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海盗

靠海洋致富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经商，另一种是当海盗。

新生的海洋国家威尼斯，选择了前一种方法。因此，他们首先要应付的对手，自然就是威胁到商船航行安全的海盗。

打击海盗——这对于决定走向海洋的威尼斯人而言，是继建国之后的又一项国家级规模的重大事业。

我曾经去亚得里亚海的东岸旅行。那里以前是南斯拉夫的领土，后来分别属于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黑山以及阿尔巴尼亚等国家。令我惊讶不已的是，掠过眼前无数的峡湾及其复杂的构造，与对岸的亚平宁半岛从威尼斯向南至布林迪西（Brindisi）呈平缓曲线的地形，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海盗而言，这里地形肯定是绝佳的基地。他们埋伏在峡湾里，一旦收到发现商船的情报，立即驾驶快船出击。抢劫之后，也不愁没有藏身之地。难怪海盗猖獗的地区不在亚得里亚海西岸，而是集中于东岸。10世纪时出没于亚得里亚海的海盗，是因拜占庭帝国的衰退而势力渐长、逐渐南下的斯拉夫人。

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的最深处。威尼斯人要想与东方做生意，除了穿越亚得里亚海以外别无他径。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东岸海盗猖獗，为什么不避而远之，沿着西岸航行呢？

从航海必需的诸条件来看，西岸就算能走，也不是一条理想的航线。与大洋上风向很少改变的贸易风（信风）不同，地中海，包括一部分亚得里亚海的风向，时常不定。在这片海域航行，几乎没有连日顺风扬帆的可能。为了等待顺风，船必须经常靠岸停泊。正因为如此，威尼斯的商船不得不选择沿岸的航路。与海岸线平坦的西岸相比，东海岸岛屿众多，到处有深入的峡湾，对避开逆风非常有利。总而言之，对海盗有利的地形，对水手同样有利。

对威尼斯人而言，打击海盗，并非赶走他们就了事了。为了确保商船一路的安全，必须建立停泊港，即基地。公元1000年前后，一个同时可以击退海盗与建立基地的好时机来临了。一位年轻人以万全的准备和果断的行动，掀开了历史新篇章。

皮耶托·奥赛罗（Pietro Orseolo）15岁的时候，其父皮耶托·奥赛罗一世当选为元首。可是两年之后，原本就信仰笃厚的奥赛罗一世，放弃了元首大位，隐遁修道院。13年以后，儿子当选，时年30岁，是史无前例的年轻元首。

公元991年就任元首的皮耶托·奥赛罗二世，接手的是一个内外形势都很不稳定的国家。

当时的欧洲世界两股势力拉锯。拜占庭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都自诩是古罗马帝国的后继者，凡事必争，互不相容。

尤其是威尼斯，政治上附属于拜占庭帝国，地理上接近神圣罗马帝国，立场非常微妙。经过漫长的岁月，威尼斯已积累起相当的海上实力，因此也成了两股势力拉拢的对象。不管是拜占庭帝国，还是神圣罗马帝国，都开始积极地在威尼斯国内培植各自的支持者。

元首皮耶托·奥赛罗二世画像

鉴于政治上或是地理上的理由，威尼斯国内原本就存在着支持拜占庭帝国以及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的两个派系。再加上外部的煽风点火，内部的矛盾愈发激烈。在皮耶托·奥赛罗二世上任前的半个世纪，两派之间的流血纷争从未间断，甚至有元首因此遭流放或被刺杀。奥赛罗一世放弃元首的地位，隐居修道院，也许就是为了逃避派系间的斗争。

然而，年轻的元首与其父不同，他没有逃避。那时的威尼斯，或许可以说是面临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与外部势力相勾结的国内各派纷争持续不断，这种情况向来是意大利城邦国家的特色。如果威尼斯不是在这当口消除了动乱的根源，它会像其他亚平宁半岛的国家一样内患连连，不可能在日后成就宏伟大业。年轻的元首为威尼斯共和国未来的发展，成功地铺平了道路。

奥赛罗二世虽然年轻，但不鲁莽。打击海盗，不仅是赶走他们，就像金币有正反两面，确保商船的基地，才能真正解决海盗出没的问题。

以前，也有几位元首亲自率领战船出海讨伐海盗。但结果都是胜负参半，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基于保证商船航行安全优先的考虑，威尼斯甚至像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其他城市一样，每年向海盗支付贡金。然而，这种做法是承认自己弱势的立场，属于一种最不可靠的保证。彻底摆脱近邻的威胁，是迟早要解决的问题。初上任的元首，虽然没有立即出征，但他停止了向海盗交付年贡。与此同时，为即将展开的行动，开始了周全的准备。

奥赛罗二世上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992年5月，拜占庭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签订了一项条约。内容和从前的一样，威尼斯共和国在拥有完全独立性的前提之下，依然维持作为拜占庭帝国附属国的地位。经济上，继续享有在拜占庭帝国境内通商的自由。如果这项条约仅仅是对以往内容的再确认，就不能将之称为奥赛罗二世的胜利。之所以说胜利，关键是以下的条款：

威尼斯商船停靠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港时，只需要交纳两苏尔多（soldo）金币，加上离港时的15苏尔多金币，合计17苏尔多金币。

在此之前，威尼斯和热那亚（Genoa）等其他国家一样，必须支付30苏尔多金币的码头税。如今可以节省13个苏尔多金币，而且只有威尼斯的商船享有此特殊待遇。君士坦丁堡是当时东方贸易的中心地。少了近一半的码头税，对于威尼斯商人而言，无疑是一笔极大的红利。威尼斯商人与他国商人的待遇差别，显示在他们销售的从东方带回的商品价格上，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这成了威尼斯海洋贸易飞跃性发展的一大基础。

在享有优惠的同时，威尼斯也被要求承担相应的义务。然而，这项义务不仅对威尼斯人无害，反而是他们内心期待的结果。拥有广阔领土的拜占庭帝国，东面有塞尔柱土耳其（Selçuklu）的威胁，南面受到阿拉伯人的侵略，始终麻烦不断。因此，它打算利用威尼斯的海军，来保护其西部的领土安全。

驱除斯拉夫、撒拉逊（Saracen）海盗，取得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原本就是威尼斯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就算拜占庭帝国不提出要求，他们自己早晚也要出手解决。现在，帝国给了一个亚得里亚海“警察”的职务，对威尼斯而言，以后就是师出有名了。

师出有名的功效，不在于行动获得了精神上的支持，而在于可以巧妙地掩饰真正的目的。同时，又可以在事前堵住周边那些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蠢蠢欲动的强国的抗议之声。

元首奥赛罗二世虽然年轻，却深谙外交之道。选择盟友，最好是强国，而且离威尼斯越远越好。因为就算是国力不强的盟友，多少也会被其所牵制。如果对方是大国，则更是后患无穷。邻近的盟友，往往比邻近的敌人更难对付。

