售，从中获利。但是，无偿捐赠给祖国威尼斯的教堂的东西也不少。因为威尼斯百姓虽然对主教馆被赶到城市的边缘没有任何不满，但是看到值得瞻仰的对象就在身边，而且数量又多，他们还是很高兴的。

为此，佛罗伦萨人嘲笑过威尼斯人，他们嘲笑现实的威尼斯人为什么会信仰所谓的圣遗物，甚至都不知道这些东西会不会是哪儿弄来的马骨头。对此，有一个威尼斯人反驳道：与信仰圣遗物相比，信仰活着的圣人不是风险更大吗？一言击中了佛罗伦萨人的痛处。因为他们不信仰圣遗物却信仰萨伏那罗拉，把他当成活着的圣人了。

有这样一个插曲，萨伏那罗拉借口“烧毁虚荣”，要焚毁现世题材的绘画、雕刻以及文学书籍。佛罗伦萨市政广场中央，艺术品堆积如山。眼看火就要点燃这些作品，一个威尼斯商人站了出来，表示愿意花钱买下所有这些艺术作品。当然，一心想把佛罗伦萨变成神治国家的说教僧萨伏那罗拉和追随于他的人们一口回绝，他们认为这个威尼斯人的举动是执念虚荣的表现。艺术品随之付之一炬。在自己国家不惜一切努力拒绝宗教干涉、尽量保持独立的威尼斯人眼里，如此杰出的艺术作品一一被焚，一定心痛不已。真正合理的一方，究竟是不信仰遗骨之类圣遗物的佛罗伦萨人，还是不仅默认甚至奖励信仰遗骨之类圣遗物的威尼斯人呢？

最后一个证据是一个真实的越狱犯手记。我在《沉默的少数人》中以“越狱记”为题作过介绍。此人在耶稣会控制的罗马宗教裁判所被判异端罪而投入监狱。经过一番艰辛，越狱成功。在逃跑途中，受到很多人的暗中帮助。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这些人对他说了相同的一句话，就是“逃到威尼斯去吧”。

到了反宗教改革的时代，依然存在于威尼斯的“自由”究竟是什么？研究威尼斯和自由关系的作品比比皆是，以此为主题举行的研讨会也有，但是我想，与这一切相比，这个越狱犯留下的手记给我的感觉更加真实。

威尼斯共和国成了文艺复兴运动最后的堡垒。

在佛罗伦萨诞生并成长起来的文艺复兴精神到了罗马就变成了罗马特色的文艺复兴，那么，到了威尼斯就会变成威尼斯特色的吧？

的确如此。所谓威尼斯特色，在绘画界就叫威尼斯派。关于威尼斯派的绘画特点，好像是美术史家贝伦森说过这样的话：

欣赏出自佛罗伦萨人之手的绘画作品必须有透视画法、人体解剖方面的知识等，但是欣赏威尼斯派的绘画作品无须了解这些东西。威尼斯人画的就是画，你只需要充分享受赏画时的那份愉悦就可以了。

原话也许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只是在大学写毕业论文时看到过这段话而已。但大意应该就是这样。威尼斯派的画家只专注于绘画，他们既没有进军雕刻或建筑领域，也不关心数学或解剖。对于威尼斯画家来说，文艺复兴精神的真髓——无止境的探索精神，应该只在形状和色彩之中。

瓦萨里写过一段话，是米开朗基罗对提香的评价，在后世很有名。当时，米开朗基罗60岁，提香48岁左右。

这一天，米开朗基罗和瓦萨里相约去贝韦代莱宫拜访提香。（贝韦代莱宫位于梵蒂冈附近，由建筑师布拉曼特设计。提香应出生于威尼斯的红衣主教的邀请，在罗马住了一年左右，时间是出身于法尔内塞家族、被认为是最后一位文艺复兴教皇的保罗三世时代。）

提香给我们二人看了他从威尼斯带来的一幅画，画的是宙斯化身黄金雨落在浑身赤裸的女人达娜厄身上。米开朗基罗当着主人的面对此赞不绝口，然而，离开那儿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他说：

“威尼斯画家不学素描基本功实在令人遗憾，不向优秀的前辈学习绘画技法同样遗憾。如果那个男人如同从大自然中学习绘画那样，从前人的艺术作品和技巧中学习绘画，再加以不断练习画实物（模特儿）的话，或许可以成为一位让他人望尘莫及的优秀画家。提香具备艺术家的气质，善于把好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东西，擅长运用逼真的技法。”

有意思的是米开朗基罗和提香后来分别走了各自不同的路。仔细想想，佛罗伦萨是古罗马的城市之一，罗马是罗马帝国的首都。与这两个城市相比，在威尼斯甚至找不到古罗马的一点影子。威尼斯原是海湾中的一个浅滩，荒无人烟。罗马帝国灭亡时，为了逃避入侵蛮族的追杀，人们来到这里筑城而居。这就是威尼斯的起源。但是如果说威尼斯人对于佛罗伦萨和罗马知识分子狂热追捧的古代复兴毫无兴趣，则大错特错。只不过文艺复兴到了威尼斯，改变了它原有的风格，成了威尼斯式的文艺复兴而已。

在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以一己之力广泛收集古典抄本，并建起了图书馆。在威尼斯不存在这样一个家族。威尼斯的图书馆是公立的，由共和国政府建造，时间早于佛罗伦萨。为了逃避土耳其的威胁，拜占庭帝国的人们亡命到威尼斯时带来了大量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威尼斯政府购买这些古典，并以此为基础建起了图书馆。

威尼斯没有美第奇家族主持的柏拉图学园那样的研究古典的机构，但是，威尼斯人出版了古典的对照译本，甚至发明了廉价的袖珍本，使学生也能买得起。

在佛罗伦萨，政府机关的秘书厅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在威尼斯，政府机关事务官僚的修养也很高。马基雅维利是秘书厅的官僚，晚于他半个世纪的赖麦锡是“十人委员会”的秘书。赖麦锡曾经编写过当时最完整的世界各地旅行记，甚至连日本也收入其中。

警世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是佛罗伦萨特有的历史学家，而威尼斯始终没有出现一位像他那样的历史学家。原因是政府职能发挥充分，人们无须担忧国家的未来。虽然威尼斯没有诞生警世的历史学家，却涌现出很多忠实记录事件的编年史家，而且常驻国外的大使以及海外分公司送来的报告，其数量之大远超同时代的大国西班牙、法国以及英国。威尼斯驻外大使卸任时，有义务向元老院作详尽的报告。现在这些报告按国别分门别类进行了整理出版，只要想看谁都可以看到。看过这些报告的人一定会想：18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灭亡前的欧洲史和中近东史只要依据这些报告就可以写成。

对于商人来说没有完整的账簿就无法买卖，这些报告就源自商人的这一精神。正因为他们的这种商人精神，生活在后世的我们才有可能了解以准确而客观的史料为基础的历史。

根据这些历史记载，威尼斯的文艺复兴并非始于对罗马的传承。文化文明的创造除了财力和自由这两个条件之外，旺盛的进取心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条件威尼斯一样也不缺。只是威尼斯具备的这些条件一开始并非向古希腊和古罗马开放，而是向同时代的东方开放。请看威尼斯的建筑，你不认为它充满异国情调吗？现在尚且如此，在当时的西欧一定更显得有异国情调。这一切都是因为威尼斯与当时所谓的东方、后来的中近东和北非的密切关系超过了后者与其他任何一个西欧国家。

要追溯威尼斯的建筑史，最简单最廉价的方法是乘“站站停”渡船，从火车站前广场出发，沿大运河到达圣马可广场。之所以我取名为“站站停”渡船，是因为只有这条路线在大运河两岸交替停靠。坐在渡船最前面，既可以欣赏两岸风景，还可以观察威尼斯建筑的历史变迁。威尼斯向海外发展的时代，大商人们就在货船可以停靠的地方纷纷建起他们的办公室兼居所，因为大运河是威尼斯的交通干线。