元首结交远方盟友的政策，保护了威尼斯。如果选择了神圣罗马帝国，日后势必会卷进引发西欧动荡的皇帝党（Ghibelline）与教皇党（Guelph）的争斗中。

然而，神圣罗马帝国在地理位置上离威尼斯更近，同时也是威尼斯人销售东方商品的大主顾，即便不做朋友，也不能让它成为敌人。

在与拜占庭帝国签订条约两个月之后，元首没同国内的亲西欧派做商量，直接派使节前往神圣罗马帝国，向皇帝提出请求，希望他能保证威尼斯商人在帝国国内，即西欧境内经商的自由。

自查理曼以来，神圣罗马帝国一直给予威尼斯在其境内通商的自由（虽然有中断的时期）。威尼斯只是对以前的保证，来做再次确认。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无须威尼斯承担任何义务，因此，相对于有需求的拜占庭，这份保证不太稳定。

4年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奥托三世（Otto III）访问意大利，元首奥赛罗二世没有放过这个好机会。他写了一封信，希望奥托皇帝能做他儿子的教父，并将年幼的长子与信件一并送到了皇帝的手上。为了感谢皇帝教父的关照，奥赛罗二世将长子的名字皮耶托，改为奥托涅（奥托的意大利语读法）。在基督教世界中，为孩子命名之父与教子的关系，形同亲生父子。他的此番举动，是向神圣罗马帝国表示双方在精神上的紧密关系。

事前准备已经布置周全，接下来就是捕捉时机，采取果断行动。而这个好时机，正在一点点地成熟起来。面对拒绝缴纳年贡，背后又有拜占庭帝国撑腰的威尼斯，海盗们改变了战术，放弃海上的正面交战，换成陆上抢劫。那些遭海盗施虐的小城人民苦不堪言。

这些小城市在政治上隶属拜占庭帝国，人民自认是拉丁民族，与那些南下的斯拉夫人不同。既然宗主国的拜占庭鞭长莫及，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去向同为拉丁民族的威尼斯求救。而威尼斯共和国奉拜占庭皇帝之命，负责亚得里亚海的防卫，因此，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僭越。

海上的高速公路

公元998年5月，耶稣升天节当日，彼时37岁的元首皮耶托·奥赛罗二世，率领着众多军船，从威尼斯港扬帆起航，驶向目的地扎拉（Zara）。在那里，亚得里亚海东岸城市的20多位代表正在恭候他们的光临。为获得保护，这些代表将宣誓效忠威尼斯。

宣誓仪式庄严隆重，唯独缺少了莱西纳（Lesina）和库佐拉（Curzola）两个岛屿的代表。

仪式结束后，元首迅速地采取了行动。在威尼斯军队的猛烈攻击下，未效忠的两岛的居民不得不俯首称臣。所幸，威尼斯军队的做法有别于当时战争的惯例，他们不杀投降者。

海盗被彻底打败了。实际上，在威尼斯军溯河而上，展开大规模歼灭活动之前，斯拉夫海盗已经溃不成军。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人们不用再为海盗的袭击而胆战心惊。拜占庭皇帝非常满意这次的胜利，为犒赏奥赛罗二世的辛劳，赐予他“达尔马提亚公爵”（Duke of Dalmatia）的封号。

在如此天时地利的好条件之下，换作欧洲其他地方，势必会立即展开征服领土的行动。然而，威尼斯共和国却没有这样做。或许应该说，人口不足5万的威尼斯，即使有此心也无此力。对于亚得里亚海东岸的诸城市，不管是自愿臣服，还是靠武力征服，只要对方宣誓效忠，威尼斯共和国都给予它们几乎完全的自治权。威尼斯承担海上维安，而这些受到保护的城市，则同意向威尼斯提供港口、淡水、食物以及船员。

当时，斯基亚沃尼（Schiavoni）地方出身的船员居多，威尼斯至今还有一个叫作“斯基亚沃尼堤岸”（Riva degli Schiavoni）的港口。

不仅是地名，亚得里亚海东岸各个城市，几乎都维持了原来的政治体制，法律、风俗等一切不变。大概是因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先属于古罗马，后属于拜占庭的同种文明圈，所以这种统治方式才能成功。事实上，威尼斯打击海盗时也用了同样的方法。流血之后，立即用智慧想办法将昔日的敌人化为今天的朋友。

维安任务名义上是保护他国，实为保护自己。但对威尼斯而言，长期扮演亚得里亚海“警察”的角色，其实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

首先，要从北向南，沿线建起坚固的城塞。这些地方包括了波拉（Pola）、扎拉、希贝尼克（Sibenik）、斯帕拉托（Spalato）、莱西纳和库佐拉两岛、拉古萨（Ragusa）、卡塔罗（Cattaro）、斯库塔利（Scutari）和位居亚得里亚海出口的发罗纳（Valona），以及加莱船（galley，桨帆船）一天航行所能抵达的城镇。港口附近，需要建造可以维修船舶的造船厂和存放货物的仓库。

除此之外，还必须在那些地形复杂的峡湾、港湾深处等战略要地建立起无数的要塞或高塔，地形越复杂，所需要塞和高塔的数量越多。时至今日，我们去这一带旅行，还能见到当年威尼斯人建造的要塞遗址。要塞遗址的数量太多，以至于旅游者一路走到意大利本土时，再也激发不起好奇心。这些要塞造得都很结实，近年发生的地震，对它们也没有任何影响。可见，威尼斯人不仅擅长经商，建造要塞的技术也非常了得。

公元1000年前后的亚得里亚海周边图

就这样，威尼斯通过在陆上建立起的要塞和海上巡逻的军舰，成功地担当起了亚得里亚海“警察”的职责。担任“警察”意味着成了大国。从此之后，直到18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灭亡，亚得里亚海一直被称为“Golfo di Venezia”，即威尼斯湾。所以在中世纪的地图里，是找不到“亚得里亚海”的。

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作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曾经这样评价过威尼斯：亚得里亚海之所以能长期作为威尼斯湾存在，是因为威尼斯人没有像商人般依赖金钱，而是靠鲜血换取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也有人因此讥讽布罗代尔过分情绪化，不像学者。我觉得是这些人不懂亚得里亚海的历史。斯基亚沃尼人没有反抗威尼斯的统治，或许是因为彼此都是继承了古罗马的传统，同属拜占庭文明圈的拉丁民族，但这个地区不久之后成了匈牙利王的领地。另外，从南意大利到西西里一带，先后也被阿拉伯人、诺曼人（Normans）所统治。与这些征服者的统治方式不同，威尼斯不征用被占领区的人民当士兵，仅这一点就很不利。因此说威尼斯“死守制海权”，绝没有言过其实。

话说回来，由于只考虑军事上的意义，一开始我对“死守制海权”，尽管大脑能理解，心里却总也产生不了共鸣。为此，我走访了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各个城市；在逐一调查了威尼斯人留下的遗迹之后，才全身心地领悟到这句话的含义。

元首皮耶托·奥赛罗二世，即威尼斯共和国，决定在海上建设“高速公路”。

在现代，陆地上的高速公路，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加油站，甚至还设有零部件齐全的小型修理工厂，以便故障车辆的应急处理。人们出行前，不必带上大量的三明治、饮料等食品，公路沿线不仅有餐厅、商店，就连汽车旅馆和简单的诊所，不用离开高速，也都能找到。在彼时，威尼斯人打算在海上实现的就是这种保证旅行安全和节省时间的出行方式。

现在，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人们只要跑到有SOS（国际求救信号）标示的电话亭打电话给附近的加油站，就会有救援车来。当年威尼斯的“海上高速公路”也有类似的应急措施。只要船不偏离既定的航线，悬崖上的要塞便能接到求救信号，派出救援船去抢救。除了应急，还有预警机制。就像现在高速公路入口处张贴的例如“亚平宁山（Apennines）大雪，请使用防滑链”等告示一般，在威尼斯商船途中停靠的港口，会对航船前往的目的地的政局、是否需要加强武装等做事先的提示。向航船提供有效的情报，是停泊港的职责之一，或许应该说它是威尼斯驻守各友邦的领事们（Consul）的最重要的工作。

情报的来源，除了一部分来自本国，大多来自进港船只的船长们的报告。向领事提供消息，是船长的义务。不过天气报告不在要求之内，这大概是因为即使不听消息，那些经验丰富的水手只要望一望天空的模样，闻一闻大气的味道，就能推算出未来三天吹的是不是scirocco（从非洲吹向南欧一带的非洲热风）了。

历史上以高速公路模式的建设事业，唯一可以与威尼斯媲美的，是古罗马人建立的罗马大道。两者都是以实际利益为出发点，理念完全一致。不同的是，罗马道路大多建设于未开化地区，因此必须在马车一天的行程距离内，定点建造住宿及其他服务设施。而威尼斯的“海上高速公路”则是选在已存在城镇，整顿原有的设施，不需要从零开始。

不过，威尼斯人的任务不能说就一定比古罗马人轻松。顺便提一下，英文mansion（大厦、宅邸）的词源，就是来自拉丁语，意思是罗马大道旁的住宿地。欧洲现在不少的城镇，都是从古罗马时代街道沿线的客栈发展起来的。对于务实民族而言，不管是新建或改造，理念是基本相同的。

如果威尼斯人只满足于鱼和海盐的买卖，是不用如此劳师兴众的。但倘若想以地中海为舞台拓展生计，那么就必须将海上航线高速公路化，并且防守得固若金汤。对威尼斯人而言，亚得里亚海作为“威尼斯湾”存在，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

这番大业的基础设想及其实践，来自一位30多岁的青年，也是合乎情理的。正因为年轻，才不会产生明天可能会死之类的消极想法。30岁伊始，以后至少还有20年的寿命，所以能制订出详细周全的计划。虽然皮耶托·奥赛罗二世在担任元首17年后死去，但他所指出的方向，一直到威尼斯共和国灭亡，在长达800年的岁月里，始终是威尼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政策。

威尼斯的“高速公路”，借由200年后发生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经希腊延伸至君士坦丁堡，彻底完成了建设。（有关这部分，我将在第三章详细叙述。）这很好地证明了在整个欧洲充斥着十字军思想之际，威尼斯仍未丧失其一贯的务实精神。

与大海的婚礼

现实主义需要的是人的理性。然而，能够做出理性判断的人往往又是少数。从这一点来说，它并不适合用于民众的动员。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一项事业成功与否，取决于它是否有唤起民众的东西。”言下之意，感性的号召十分重要。

为了让亚得里亚海作为“威尼斯湾”长期存在，威尼斯人必须付出莫大的牺牲。但仅仅依靠一小撮能够理性思考的精英阶级，身先士卒地付出牺牲，是远远不够的。威尼斯是一个共和国，民众的支持必不可缺。然而，在没有迫切需要的情况下，若不使用感性召唤，是引发不起民众的热情的。12世纪正式制定的威尼斯国家庆典“海亲节”（Festa della Sensa），就是希望通过每年举办的方式，唤起民众的热情，事实上它的确颇有成效。

“海亲节”定在元首皮耶托·奥赛罗二世出征之日，那天也是耶稣升天节。以后，每年的这一天，元首都会率领政府的高官，登上绯红、金色相间的御用黄金船（Bucintoro）。这艘庆典用的加莱船十分豪华，连船桨都涂成了金色。在大批船只和贡多拉的簇拥下，黄金船驶向威尼斯的外港利多岛。在利多教堂参加完弥撒之后，元首再次登上黄金船，回到海上。在万众瞩目之下，他对着大海高声地说：“海啊！我要与你结婚！要你永远属于我！”

然后，元首将事先准备好的戒指扔进大海中，仪式正式结束。民众在迎接元首回港之后，狂欢庆祝，整天无须劳作。喜庆活动自然缺不了饮酒助兴。

有日本学者曾经撰文，说仪式代表了威尼斯这个女人与大海这个男人的结婚。不过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儿奇怪。

如学者所言，在意大利语中，共和国的确是阴性名词，大海是阳性名词，而且海神还是最具阳刚之气的波塞冬（Poseidon）。

可是，“我要与你结婚！要你永远属于我！”这种话若是出自女子之口，岂不是成了向心不甘情不愿的男人逼婚了吗？作为激励民心的口号，这似乎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我认为还是某位法国人的解释合乎情理，应该忽视文法，将元首代表的威尼斯视为男人，把大海当作女人看待。相信威尼斯的男人们也会同意这个观点。

话说回来，不管是通过理性思考，还是因为受到激励，以贸易为生，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业。辛劳的商人们一定会感叹，经商还不如做海盗来得轻松。

黄金船（18世纪的绘画）

交易商品

说到中世纪的地中海贸易，大多数人会想到以香料为主的奢侈品交易。的确，奢侈品是威尼斯商人销售的最具代表性的商品。但奢侈品不是生活必需品，做买卖，一定是从提供买方绝对需要的货物开始，至于其他那些刺激人们购买欲望的产品，是下一步的事情。

在以河川贸易为中心的时代，威尼斯商人贩卖的商品一直以鱼和海盐为主。10世纪进入海洋贸易时代之后，主要商品被木材和奴隶取代。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都是威尼斯商人的大主顾——北非伊斯兰教教徒们最希望得到的东西。

基督教禁止将基督徒作为奴隶买卖，但没有完全废止奴隶制。那些所谓的异教徒和不信上帝的人，即非基督徒，是可以作为奴隶进行交易的。

天主教对此的解释是：肉体上的束缚有助于精神上的救赎。根据这个解释，除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异教徒，那些同为基督徒但非属天主教的，例如一向被罗马天主教视为异端的东正教的信徒，从理论上来说也是可以作为奴隶买卖的。当然，最大的奴隶产地，还是那些没有基督教化的地区。公元6世纪时，奴隶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9—10世纪，则是东欧的斯拉夫人。

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的普及，奴隶的来源逐渐减少。11世纪之后，为了寻求奴隶的供给，威尼斯商人不得不远赴黑海。