因为是站站停，虽然步行到达圣马可广场只需20多分钟的时间，而坐渡船则需要1个小时。然而，这1个小时绝对物超所值。从简朴的14世纪样式建筑到华丽的15世纪样式建筑，再到壮观的16世纪样式建筑，坐在渡船上，威尼斯建筑史可以尽收眼底。前两种样式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到了16世纪的建筑样式，显而易见变成了西欧风格。这是因为1527年发生“罗马浩劫”事件后，建筑师纷纷逃离罗马来到威尼斯。威尼斯热情接纳了他们，并委托其中的雅各布·桑索维诺担任威尼斯主要建筑的设计。

出生于佛罗伦萨活跃于罗马的桑索维诺和安东尼奥·桑加罗，出生于帕多瓦的帕拉第奥等建筑师也来到威尼斯，接受了威尼斯委托给他们的建筑设计工作。但是在绘画领域，威尼斯对人才的流入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不对，也许应该说他们无此需要，因为威尼斯派画家的绘画早已自成一体，并且名声在外。

贝利尼家族出了两位著名的画家，他们是詹蒂利和乔凡尼。1429年，二人均出生于威尼斯，最后又都死在威尼斯，前者死于1507年，后者死于1516年。前者受共和国政府派遣，曾以艺术使节的身份前往土耳其，留下了著名的穆罕默德二世的肖像画，此画现在收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后者好像是提香学徒时期的老师。

但是，对提香影响更大的据说是生于1477年、死于1510年的乔尔乔内。人物画可以画出人物内心是同时代人献给乔尔乔内的赞美之辞。

继这些前辈之后崛起的就是生于1487年、卒于1577年的提香。在这位威尼斯派绘画巨匠之后出现的是生于1518年、卒于1594年的丁托列托和生于1528年、卒于1588年的保罗·委罗内塞，之后兴旺繁荣的16世纪威尼斯派绘画艺术拉上了帷幕。

威尼斯的三种建筑样式：萨戈瑞多宫（上，14世纪）、圣索非亚宫（中，15世纪）、角宫（下，16世纪）

“没有意大利就没有莱昂纳多，没有莱昂纳多就没有文艺复兴”；“没有罗马就没有米开朗基罗，没有米开朗基罗就没有罗马”。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威尼斯就没有提香，没有提香就没有威尼斯”。可以说提香向人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威尼斯，而威尼斯因为有了提香才变成真正的威尼斯。无论对于创造者还是欣赏者来说，这难道不是最理想的一件事吗？

作为创作者，提香的艺术特点在于色彩的运用上，他使用大量的色彩，甚至多到可以掩盖米开朗基罗指出的那些缺陷。为什么威尼斯派绘画的特点在于色彩的运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说答案就在遍布全城的运河里。在威尼斯，除了太阳直射下来的光，还有运河水面反射上来的光，由此呈现出了色彩的多样性。正是这多样的色彩把威尼斯派画家以及其中最具威尼斯风格的画家提香培养成了善于运用色彩的画家。

当然，提香不是一位简单的色彩画家，他的人物像除了画像本身还可以从中看出人物的人生。一位小说家只要看提香创作的人物画像就可以写出一篇小说。不消说，来自全欧洲的王公贵族纷纷请求他为自己作画。我想这大概就是他成为当时最吃香的画家的原因吧。16世纪中期欧洲最高权力者是卡洛斯一世，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时又是西班牙国王。此人三请提香，把他请到了王宫所在地西班牙的马德里，他只允许这个威尼斯人为自己画肖像画。皇帝卡洛斯是一位英明君主，他深知要呈现自己的人生并不容易。但是到了提香的画笔下，之前的所有故事就会浓缩在一张画布上。如果是我，我会害怕自己的人生就这样被他呈现出来。

罗马文艺复兴更多依仗于教皇朱利奥二世，他曾经把大量工作交给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去做。16世纪的威尼斯也有一个威尼斯文艺复兴的推动者，他就是在1523年至1538年间就任元首的安德烈·古利提。