中世纪的奴隶贸易，是从欧洲流向非洲的。奴隶的买主，大多数来自北非的撒拉逊人。虽然有一些奴隶被卖到后宫，但绝大多数被卖给了穆斯林的军队以补充军力。罗马教皇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曾下令禁止将奴隶卖给异教徒，与其说这是出于道德上的理由，不如说是鉴于军事上的考虑。禁令反复颁布了数次，可见是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作为威尼斯最初的两大主力商品，与奴隶并驾齐驱的是木材。买方同样也是北非的伊斯兰教教徒。非洲的北部地区，由于长期砍伐，对森林缺乏保护，木材相当紧缺。相反，在威尼斯的背后，有着大片的木材供给地。甚至有人说，威尼斯之所以能成为先进的造船国家，正是因为周围有物美价廉的木材供给地。装满奴隶和木材的威尼斯商船，经过亚得里亚海（应该说是威尼斯湾），驶向非洲。

可是，中世纪的木材也是军需物资。教皇和皇帝频频颁布命令，禁止将木材出售给异教徒，威尼斯商人对此照例是置若罔闻。

在北非卖了奴隶和木材的威尼斯商人，拿着伊斯兰教教徒支付的金银“外币”转向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们采购的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西欧人最渴望的奢侈品，如香料、布料、金银手工艺品以及宝石等。带着这些奢侈品，威尼斯商人从君士坦丁堡返回到威尼斯。上述的路线，是威尼斯商人初期行商时的主要路线。商船一抵达威尼斯，还来不及卸货，货物就被从欧洲各地赶来的等候多时的商人们抢购一空。

至少到13世纪为止，东方文化的先进程度远高于欧洲。在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祭坛背后，有一块叫作“Palad' Oro”的黄金屏风，屏风上刻有诸圣人的浮雕，周边镶满了璀璨的宝石。据说这是皮耶托·奥赛罗一世定制的，所以可以确定是公元10世纪末期的作品。在那个时候，制作这类精美的作品需要专门请君士坦丁堡的黄金工匠打造。

威尼斯的船

威尼斯人非常清楚，船是他们的国家基础。法律规定：除了老朽不堪的破船以外，威尼斯人不得向外国人出售任何船只。威尼斯人买的船，必须是国内制造的。

与其他国家相比，威尼斯人的造船技术一直到16世纪为止始终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遵守第二条法规，对人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但向外国人出售船只会遭到重罚。因此，只能卖零件，不能卖成品。

帆船

有关从13世纪末开始到14世纪期间的船舶构造以及航行技术的变革，将留在第四章中叙述。这里要讲的是在此之前的事情。当时威尼斯的船，从功能上分成两大类：帆船和加莱船。

帆船在每个时代都是最典型的商船。它在结构上有以下特征：

首先，以船帆为主动力，没有船桨。航行时一旦遇到海风骤停的情况，唯有耐心等待风再起。进出港口时，需要放下事先预备的小船，靠小船牵引。

船形从侧面看呈圆状。长度大约是宽度的三倍，给人一种圆嘟嘟的感觉。它的主要目的，当然是载货。

船上有2—3根桅杆。船帆呈三角形，俗称“拉丁帆”（lateen）。船头和船尾各有一个舰桥，操舵室设在船尾的舰桥上。若是大型的帆船，船尾的舰桥会高达数层，在顶层除了操舵室之外，还有供贵宾使用的船舱。

桅杆上建有瞭望台。它不仅有观察之用，作战时还可以作为攻击的火力点。

甲板通常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客舱和船员休息室，下层堆放货物。

在朝圣这项“观光事业”上，威尼斯属于发达国家。因此随着商人、十字军战士以及朝圣者人数的不断增长，帆船日益趋向大型化，年代记里甚至将那些大型帆船称为“漂浮的要塞”。威尼斯拥有排水量500吨级的帆船，的确不辱“Roccaforte”（要塞）之名。

在现代，即便是普通的商船的排水量也在1万吨级左右，10万吨级的远洋油轮更比比皆是。与它们相比，威尼斯的帆船似乎根本微不足道。不过在19世纪之前，500吨级已属于大型船。18世纪时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不过比威尼斯帆船稍大一点儿而已。“五月花（May Flower）”号的吨位是180吨，而哥伦布乘坐的“圣玛利亚（Santa María）”号才100吨左右。

中世纪时拥有200吨级大型帆船的，只有威尼斯或热那亚这些活跃的海洋国家，至于“要塞”级别的，据说整个地中海仅有6艘。根据1260年的记录，威尼斯和热那亚各拥有两艘。因此，当时的大型商船，通常是在200吨级。

这类大型帆船，有两个形状像独木舟划桨似的舵干，设置在船尾的两侧，由操舵室控制。

船上大约有10—20个大小不一的船锚，根据其各自的用途，配备了不同长短的锁链。这些船锚是非常重要的财产，详细情况将在第四章中说明。

大型的商船装有三根桅杆，其他船则是两根。桅杆不是笔直向上，而是微微前倾。桅杆的上方有一根斜桁，其长度几乎与船相同，上面挂着的，就是前言所述的三角帆。

帆船图

船上预备了大量的船帆。说到大量，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英国纳尔逊（Horatio Nelson）统帅时代的帆船。那时帆船的桅杆上有若干根帆桁，帆桁上均绑着一面船帆，航行时同时迎风扬起。但是威尼斯的帆船，不会出现这样的景象。桅杆上只有一根帆桁，帆桁上只挂一面船帆。之所以要预备大量的船帆，一是做破损时的替换，二是根据情况不同轮换使用。比如说，微风的情况下，前桅的帆桁上挂的是用薄棉料制成的大型帆，叫作“阿提莫内”。而当暴风雨来临时，便会降下帆桁（当时的帆桁没有固定在桅杆上），换上厚重面料制成的小型帆。船停靠港口时，帆是卷在帆桁上的。

在古代最为常见的四角帆，为什么在中世纪以后，变成三角帆了呢？无论是古代或中世纪，地中海的自然条件并未改变，唯一的解释就是技术改良。四角帆和三角帆，都有其各自的优缺点。

首先说四角帆。它在顺风时强劲有力，所谓乘风扬帆、飞速前行，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可一旦遇上逆风，不消说前行，稍有不慎就会被吹得倒退。换言之，四角帆适合于在一定时期内，定向吹贸易风（信风）的大洋航行。只要算准了刮顺风的时机，便可以出海。

三角帆虽然在顺风时速度比不上四角帆，但逆风时，只要转换45度角，走“之”字形即可前行。地中海以风向多变著名。在这一带航行，相对于不刮顺风便无法航行的四角帆船，三角帆船在行动上有着更大的自由度。

当然，四角帆船也没有完全消失。仍然有不少只用四角帆的小型船只。1300年以后，一艘船上同时配备四角帆和三角帆的船只逐渐增加，其中的主要原因，其一是为了顺风航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风力，其二则是开通了穿越直布罗陀海峡、通往大西洋的贸易之路。

根据风向，（日本等）国家把风称为东南西北风。相比之下，古代欧洲风的名字可是有趣多了。（据说这里指示的方向是以出亚得里亚海到地中海中心的一带为基点。）

北风——屈拉蒙塔那风（Tramontana），Trans Montagna的简称，意思是从山对面吹来的风。

东北风——格雷科风（Greco），不用说就是希腊的意思。

东风——莱万特风（Levante），太阳升起的方向，东地中海通常被称为Levante海。

东南风——西罗科风（Scirocco），从叙利亚方向吹来的风。

南风——澳斯特罗风（Austro），澳大利亚的国名由此而来。

西南风——利贝乔风（Libeccio），从利比亚方向吹来的风。

西风——波南脱风（Ponente），太阳落下的地方。

西北风——马埃斯特尔风（Maestrale），法语称密史脱拉风（Mistral），意为从罗马方向吹来的风。在中世纪人的观念里，古罗马是“全民族之师”（Maestro di Popoli），简略成Maestrale，即来自尊师所在的方位。

如今，渔夫们依然使用这些风的名称。另外，它们也经常出现在天气预报以及学术文献中。

说回帆船。尽管三角帆在逆风中保持了较大的机动性，但是像“要塞”级的大型船，由于逆风时风的阻力过强，无法出港的概率相当大。可见，船体不是越大越好。于是，出现了一种名为“克里提”的小型帆船。由于它的排水量在百吨左右，因此在逆风时也可以自由航行。

这类船有一个舰桥，设在船尾。只有一层甲板，吃水较浅，不适合用于作战，故多用于运输。另外还有一种体积稍大，叫作“乌西雷”的船，专门用来装运战马。船身经过特别的设计，可以将马直接从马场拉进舱底。这种运马的船，之后在运载十字军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加莱船

如果问活跃于中世纪地中海上的是什么船，相信大多数人会立即回答是加莱船。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那些认为地中海上所有的船都是有船桨的加莱船，而且划桨的全是戴着锁链的奴隶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如前章节所述，威尼斯的船并不都是加莱船，帆船的重要地位从来没有减弱过。帆船的长度是宽度的3倍，因其短圆的形状，又被称作柯克船（Cocca）。与之相比，加莱船的长度是宽度的8倍，所以叫“长船”（Nave Lunga）或“细船”（Nave Sottile）。加莱船的宽度通常在5米，因此长度就有40米之长。除了大型船之外，一般的加莱船上只有船尾一个舰桥。

桅杆通常是两根，如果是大型船的话，不少船会装三根桅杆。帆桁与船身同长，也是40米。船帆当然是三角帆。不过加莱船与帆船不同，它的备用帆仅供帆破损时交换，不必像帆船那样，为应对气候的变化而预备种类不同的帆。如果遭遇恶劣气候，加莱船需降下船帆，改用船桨推进。

相对于没有风就不能动弹的帆船，加莱船的优点在于受风向影响的程度较小，行动自由。除此之外，因其船体构造狭长低矮，所受风力及海水的阻力小，速度很快，据说可达到4—6节（1节＝1海里/小时=1.85公里/小时）。

不过，加莱船也有缺点。一是载货量不多，二是人力成本过高，所以不太适合作为商船使用。与帆船相比，它需要划桨手。如前文所述，如果划桨手不是奴隶，就必须付薪酬雇用水手。

当时最常见的加莱船是一种叫作“布雷米”（Bireme）的船，每块座板上并排坐两名划桨手，每人各持一支船桨。不久之后，一排坐三名划桨手的“特雷米”（Trireme）成了主流。有时候将之翻译成“三层浆船”，这种译法姑且不论古代，至少不适合中世纪时的实际情况。

船桨固定在船舷外的支架上。之所以不固定在船舷上而是延伸至舷外，是鉴于杠杆原理，支点离手越远，越能提高划桨手的划桨效率。这种方法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采用，威尼斯人只是在此基础上做了改良。

普通的加莱船有27排，每一排的两侧各有两名划桨手，一条船上共计有108名划桨手。“要塞”级的超大型帆船，据说船员人数在百名以上。一般的加莱船，仅是划桨手就达到了这个数字，如果是普通的200吨级的大帆船，船员应该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加莱船除了百名以上的划桨手之外，另外还需要20到40名船员。我们简单计算一下，就知道150人的与50人的薪水差额是相当大的。

加莱船虽然是靠船桨推进，但是除非有紧急情况，否则不会有连续10小时繁重劳动。加莱船的航海日志上，常常会出现“喜遇顺风”的文字，可见，它不是始终以浆划行的。我认为，船桨类似于现在游艇上的马达，能用帆的时候，尽量使用，所谓的当风使尽帆。而划桨手则将船桨固定在略高于水平的位置，趁机歇息。不过，船在进出港时，划桨比用船帆更容易操作。此外，遇到海风突然停止的情形，也是加莱船的应变能力强。海上突然无风无浪，而且持续连日的状况其实是挺频繁的。帆船的航海日志中，常常出现因没有海风，只好在海上漂流了数日的记录。就算情况没有如此糟糕，但清晨或日落前海上无风的现象，只要是在海上生活过的人都应该经历过。

综合以上的优缺点，加莱船的确比帆船更具有优势。与交易方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一向是威尼斯商人最为重视的问题。因此，能够较准确估算出航行时间的加莱船，有其作为商船的价值，尤其是它适合在风向和地势均很复杂的地中海航行。其不足之处在于需要经常靠港进行补给。不过由于当时的航行只能依靠简单的航海图、指南针以及肉眼观察，即便是大型船，也会尽量避免夜间航行，因此这也不能算致命性的弱点。顺便提一下，罗盘是在进入14世纪以后才普及的。

加莱船最大的使用价值还是作为军船。打仗时，它的那些诸如人工费用过高、货载量不足等缺点，就变得无关紧要了。遭遇敌军时，立即降下船帆、飞快地划动船桨，此时此刻，加莱船不受风向影响以及容易操舵等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如果对方不是加莱船，那么，是否开战的决定权便在这一方了。

一旦开战，加莱船尖锐的船头就变成了武器，直接插入敌船的腹部。那时大炮尚未普及，海战形式基本上是船与船的撞击，以及双方士兵在甲板上肉搏。这种情况下，一定是人多有利。威尼斯加莱船的划桨手也属于战斗力，因此在人数上占有优势。不过奴隶是不打仗的，所以就不能让奴隶充当划桨手。

军用加莱船的划桨手是按照以下方式征召的：

威尼斯有60多个教区。每一个教区都有一本20—60岁男子的征兵登记册，按顺序细分为12人一组。每次军务，该派谁参加，由小组全体成员决定。决定人选之后，其余的11个人每人拿出1里拉，再加上国家付的5里拉，出征的人可获得16里拉的俸禄。若被征召的人因某种理由无法出征，他可以支付6里拉，请组里的其他人顶替。这就是威尼斯的兵役制度。