人们评价安德烈·古利提是为统治而生的男人，在《海都物语》中我用了数页的篇幅介绍过此人。我试图通过追忆史实来呈现威尼斯共和国鼎盛时期的这个男人，然而依然不及提香画的一幅肖像画。这幅肖像画现在收藏于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它呈现了鼎盛时期的威尼斯，同时也充分展示了此人的一生。没有一幅作品可与此相提并论。

佛罗伦萨建筑师雅各布·桑索维诺从罗马来到威尼斯时，元首古利提热情接待了他，并把威尼斯公共建筑设计的工作交给了他；出生于佛罗伦萨共和国阿雷佐的阿雷蒂诺来到威尼斯后，古利提为这位文人提供了自由的创作环境，从佛兰德聘请音乐人担任圣马可大教堂的音乐总监，还委托提香在元首宫殿各会场绘制壁画。如果这些人早已功成名就，他这样做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三人当时都只有三四十岁，都还年轻。然而，正因为70多岁的元首古利提的智囊团中有了这三位年轻人，威尼斯文艺复兴才开出了华丽的鲜花。

不管一个人的资质多么优秀，仅靠纯粹培养是不可能创造出文化的，文化创造需要来自异类的刺激。元首古利提从来没有想过要保留威尼斯风格，正因为如此，他才是创造真正威尼斯特色的推动者。16世纪的威尼斯音乐界还需要从佛兰德聘请专业人才，但是在此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威尼斯涌现出了很多像维瓦尔第这样的音乐人才，一跃成为欧洲音乐界的领军人物。元首宫殿内提香所画的壁画大多毁于火灾，现在我们看到的壁画是丁托列托和保罗·委罗内塞后来画的。也许有人为此感到遗憾，也许有人觉得这样挺好，这是个人的喜好问题。

16世纪一跃成为文化大国的威尼斯共和国是否遗忘了商人精神呢？当然不会，因为这是威尼斯人的特点。

帕多瓦大学是欧洲第二所古老的大学，仅次于博洛尼亚大学。它是威尼斯共和国花了大力气兴建的本国最高学府，教授和学生来自欧洲各地。这所大学采用平行授课制，即每一门课有两位教授授课，而不是一位教授负责。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生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对教授的工作评定，吸引不来学生听课的教授会被开除。教授除了正常授课，还对提高学生学业负责，为此，教授们不得不时常把学生叫到自己家里进行课外辅导。伽利略·伽利莱曾经为此叫苦不迭，他认为此举严重影响自己专心研究。幸好托斯卡纳大公美第奇愿为他提供年金，于是他回到了故国佛罗伦萨。然而，享有盛名的科学家毅然离去并没有改变帕多瓦大学的平行授课制度，实在令人感慨。

在艺术领域，威尼斯政府也没有惯宠艺术家们。桑索维诺在威尼斯定居下来后担任了共和国建设总监的职位，因此，他承担的工作大多是设计公共建筑。圣马可钟楼看上去冷冰冰的，他为这个钟楼增添了小回廊，缓解了冰冷的感觉。钟楼左侧的图书馆是他设计的，不料在修建期间发生了坍塌事故。这种事故责任在设计者，桑索维诺因此被送进监狱。提香和其他艺术家们对他深表同情，纷纷为他上书请愿，他才重获自由。但获释的条件是他必须自费重建图书馆。不愿意再过牢狱生活的建筑师当然接受了这个条件。

就是在这样的威尼斯，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出了最后的一朵鲜花，结果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威尼斯全城成了一座大美术馆。18世纪来到威尼斯的德国文人歌德曾写下过这样一句话：“仅靠肉眼去看威尼斯远远不够，必须用心去看。”

必须用心去看，在佛罗伦萨和罗马也一样。

的确如此。整个意大利汇集了各个时代的人类遗产，要周游意大利，哥特式的用心是绝对必要的。

文艺复兴给现在的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遗产。概括起来，他们都是什么呢？

第一是我们现代人可以用肉眼看到的一件件艺术品。如果能用心去看这些艺术品，就太有用了。

第二是对精神独立的强烈而执着的追求。换句话说，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心去想，用自己的语言乃至于手去呈现的方式来向他人传递信息的一种生活方式。