以上讲的是军船的情况。如果是商船，人员则都是为了赚钱的劳工。由于威尼斯人口少，仅靠本国人无法满足需求，因此船员中不少是来自友邦或殖民地的民众。除了威尼斯雇用自由民作为划桨手之外，热那亚、比萨等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也都鉴于同样的理由不使用奴隶。那些用锁链锁住奴隶或战俘，强迫他们划桨的，主要是阿拉伯人或者海盗。

威尼斯共和国要求船上的所有成员自备武器，因此，负责战斗的不仅是专门的骑士，船员、划桨手们也必须携带轻武器登船。划桨手们的座板之所以建在上甲板，而不是能遮风挡雨的下甲板上，就是为了战情发生时，这些人可以随时作为武装人员投入战斗。在接近敌船之前，他们的任务是划桨，一旦两船相近，即刻绑好船桨，拿起斧头和刀剑，杀向敌人。在划船驶向敌人时，常常会遭遇对方船上射来的弓箭，所以进入战斗状态的加莱船的船舷上会放上盾牌，保护划桨手。

除了剑、斧、长枪、弓箭等武器之外，还有一种钉满尖钉的角材掷向敌人。另外，肥皂水也是重要的武器。船员们把它泼向敌船，弄得甲板滑不唧溜，让对方的士兵站不住脚。想想那些全副武装的大男人们滑倒在满是肥皂泡的甲板上，真是让人忍俊不禁。不过，这可不是我在开玩笑，是千真万确的史实。

在威尼斯共和国，商船与军船是没有严格的区别的。这种状况不仅发生在10世纪到13世纪之间，直到18世纪末共和国灭亡，始终如此。

虽然大致上可以把加莱船视为军船，把帆船看作商船，不过这只是鉴于加莱船适合打仗，帆船适合行商的理由而已。实际上，加莱船也作为商船使用，不适合战斗的帆船，也曾作为运输船，称职地担当了军船的角色。也许只有那些装载着商品，正驶向目的地的船，才能算真正的商船吧。

以威尼斯当时所面临的环境，不能严格地区分使用商船与军船是形势使然。一旦在海上遇到突发事件，从威尼斯本岛或其他基地即刻会出动军舰救援。同时，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军船也会行动起来。甚至商船如果碰巧距离事发地不远，有时也会接到去指定港口报到的命令，那是一个商船也必须配备自卫武器的年代，看似匆忙中临时组建的队伍，其实是训练有素的舰队。因为威尼斯共和国对海上发生紧急事态早就有所预料，所以无论是军船或商船，从船的大小、武装程度、船员人数、货物载运量，到航行时间以及大致的航路，都由国家指定并严格地掌控。

当然，军事专用的船也是存在的。不过，这些纯粹的军事用船，在构造上与其他的加莱船无异，船员也并非都属于威尼斯海军，仅仅是因为人员数量多于商船。当时海战的形式为短兵相接，因此，士兵的数量左右战况。包括划桨手在内，军船上的武装人员自然是多多益善。即便是加莱船，如果船员数在60人以下，都不能算作军船。在船上出现大炮之前，所谓的军船是由船员数决定的。那些商用的加莱船或帆船，在航行途中，一旦因形势需要组成舰队，就必须听从军舰指挥官即海军统帅的指挥。

正如我在第一章的国家建设所述，威尼斯共和国具有极大的国家决策力，其“行政指导”之强势，在其他国家找不到同例。这一点让异国的民众颇感不可思议：威尼斯民众为何能忍受这种情况，没有抱怨呢？

或许是因为大多数威尼斯人知道，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相一致的。再加上威尼斯统治阶层即大商人们，精心设计和实施的平等执行法律以及公正（不是平等）分配利益的行为，没有让民众感到不满吧。如果只是单纯地依仗权力，由上至下地施压，共和国1000余年的历史中，反政府的运动不可能仅发生两次，威尼斯人也不可能享受到同时代的他国人民不曾拥有的安定的国内环境。

皮耶托·奥赛罗二世所奠定的国家政策基础，可以概括为以下三项：

第一，建设海上“高速公路”。第二，保持独立，不依附东方或西方任何一方的强国。第三，利用代替东方强国拜占庭帝国执行安保任务的机会，当上了亚得里亚海的“警察”。

以上这些政策，从公元1000年前后皮耶托·奥赛罗二世担任元首开始，一直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仅第三项政策有所变化，200年间始终是威尼斯共和国政治、外交的基本方针。至于是固守还是改变方针，其决定因素在于它们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个根本原则。

有道是“起初有言”。但在威尼斯共和国则是：“起初有商”。威尼斯人是中世纪时的“经济动物”，但这些“经济动物”们对此似乎并不抱有劣等感。威尼斯人可能清楚地认识到，要保持高效的商贸运作，必须在政治、外交、军事上的各个方面都拥有精准、巧妙的手腕，而这种技能，毫不逊色于创造作品的艺术。凭借“起初有商”，威尼斯共和国生存了1000余年。

海上的“高速公路”给威尼斯带来了安全、可靠以及节省时间等好处。而对于建设及运营“高速公路”所付出的人力和物力的牺牲，威尼斯人将它们看作为了国家利益所付出的“必要经费”。与威尼斯同时代的其他海洋国家，其实也很热衷于基地的建设和维护，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威尼斯那样，政策贯穿始终，而且坚持不懈。

“威尼斯人靠自己的鲜血，保卫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这是那些并不欣赏威尼斯共和国做法的人给出的赞词。在现代的历史学家中，持这种观点的尤其多。如果中世纪的威尼斯人听到这些赞扬，不知道会有什么表情？

那些谈论独立与自由的人们，往往是出自意识形态。与之相反，威尼斯人保卫独立和自由，完全是因为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阅读威尼斯人的文章时，我发现与其他文字相比，独立与自由两个词出现的频率极低。也许他们不属于疾声高呼独立与自由的民族吧。

然而，实际上威尼斯人对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且确确实实地守住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历史上不乏强调捍卫独立和自由，可是一旦遭遇苦境，就轻易地放弃了高尚的意识形态的例子。倒是威尼斯人的执着，更令人感到有趣。相信事情对自己有实际利益，可能比相信理念上的好事，来得更顽强一些。威尼斯人从来不会一面倒地依附于东方或西方的某一强国，由始至终保持独立和自由，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威尼斯地理上虽然近西欧，政治上却隶属拜占庭帝国。因此，哪怕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不能将威尼斯占为己有。同样，罗马天主教会，也无法以威尼斯人是天主教徒为由，强迫他们服从教皇的命令。因为威尼斯人尽管不是希腊东正教徒，但在政治上属于东方帝国。这种巧妙的身份立场，让威尼斯躲过了席卷中世纪的教皇与皇帝的战争。

最初因对教理不同的解释而引发的骚动，没过多久便成了权力之争。那些所谓的皇帝党和教皇党，其实并不是对皇帝或教皇深信不疑，而是原本就交恶的人们选边站而已。由于纷争不仅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而且还来自各国的内部，因此战火愈演愈烈，远到佛罗伦萨都深受其害。整个意大利，几乎只剩下威尼斯没有卷进这场斗争。从保证国家公权力有效运转的角度来看，这是威尼斯幸运的选择。

话说回来，由于地理上位置相近，再加上宗教上信仰相同，威尼斯不可能完全地做到事不关己。它决定担当起调停的角色，毕竟没有战争的地方，比较好做生意。

公元1177年，威尼斯邀请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红胡子（Barbarossa）皇帝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来到威尼斯。在主人塞巴斯蒂安·齐亚尼元首（Sebastian Ziani）的斡旋之下，双方签署了和平协定。当然这场名为教理争论，实为利益冲突的争战，不可能因此偃旗息鼓，但是它让冲突的两方都认识到威尼斯对哪一方都无恶意。这个结果意味着威尼斯商人的通商自由将不会受到侵犯。

其实，真正让威尼斯下功夫的，是与另一边的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因为他们的主要商业在东方。拜占庭帝国在给予威尼斯人行商特权的同时，要求他们代帝国担当起保卫其西方领土的职责。双方的这种关系，从11世纪开始，持续了近200年。

向东方扩张

公元1000年时，威尼斯人面对的是斯拉夫或撒拉逊海盗。到1081年，征服了南意大利与西西里的诺曼人变成了他们的新对手。

这些占领了南意大利、来自遥远的诺曼底地区的人们，尽管不断地从故乡呼朋唤友、招兵买马，终究还是人数有限。但他们不仅作战能力优秀，统治能力也不比其他民族逊色。他们中的一支渡海到英国，征服了那片土地。在西西里的诺曼人同样如此，占领意大利南部并不能让他们满足，拜占庭帝国才是他们的远大目标。

拜占庭帝国的西部边境，位于希腊的西岸。诺曼人从他们管辖下的亚得里亚海西岸的巴里（Bari）出发，渡过亚得里亚海出海口附近的狭窄海域，在对岸的都拉佐（Durazzo，今阿尔巴尼亚境内的都拉斯）登陆。从都拉佐到君士坦丁堡，有一条古罗马时代建造的埃格纳提亚大道，近乎笔直地横穿希腊。当年尤里乌斯·恺撒就是沿着这条路追击庞培；屋大维——安东尼联军与布鲁图会战的腓立比平原，也是在这条大道边上。中世纪时的路况因年久失修已今非昔比，但沿途没有障碍阻挡精兵良将前进的绝好条件，却是古今不变。拜占庭皇帝写信给威尼斯元首，希望他出兵拦截已经在都拉佐登陆的诺曼人。

其实不用皇帝开口，威尼斯势必也会出兵。因为诺曼人的行动，对于威尼斯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如果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狭窄地带也被诺曼人占领，威尼斯将会成为瓮中之鳖。

然而，接到皇帝要求的威尼斯共和国却表现得若无其事，反倒向拜占庭提出了出兵的交换条件：一是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威尼斯的商业基地，二是让威尼斯商人享有与拜占庭商人同等的待遇。

眼看着烽火越烧越近，皇帝不得不点头接受。于是，威尼斯舰队驶出了威尼斯港。都拉佐攻防战是威尼斯打的第一次真正的战役。双方在激战之下，最后以威尼斯胜利而告终。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总算松了一口气。

公元1000年时，威尼斯以当“警察”打海盗为条件，换得了港口税减半的优惠待遇，但这一次与诺曼人作战，拿到的才是真正的特权。

拜占庭皇帝向威尼斯商人开放了境内所有的领土。这意味着威尼斯商人可以在包括色雷斯（Tharce）、马其顿（Macedonia）、希腊，以及小亚细亚到叙利亚在内的几乎整个东地中海地区自由行商。而且，威尼斯人与拜占庭商人同样享受关税全免的待遇。

这还不算完。皇帝还允许威尼斯人在位于君士坦丁堡中心地带的金角湾（Gold Horn）建立居住区，不仅是商店、仓库和领事馆，甚至可以建造威尼斯船专用码头。居住区内理所当然地享有治外法权。从特许颁布的1082年开始，威尼斯“商社”的分店，在君士坦丁堡城内，一间接一间地开张。

以前，威尼斯商船只能走威尼斯到东方、东方到威尼斯的固定航线，如今不再受此限制。查阅当时商船的航海资料，会发现很多船都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从黑海一带经叙利亚前往埃及，然后原路返回。这意味着威尼斯商船不必每次都得先返回本国港口，而是直接取道异地。这个变化，为威尼斯商业飞跃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据说当时有1万名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按其本国（包括妇女儿童在内）不足10万的总人口计算，大约每三名威尼斯成年男子中，就有一人以君士坦丁堡为据点，东奔西走地做着买卖。从那之后，威尼斯政府对拜占庭国内的动向，变得愈发地敏感。如果从君士坦丁堡作为威尼斯商业根据地的重要性考虑的话，这种反应实属正常。

所以，当11世纪末西方开始十字军东征时，威尼斯最初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因为拜占庭帝国对十字军的行动颇为怀疑。对威尼斯而言，参加十字军所能获得的利益，与拜占庭给予的特权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说白了，就是不划算。

话说回来，有人受益，难免就有人受损。尤其是在那个力量至上的年代，你不杀人，人就杀你。

因威尼斯商人的蓬勃兴起而受到最大伤害的就是以君士坦丁堡为根据地的拜占庭的商人们。以前，两者间有待遇上的差别，又属于卖方与买方的关系，所以没有什么矛盾。待遇平等之后，威尼斯商人则变成了他们强劲的竞争对手。更何况威尼斯商业在“行政指导”方针的基础上，一直得到本国的大力支持。对于蜂拥而至的威尼斯商人，拜占庭的同行们自然是义愤难平。

拜占庭商人们的不满，正巧与因付出过高代价而感到后悔的皇帝不谋而合。再加上不甘心被对手威尼斯拔了头筹的热那亚和比萨的旁敲侧击，拜占庭皇帝开始表露出不再延续特权许可的意向，甚至打算把目前给予威尼斯的利益，转授予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中最弱势的比萨。

1099年，打着十字军舰队旗号的威尼斯舰队，从亚得里亚海南下，驶向东方。可是舰队在罗德岛（Rhodes）靠岸下锚后，便没了继续朝巴勒斯坦前进的迹象。他们走访附近的岛屿，收集圣人的遗骸，消磨时间，就是原地不动。而此时的巴勒斯坦正处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激战之中。

期间，传来消息说比萨的舰队正集结于爱琴海。负责十字军海上补给的比萨主力舰队正准备与本国的援军会合。这时，威尼斯人的舰队开始行动了。但他们不是驶向巴勒斯坦，而是前往相反方向的爱琴海。