第三种是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它不同于二元论。基督教中，神是“善”的象征，而“恶”的部分要是不让恶魔来承担的话，便解释不通了。人类世界不可能杜绝“恶”，于是人们只好把“恶”转嫁到他物身上。这就是西欧人的二元论的出发点，也就是一切事物可以分成善与恶、精神与肉体、神与恶魔两个“元”。

然而，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因为信奉多神教，所以神也有“善”“恶”之分。到了人类社会就更不用说了，同一个人身上就有“善”“恶”两个方面。一个人只有具备了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才是完整的。于是如何做到抑恶扬善就成了最重要的课题。抑恶扬善正是苏格拉底的宗旨。

在复兴古代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当然是中心。既然善恶并存的人是中心，就不能说“恶”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关。也就是说，人类不能再把责任转嫁到恶魔身上，恶同样存在于我身。于是自我约束成为必要，坚强的意志成为必要。也许可以说，文艺复兴是精神领袖们发起的一场运动，诗人但丁把他们叫作精神贵族。

但是，这样的解释意味着不能说现代的我们继承了精神层面上的文艺复兴遗产。

继承者不是那样容易出现的，所以现在依然叫“遗产”。

有没有简单又具体的方法继承它并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呢？

芥川龙之介写的《澄江堂杂记》中有一篇题为“历史小说”的短文：

既然叫历史小说，那么一个时代的风俗也好，一个时代的人情也好，多少总是要忠实于它的。同时一个时代的特色，尤其是道德上的特色，这样的主题也应该存在。例如，日本王朝时代对于男女关系的想法与现在的大不相同。作者把男女之间的关系写得既大方又坦荡，犹如他是和泉式部的朋友。这一类的历史小说在对照古今的过程中，自然能给出某种暗示，梅里美的《伊莎贝拉》是这样，法国（阿纳托尔）的《彼拉多》也是这样。

但是，日本的历史小说中尚未出现此类作品。日本的小说描写都很直截了当，大体都注重人类的闪光点，如古人的心与今人的心相通云云。年少的天才中，有没有人会提出上面这样的新方法呢？

欣赏莱昂纳多、米开朗基罗以及提香的作品不需要事先阅读介绍这些文艺复兴天才的研究书籍，导游的解说词也可以左耳进右耳出。站在他们的作品前，你要做的是把自己当成“年少的天才”，“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和他们交心即可。所谓天才，只有自己把自己当成天才才能近距离接触到。

对于那些像但丁、薄伽丘、马基雅维利这样以文章为表现手段的人也一样。他们写文章不是为了自我满足，首先必须有强烈的、希望向他人传递信息的愿望。只有这样才能成就伟大的作品。莱昂纳多·达·芬奇留下来的文章中大部分都是用“你”这个称呼，如果你不把自己看成莱昂纳多笔下的“你”，又怎能理解莱昂纳多？你可以试着把自己当作是莱昂纳多、马基雅维利、米开朗基罗的朋友，看着他们的作品，虚心聆听他们的心声，抛开一切偏见，认真思考体会，然后再把自己的体会所得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只有这样，你才可能真正理解文艺复兴精神。

我感觉终于理解了文艺复兴是什么。如果可以把它换成“慧眼”、“克己”之类的词语，文艺复兴就不是遥远时代的历史现象，我想它和现在的我们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语言意味着有概念。日本的语言不属于西欧文明圈，在这样的语言中也能找出相通概念，足以证明文艺复兴的普遍性。

宗教改革也好，反宗教改革也好，说到底只是西欧基督教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西欧基督教徒来说，它们是重要的历史现象。但是，对于非基督教徒的人来说却“毫无关系”。

但是文艺复兴不同。文艺复兴提倡的精神对于西欧基督教世界以外的人来说，同样“有关系”。证据之一就是现在常说的“慧眼”、“克己”等。我认为仅此一点正是中世纪末发生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超越时代、民族以及宗教的不同具有普遍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