威尼斯舰队前往巴勒斯坦，是在他们歼灭了比萨舰队，并且从惊慌失措的拜占庭皇帝那里再次确认了既得特权不变之后。

当威尼斯舰队的身影出现在雅法（Jaffa，今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海面上时，比萨、热那亚的舰队早已抵达，十字军战士们正陷入苦战。十字军的将领乔弗雷·布里昂希望威尼斯舰队加入战斗，因为他们的船上配备了最新的攻城武器。作为交换条件，威尼斯人获得了基督徒占领下的巴勒斯坦所有区域的自由贸易权。威尼斯舰队不仅攻击了雅法，在获胜之后又参加了海法（Haifa）之战。

一年半后回到威尼斯的舰队带回了丰厚的“土产”——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各个城市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前提下设立贸易基地的许可。

热那亚和比萨通过参加十字军提供海上供给，很早就在巴勒斯坦地区拓展商业。丧失了先机的威尼斯，现在终于可以和他们比肩而立了。

一旦抓住机会，绝不迟疑，即刻进取，直到完全占有——这是威尼斯共和国一贯的手法。但是，在中东确立了立足之地后，20年间威尼斯的舰队从未涉足那里。他们不是不去，而是不能去。

为了消灭匈牙利王企图占领亚得里亚海东岸的野心，威尼斯花了20年的时间。匈牙利王是拜占庭皇帝的亲戚，又因为接受了天主教洗礼与罗马教廷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海盗不同，他是真正的劲敌。与匈牙利王为敌的威尼斯，为守住“高速公路”可谓是千辛万苦。除了匈牙利王，威尼斯与已经攻打到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诺曼王，也始终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直到遏制住这两大强敌之后，威尼斯才腾出精力，将目光投向了巴勒斯坦。

1123年，由40艘加莱船、28艘帆船，以及4艘大型加莱商船所组成的威尼斯舰队，在元首多米尼克·米迦勒（Domenico Michele）的率领下从威尼斯港出发，沿亚得里亚海南下，横穿过爱琴海，一路向东行。但舰队进入雅法附近海域时，已进入夏季。

巴勒斯坦周边图

由于埃及的穆斯林军转为攻势，雅法遭受着来自海陆两方的攻击。可是，就在威尼斯舰队到达前的一刻，雅法摆脱了围困。这样，威尼斯海军不必打仗，只需要负责海上警戒，以防敌人随时来袭。但元首并没有让斗志昂扬的士兵们就地休息，决定立刻追寻埃及方面的踪迹。埃及穆斯林舰队一定正朝着他们占领下的阿什凯隆（Ascalon）港行驶。

为防止被敌人发现，威尼斯舰队伪装成运输船队，由4艘大型的加莱船打前阵，让对方误以为是朝圣者乘坐的商船。朝圣船上有钱的基督徒居多，一向是穆斯林军队的上好猎物。

果不其然，原本已经靠近阿什凯隆，正准备进港的埃及舰队，发现了笼罩在晨霭里的4艘大型加莱商船，他们随即调头驶回了海上。晨霭渐渐消失，折返的埃及舰队这才发现，大商船的后面竟然还跟着40艘加莱军舰。措手不及的埃及人来不及逃生，便被卷入了混战中。战斗以威尼斯的获胜而告终。元首乘坐的旗舰，用加莱船特有的锋利的船头，刺向对方旗舰的船腹。沉入海中的舰船，将方圆3公里的海面染得通红，为威尼斯的胜利画下了完美的句号。

不过，事情还没结束。彻底击败了埃及人之后，威尼斯舰队继续南下，途中遇上驶向阿什凯隆港的埃及商船。威尼斯人轻而易举地将其捕获，船上诸如金银、胡椒、肉桂等大批货物自然也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

精神、物质双丰收的威尼斯舰队，挥师北上，加入了十字军的泰尔城（Tyros）攻城战。1124年，泰尔沦陷。自此，阿什凯隆以北，再也没有一个港口被伊斯兰人所占领。也就是说，十字军诸国在巴勒斯坦的所有港口都是安全的。

威尼斯从亚得里亚海的女王，逐渐变身为东地中海女王，能与威尼斯海军分庭抗争的，唯独剩下热那亚。

即便如此，威尼斯共和国也没打算完全脱离拜占庭帝国。不过，对于拜占庭皇帝而言，这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原本只是让威尼斯代为保护西方的安全，没想到它变得如此强大。但现实中拜占庭又离不开威尼斯海军的保护。虽有心想找别国取而代之，偏偏热那亚和比萨正在为争夺科西嘉岛打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这个余力。

纵使心中有万般不愿，拜占庭皇帝还是不得不继续让威尼斯商人享受特权。而威尼斯人的确是一个与无利可图的霸权思想绝缘的民族。

虽然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境内享有完全的自由，但克里特岛（Crete）和塞浦路斯岛（Cyprus）是例外。因为这两个岛屿作为东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具有非凡的意义。日后，当威尼斯人计划将整个东地中海地区占为己有时，首先盯上的就是这两座岛屿，而且在得手之后，不惜任何代价誓死捍卫。

拜占庭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这种微妙的关系到1170年前夕终于破裂了。因为威尼斯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都过于强大了。

1168年，为了对抗拜占庭皇帝迟迟不肯更新对威尼斯的贸易特权，元首维塔·米迦勒（Vital Michele）二世发布禁令，禁止所有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的贸易活动。两年后的1170年，改变了主意的皇帝与元首达成和解，威尼斯人再次出现在君士坦丁堡。

可是，一年后，即1171年，拜占庭的皇位刚完成交替，君士坦丁堡就出现了激烈的反威尼斯人运动。这场由皇帝暗中煽动的民众暴动很快就蔓延开来，愈演愈烈。威尼斯人的居住地遭到破坏；停泊在港口的威尼斯商船被放火烧毁。更不幸的是，很多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被皇帝的手下绑架，作为人质囚禁起来，甚至有人遭到杀害。那些侥幸坐船逃离君士坦丁堡的人，先在叙利亚等城市躲避了一阵，最终还是只能返回祖国。不用说，两国间断绝了来往。

从那以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君士坦丁堡城中看不见威尼斯商人的踪影。威尼斯将其主要贸易地，转到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威尼斯人一边以这些地方为中心进行商业活动，一边以相当克制的态度，努力修复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

1190年，威尼斯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们的商人又获准在君士坦丁堡从事贸易活动。然而，威尼斯共和国非常清楚，不可能再期待拜占庭帝国像过去那样长久地与他们保持特殊的关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着手计划与拜占庭完全划清界限，把现在这种模糊不定的关系，做一个彻底的了断。

那时的西欧，也正处于低迷的状态。1147年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而告终；1187年，萨拉丁占领了耶路撒冷。1189年，十字军声势浩大地开始第三次东征，可是除了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的英雄事迹之外，其余可谓是乏善可陈。这让西欧的骑士们无地自容，他们非得干点儿什么来挽回颜面。

这两股潮流，就这么巧合地交汇在了一起。1202年开始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正是两股潮流的交汇点。

这是一出由威尼斯人编剧、导演、主演的大戏。当然，一切遵循的还是“起初有商”的原则。